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庭院的力量，在於以千年韌勁弘揚了教育對於一個民族的極端重要性。我一直在想，曆史上一切比較明智的統治者都會重視教育，他們辦起教育來既有行政權力又有經濟實力，當然會像模像樣，但為什麼沒有一種官學能像嶽麓書院那樣天長地久呢？漢代的太學，唐代的弘文館、崇文館、國子學等等都是官學，但政府對這些官學投注了太多政治功利要求，控製又嚴，而政府控製一嚴又必然導致繁瑣哲學和形式主義成風，教育多半成了科舉製度的附庸，作為一項**事業的自身品格卻失落了。說是教育，卻著力於實利、著意於空名、著眼於官場，這便是中國曆代官學的通病，也是無數有關重視教育的慷慨表態最終都落實得不是地方的原因。當然，其中也不乏一些文化品格較高的官員企圖從根本上另辟蹊徑，但他們官職再大也擺脫不了體製性的重重製約，阻擋不了官場和社會對於教育的直接索討，最終隻能徒呼奈何。那麼，幹脆辦一點不受官府嚴格控製的私學吧，但私學畢竟太瑣小、太分散，彙聚不了多少海內名師，招集不了多少天下英才，而離開了這兩方麵的足夠人數，教育就會失去一種至關重要的莊嚴氛圍，就像宗教失去了儀式，比賽失去了場麵，做不出多少事情來。
正是麵對這種兩難，一群傑出的教育家先後找到了兩難之間的一塊空間。有沒有可能讓幾位名家牽頭，避開鬧市，在一些名山之上創辦一些“民辦官助”的書院呢？書院辦在山上，包含著學術文化的傳遞和研究所必需的某種**精神和超逸情懷；但又必須是名山，使這些書院顯示出自身的重要性，與風水相接，與名師相稱，在超逸之中追求著社會的知名度和號召力。立足於民辦，使書院的主體意誌不是根據一時的政治需要而是根據文人學士的文化邏輯來建立，教育與學術能夠保持足夠的自由度；但又必須獲得官府援助，因為沒有官府援助麻煩事甚多，要長久而大規模地辦成一種文化教育事業是無法想象的。當然獲得官府的援助需要付出代價，甚至也要接受某種控製，這就需要兩相周旋了，最佳的情景是以書院的文化品格把各級官員身上存在的文化品格激發出來，讓他們以文化人的身份來參與書院的事業，又憑借著權力給予實質性的幫助。這種情景，後來果然頻頻地出現了。
由此可見，書院的出現實在是一批高智商的文化構想者反複思考、精心設計的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種清風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體符合中國國情，上可摩天，下可接地，與曆史上大量不切實際的文化空想和終於流於世俗的短期行為都不一樣，實在可說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讓人讚歎不已的創舉。中國名山間出現過的書院很多，延續狀態最好，因此也最有名望的是嶽麓書院和廬山的白鹿洞書院。
嶽麓書院的教學體製在今天看來還是相當合理的。書院實行“山長負責製”，山長這個稱呼聽起來野趣十足，正恰與書院所在的環境相對應，但據我看來，這個稱呼還包含著對朝廷級別的不在意，顯現著幽默和自在，盡管事實上山長是在道德學問、管理能力、社會背景、朝野聲望等方麵都非常傑出的人物。他們隻想好生管住一座書院，以及滿山的春花秋葉、夏風冬月，管住一個**的世界。名以山長，自謙中透著自傲。山長薪俸不低，生活優裕，我最近一次去嶽麓書院還專門在曆代山長居住的百泉軒流連良久，那麼清麗優雅的住所，實在令人神往。在山長的執掌下，書院采取比較自由的教學方法，一般由山長本人或其他教師十天半月講一次課，其他時間以自學為主，自學中有什麼問題隨時可向教師谘詢，或學生間互相討論。這樣乍一看容易放任自流，實際上書院有明確的學規，課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幾次嚴格的考核，此外，學生還必須把自己每日讀書的情況記在“功課程簿”上，山長定期親自抽查。課程內容以經學、史學、文學、文字學（即小學）為主，也要學習應付科舉考試的八股文和試帖詩，到了清代晚期，則又加入了不少自然科學方麵的課程。可以想象，這種極有彈性的教學方式是很能釀造出一種令人心醉的學習氣氛的，而這種氣氛有時可能比課程本身還能熏陶人、感染人。直到外患內憂十分深重的一八四〇年，馮桂芬還在《重儒官議》中寫道：
