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從何時開始，這個社會就像瘋了一樣。沒人知道為什麼，雖然發生的一些事情符合製度的條條框框，但總有人感覺不對勁。比如，穿著漢服的人。憲法又沒規定人們不讓穿奇裝異服——況且漢服和不算是奇裝異服，但這些穿著漢服的人就像著了魔一樣，逢人就說“發揚文化”、“抵製文化入侵”雲雲。誠然，法律規定宗教自由，可漢服不是宗教的產物，國家自然無法管控，穿著漢服的人便理所當然地鑽了法律的空白，在不擾亂社會秩序的底線之上肆意妄為。犯罪的人，沒有犯罪動機，既不是因為錢財，也不因為遊戲玩多了，隻是純粹為了犯罪而犯罪，或者是把小得可以忽略的事情給無限放大，導致悲劇的發生；又或是抱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心理，明知自己沒有好果子吃，也不能讓別人吃上一口。人們急功近利地追求錢——貨幣，在現實社會中要想進行各種商貿行為所必須的一種一般等價物，它不是萬能的，但是在現實的社會中，作為同樣以現實物質存在的它，又是萬萬不能的——讓鬼推磨就鬼推磨，讓磨推鬼就磨推鬼，錢說怎麼做，人們就怎麼做，以至於人們在追求錢的同時忽視了很多的東西。道德便是其中之一。人們成為了為金錢工作的機器，不再有思想，自己的主見建之於他人的認知上。他人若有一點惡念，自己就墜入了無盡地獄，對於道德認知隻停留在“別人怎麼認為的”層麵，沒有一點自己的判斷思維，萬一被人利用，後果不堪想象。現在媒體記者的春秋筆法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把白的抹黑，把黑的洗白，把公眾最想知道的、原始的真相把玩於股掌之中。盡管社會上有良心、有本心的記者也不在少數，但是他們發出的聲音太小，沒人關心，正所謂“真相在少數人的手中”，但是在“隨大流”的時代，這些少有的正義的聲音，反而成為了“虛偽的謊言”。......好在，一個叫黎明鎮的地方，完全沒有上述所說的那種“市井中的紛亂”。這裏四季分明，不旱不澇，良田萬畝，材木不可勝用；這裏民風淳樸，人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斑白者不負載於道路；這裏沒有臃腫的商業化和工業化，有的是籬笆院、磚瓦房和柴火垛。這裏就像陶潛筆下的《桃花源記》那樣——“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垂髫，並怡然自樂。”不同的是，黎明鎮和繁華的都市的連接，不過靠一條公路，再加上一個小時的車程而已，那個“繁華”的都市，叫永安。盡管永安是內陸城市，但它擁有發達的公共交通係統，上天入地無所不能：快捷的公交和軌道交通自然不必多說，倘若有錢沒時間的話，還可以雇傭一架直升機，一邊瀏覽永安風光，一邊趕赴目的地。在永安公路客運中心站，公路大巴們日夜奔走，不知疲倦——它們必須要追上現代都市的發展速度，倘若有半點懶惰，就會被超過。此時，在“永安—邊外”的公路大巴上，一個叫李啟明的人進入了我們的視線。李啟明，男，三十歲，標準的一米八大個，無論何時都是一頭烏黑的毛寸頭，身穿牛仔褲和白色半截袖，腳踩一雙便宜地遍地都是的361°，就是這麼一個人，在他20歲從永安醫科大學畢業後服從調劑，被分配到了邊外縣靠邊李鄉黎明鎮衛生所——盡管他知道這不是古代那種“犯人被流放到邊疆”那樣的懲罰，但是在他剛來黎明鎮的時候，他很不適應農村生活：喝不慣深井水，吃不了農家飯，見到別人家院子裏的大狼狗嚇得喬叫喚，他自己感覺像是被別人算計了一樣，來到這個鳥不拉屎的地方。好歹在經過他母親的勸導之後，安定了下來，還在當地蓋了一間大瓦房，還把自己的母親接過來住。從那時起，李啟明的生活算是有了改觀，雖說衛生所不是以盈利為目的，但是獲得的收入也讓李啟明餓不著，他母親則是靠天吃飯的農民；父親死於肺癌，生前嗜好抽煙，這並不難解釋他父親英年早逝的原因，沒人知道他父親的死和他後來學習醫術有何關聯。......在經過這幾年的生活之後，他變得不是很愛講話了，和其他的醫務工作者相比，他更冷靜，更沉穩，看上去更加睿智——社會就需要這種“看在眼裏，記在心裏，死了帶到棺材裏”的人。滄海一粟，當他晃過神來，看著自己，坐在大巴車裏的自己，感覺這幾年的生活就像放幻燈片一樣，不知不覺就走到了今天，而黎明鎮的男女老少們在經過他和他的衛生所的精心管理之下，一年到頭沒病沒災，有一年爆發大規模禽流感，隻有黎明鎮安然無恙。李啟明深知，大巴車外的燈紅酒綠從來不屬於他，他也對這些毫無興趣，對於他而言，最奢侈的事情，就是在院子裏放張桌子，一邊喝著哈啤，一邊啃雞爪子，享受著徐徐清風的清涼午後。恍惚間，大巴車已經開到了黎明路口。“五塊的，黎明路口到了。”車上的售票員沒好氣地喊著，似乎有些厭倦了日複一日的跟車工作。人們提著大包小裹下了車，李啟明也是其中之一，隻不過他兩手空空。沿著路口往屯子裏走十幾分鍾，遠遠就能看到看到李啟明目前工作的地方，黎明鎮衛生所——一棟算是很顯眼的純白色二層小樓，上書“邊外縣黎明鎮衛生所”，，後邊的那棟紅磚大瓦房就是他家。現在正是夏天農忙時節，他的母親應該早就下地幹活去了，當然不會在家，於是，他隻能進衛生所裏邊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