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湖南師範學院(即現在的湖南師範大學)校園裏，人們經常可以見到一個麵容清瘦、濃眉如劍、不苟言笑的老者來去匆匆，他就是時任學院圖書館資料員的嚴怪愚。很少有人知道這個外表平平常常的老人前半生有過怎樣的壯懷激烈、又是如何名滿天下。
嚴怪愚(1911-1984)是民國八大名記者之一，他隻做了短短十幾年記者卻留下了五百多萬字的新聞、文學作品，這在沒有電腦的時代絕對是一種奇跡。嚴怪愚出生於湖南邵東，原名嚴正，進入新聞圈才取了個嚴怪愚的筆名，後來人們隻是記住了嚴怪愚，而不太記得嚴正，就像現在許多人知道有個大文豪叫魯迅，卻未必知道魯迅原先叫周樹人一樣。1930年嚴怪愚考上湖南大學中文係，做校醫的父親極力反對他學中文，逼著他學熱門的經濟，開學不久，他即轉入經濟係。然而，嚴怪愚人在經濟係，心卻始終在文學上。他閱讀廣博、才華橫溢，在校期間就出版了《百感交集》一書。
嚴怪愚性情曠達，不拘小節。他嗓子好，會唱歌，一般的樂器都會弄幾下。大學期間經常抱一把舊琵琶，在校園裏邊走邊彈邊唱，全不顧別人異樣的眼神。嚴怪愚不善理財，錢在手中經常留不住，沒有錢就四處賒欠，校園四周的小攤小販，他都欠過錢，不過，他從不賴賬，稿費一到，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還款。隻是由於習慣性的豪放，往往舊賬尚未還清，新債又欠上了。在畢業前的紀念照上，他幽默地寫道:“一縷青煙歸去也，麓山處處有麻紗”。麻紗，是湘方言，即“麻煩”的意思。具體到嚴怪愚，當然是指所欠的賬。
然而，作為新聞人，嚴怪愚絕對是第一流的。他不但新聞嗅覺敏銳，而且剛正不阿，敢於堅守自己的新聞良知。他當年辦過《力報》、《正中日報》、《中國晨報》、《實踐晚報》，報名雖異，理念則一:抨擊時弊，同情弱者，呼喚正義。
大學畢業後，嚴怪愚即踏足新聞界。做記者的第一年，他前往滬寧采訪，隨即拜訪了魯迅先生，對魯迅極為敬重。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嚴怪愚在他與朋友合辦的《力報》上發表文章說:“高爾基逝世，西方落了一個太陽;魯迅去世，中國殞了一個月亮”。當時國民黨的地方禦用報紙《國民日報》主編羅心冰大肆攻擊魯迅，嚴怪愚在《力報》上連續組織特刊予以抨擊，讓羅心冰不得不求饒。
1939年，廣西軍閥大肆吹噓廣西是全國的“模範省”，有“國防強大”、“建設繁榮”、“道德高尚”三大成就。嚴怪愚抱著一探究竟的心態去廣西采訪，結果發現事實與軍閥的宣傳相隔天壤，於是寫了篇《草色遙看近卻無》的通訊，揭露了廣西軍閥的謊言。文中說:“廣西的國防確實很強大，省城桂林有一架進口的暫時還不能起飛的軍用飛機足以證明;廣西的建設確實很繁榮，不睜開眼睛就看不到衣衫襤褸的難民流入湖南;說到道德，那就更高尚了，要在離城三五裏的偏僻處才可以看到暗娼和抽大煙的，如此‘模範省’，怪不得聞名遐邇了。”把白崇禧等人氣得頭發頂著天花板。
嚴怪愚最為人稱道的壯舉是在國內第一個揭露了汪精衛的賣國投敵。1938年12月29日，汪精衛在越南河內發表臭名昭著的“豔電”，建議重慶國民政府走所謂“和平”之路，與日本政府的近衛聲明一唱一和，實際上等於公開投降日本。當時的重慶各報雖然也知曉其中一些內幕，但因為政府禁止媒體報道，隻好沉默;中共的《新華日報》要照顧與國民黨的關係，也不方便披露。時任《力報》采訪部主任的嚴怪愚從重慶國際新聞社負責人範長江那裏得知汪精衛投敵的消息，義憤填膺，當即寫成《汪精衛叛國投敵前後》一文，指出:“汪兆銘先生倡導的和平運動，是公開投敵的可恥勾當，也是片麵抗戰路線的必然趨勢。日寇在華進行政治誘降，看來已初見成效，國內切不可等閑視之。”文章在《力報》頭條刊出後，在國內外產生了極大影響，公眾通過各種方式向當局施壓，要求嚴懲賣國賊。當時的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嶽對嚴怪愚極其惱火，因為其時嚴怪愚在重慶，薛對他無可奈何，隻得在報上登出“嚴怪愚造謠惑眾，誣陷黨國，已在重慶捉拿歸案，槍斃了”這類的文字欺騙公眾。真相比石頭更堅硬，在民意壓力下，重慶國民政府不得不改變最初的曖昧態度，允許中央社和各報報道汪精衛叛國醜聞，並且宣布將汪精衛開除出國民黨，嚴怪愚及《力報》才因此幸免於難。
歲月總在流逝，許多記憶已湮滅在人世的粉塵，但我相信，不向黑暗低頭的老新聞人嚴怪愚已成為一座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永遠留存在一個民族的史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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