今天下惟書院稍稍有教育人才之意，而省城為最。餘所見湖南之嶽麓、城南兩書院，山長體尊望重，大吏以禮賓之，諸生百許人列屋而居，書聲徹戶外，皋比之坐，問難無虛日，可謂盛矣！
這種響徹戶外的書聲，居然在嶽麓山的清溪茂林間回蕩了上千年！
在這種氣氛中，嶽麓書院的教學質量一直很高，遠非官學所能比擬。早在宋代，長沙一帶就出現了三個公認的教學等級：官辦的州學學生成績優秀者，可以升入湘西書院；在湘西書院裏的高材生，可升入嶽麓書院。在這個意義上，嶽麓書院頗有點像我們現在的研究生院，高標**，引人仰望。
辦這樣一個書院，錢從哪兒來呢？仔細想來，書院的開支不會太小，在編製上，除山長外，還有副山長、助教、講書、監院、首事、齋長、堂長、管幹等教學行政管理人員，還要有相當數量的廚子、門夫、堂夫、齋夫、更夫、藏書樓看守、碑亭看守等勤雜工役，這些人都要發給薪金；每個學生的吃、住、助學金、筆墨費均由書院供給，每月數次考核中的優勝者還要發放獎金；以上還都是日常開支，如果想造點房子、買點書、整修一個苑圃什麼的，花費當然就更大了。書院的上述各項開支，主要是靠學田的收入。所謂學田，是指學院的田莊。政府官員想表示對書院的重視，就撥些土地下來，有錢人家想資助書院，往往也這麼做，而很少直接贈送銀兩。書院有了這些田，就有了比較穩定的經濟收入，即便是改朝換代，貨幣貶值，也不太怕了。學田租給人家種，有田租可收，一時用不了的，可投入典商生息，讓死錢變成活錢。從現存書院的賬目看，書院的各項開支總的說來都比較節儉，管理十分嚴格，絕無奢靡傾向。但學田的收入又往往少於支出，那就需要向官府申請補助了。我想，那些劃給書院的土地是很值得自豪的，一樣是黑色的泥土，一樣是春種秋收，但千百年來卻是為中國文化、為華夏英才提供著滋養，這與它們近旁的其他土地有多麼的不同啊。現在我的案頭有一本二十年前出版的書中談到書院的學田，說書院借著學田“以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收入作為常年經費”，憤懣之情溢於言表。按照這種思維邏輯，地租和典息都是“剝削收入”，書院以此作為常年經費也就逃不脫邪惡了。為了這種莫名其妙的小農意識，寧肯不要教學和文化！中國的土地那麼大，可以任其荒蕪，可以淪為戰場，隻是劃出那麼微不足道的一小塊而搞成了一項橫貫千年的文明大業，竟還有人不高興，這並不是笑話，而是曆史上一再出現的事實。中國的教學和文化始終阻力重重，嶽麓書院和其他書院常常陷於困境，也都與此有關。而我，則很想下一次去長沙時察訪一下那些學田的所在，好好地看一看那些極其平常又極其不平常的土地。
嶽麓書院能夠延綿千年，除了上述管理操作上的成功外，更重要的是有一種人格力量的貫注。對一個教學和研究機構來說，這種力量便是一種靈魂。一旦散了魂，即便名山再美，學田再多，也成不了大氣候。
教學，說到底，是人類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種文明層麵上的代代遞交。這一點，曆代嶽麓書院的主持者們都是很清楚的。他們所製訂的學規、學則、堂訓、規條等等幾乎都從道德修養出發對學生的行為規範提出要求，最終著眼於如何做一個品行端莊的文化人。事實上，他們所講授的經、史、文學也大多以文化人格的建設為歸結，尤其是後來成為嶽麓書院學術支柱的宋明理學，在很大程度上幾乎可以看作是中國古代的一門哲學——文化人格學。因此，山明水秀、書聲琅琅的書院，也就成了文化人格的冶煉所。與此相應，在書院之外的哲學家和文化大師們也都非常看重書院的這一功能，在信息傳播手段落後的古代，他們想不出有比在書院裏向生徒們傳道授業更理想的學術弘揚方式了，因此幾乎毫無例外地企盼著有朝一日能參與這一冶煉工程。書院，把教學、學術研究、文化人格的建設和傳遞這三者，融合成了一體。
