作為公認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精神領袖，胡適一生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等人類普世價值，矢誌不渝。他曾經寫過《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可以有憲法》、《知難，行亦不易》，對國民黨的一些做法和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提出尖銳批評。離開大陸後，他堅決支持雷震在台灣創辦《自由中國》雜誌、組建反對黨，希望以此推動蔣介石政權走向憲政。1960年9月，雷震因所謂“知匪不報”的罪名被國民黨當局逮捕，胡適多方設法營救，充分表現了一種為了民主自由理想殞身不恤的精神。
然而，有一點大家也許想不到，胡適曾經當過鐵杆“保皇黨”。
範泓《隔代的聲音》一書介紹: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後，馮玉祥宣布與吳佩孚脫離幹係，他連夜班師回京，發動“首都革命”。11月15日，馮玉祥部逼清廢帝溥儀立即搬出紫禁城，遷居醇親王府。此事引起軒然大波。當日胡適即致信北洋政府外交總長王正廷，接著，又將此信發表於11月19日的《晨報》，批評馮玉祥的做法。胡適說:“我是不讚成清室保存帝號的，但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清室優待條例》曾規定”民國政府待之以外國君主之禮“，故有此說，作者注)，條約的關係。條約可以修正，可以廢止，但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胡適的信發表後，除溥儀的英文老師莊士敦表示讚許外，多數人紛紛指責，這些指責的人裏包括胡適的朋友、同事周作人、李書華、李宗侗等人，指責胡適的人一個共同的觀點是:在中華民國的國土之內，不應該有一個皇帝與中華民國共同存在。皇帝的名號不取消，就是中華民國沒有完全成立。然而，胡適始終堅持自己的看法。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胡適，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中一種非常可貴的東西，那就是現代契約意識。胡適自己也說過，他並不認為建立民國後清室應該保存帝號，但民國政府與清室雙方的條約既已簽訂，而且又經過了南京參議院的批準，理應履行承諾。民國方麵如果對這個優待條例不滿意，自然可以加以修訂，前提是它坐下來與清皇室重新談判，以達成新的協議，在雙方未達成共識之前，必須按原協議執行。
胡適在“保皇”過程中表現的這種契約意識，與他早年接受的西方教育關係甚大。1910年胡適赴美國康乃爾大學留學，1915年轉至紐約哥倫比亞大學，1917年6月學成歸國，時間長達6年零10個月。胡適曾在一篇文章中講到自己的心路曆程:在美國7年，他細心觀察民主憲政實地施行的結論，修過政治理論和製度的課程，在1912年的大選年受過民主憲政方麵的專門訓練，最後奠定了對民主憲政的“始終信仰擁護”。而對基本規則的嗬護是民主憲政的應有之義。
胡適逝世於1962年，離現在已將近半個世紀，因為某種人為的原因，他當年發出的許多聲音一直塵封在曆史的深處。然而，曆史終究是公正的，隨著大量有關胡適的書籍的出版，曆史上真實的胡適開始展現在我們麵前。他在20世紀的中國社會所表現出的現代契約意識和對自由民主理念的堅守，越來越成為我們這個民族思想遺存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燭照著我們今天的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