在這一點上，我特別想提一提朱熹和張栻這兩位大師，他們無疑是嶽麓書院跨時代的精神楷模。朱熹還對廬山的白鹿洞書院作出過類似的貢獻，影響就更大了。我在嶽麓書院漫步的時候，恍惚間能看到許多書院教育家飄逸的身影，而看得最清楚的則是朱熹，盡管他離開書院已有八百年。
朱熹是一位一輩子都想做教師的大學者。他的學術成就之高，可以用偉大詩人辛棄疾稱讚他的一句話來概括：“曆數唐堯千載下，如公僅有兩三人。”以一般眼光看來，這樣一位大學問家，既沒有必要也沒有時間再去做教師了，若就社會地位論，他的官職也不低，更不必靠教師來顯身揚名，但朱熹有著另一層麵的思考。他說：“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複於善，而不當複論其類之惡矣！”（《論語集注》）又說：“惟學為能變化氣質耳。”（《答王子合》）他把教育看成是恢複人性、改變素質的根本途徑，認為離開了這一途徑，幾乎談不上社會和國家的安定和發展。“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語類》）在這位文化大師眼中，天底下沒有任何一種事業比這更重要，因此他的目光一直注視著崇山間的座座書院，捕捉從那裏傳播出來的種種信息。
他知道比自己小三歲的哲學家張栻正主講嶽麓書院，他以前曾與張栻見過麵，暢談過，但有一些學術環節還需要進一步探討。有沒有可能，把這種探討變成書院教學的一種內容呢？一一六七年八月，他下了個狠心，從福建崇安出發，由兩名學生隨行，不遠千裏地朝嶽麓山走來。
朱熹抵達嶽麓書院後就與張栻一起進行了中國文化史上極為著名的“朱、張會講”。所謂會講是嶽麓書院的一種學術活動，不同學術觀點的學派在或大或小的範圍裏進行探討和論辯，學生也可旁聽，既推動了學術又推動了教學。朱熹和張栻的會講是極具魅力的，當時一個是三十七歲，一個是三十四歲，卻都已躋身中國學術文化的最前列，用精密高超的思維探討著哲學意義上人和人性的秘密，有時連續論爭三天三夜都無法取得一致意見。除了當眾會講外他們還私下交談，所取得的成果是：兩人都越來越佩服對方，兩人都覺得對方啟發了自己，而兩人以後的學術道路確實也都更加挺展了。《宋史》記載，張栻的學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而朱熹自己則在一封信中說，張栻的見解“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反複開益為多”。朱熹還用詩句描述了他們兩人的學術友情：
憶昔秋風裏，
尋朋湘水旁。
勝遊朝挽袂，
妙語夜連床。
別去多遺恨，
歸來識大方。
惟應微密處，
猶欲細商量。
……
（《有懷南軒呈伯崇擇之二首》）
除了與張栻會講外，朱熹還單獨在嶽麓書院講學，當時朱熹的名聲已經很大，前來聽講的人絡繹不絕，不僅講堂中人滿為患，甚至聽講者騎來的馬都把池水飲幹了，所謂“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幾乎與我二十七年前見到的嶽麓山一樣熱鬧了，隻不過熱鬧在另一個方位，熱鬧在一種完全相反的意義上。朱熹除了在嶽麓書院講學外，又無法推卻一江之隔的城南書院的邀請，隻得經常橫渡湘江，張栻愉快地陪著他來來去去，這個渡口，當地百姓後來就名之為“朱張渡”，以紀念這兩位大學者的教學熱忱。此後甚至還經常有人捐錢捐糧，作為朱張渡的修船費用。兩位教育家的一段佳話，竟如此深入地銘刻在這片山川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