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同原市。
我叫鄭嵐，今年19歲，大一的學生。國慶假期，我回到家收拾房間。房間裏擺滿了大箱子，箱子裏都是我的書。其中有三個箱子，我做過標記: “小學”“初中”“高中”。
小學的書好辦，容易拿；高中的書也還好吧，不是很沉；但就在拿“初中”這個箱子時，我不慎被這箱子砸中了腦袋。好在，這箱子沒砸中太陽穴、百會穴這等要害處，不然我早都玩完了。我隻覺得疼。我四下裏望了望，有張照片。哦，那是我初中時候的畢業照。這張照片是2015年6月30號照的，所有人統一穿校服。這事兒，當時屬實把我們眾人氣得不輕: 因為我們是最後一屆穿舊款校服的學生。這個款式，是在2000年那一款校服上做的加工: 衣服隻是在手腕處加了一些花紋；褲子也是從白底藍紋變成了藍底白紋，紋路由先前的兩條線變成三條線，僅此而已；但比我們低一屆的學弟學妹們穿的卻是2013年的新款。但現在想來也是可以理解的: 同原中學1973年建校時窮得叮當響，連做校服的錢都騰不出來；他們直到1983年才做出了第一代校服。2000年有了第二代校服，而我們穿的，是2008年調整後的第二代校服。
2012年，我們來到同原中學，迎接我們的未知；2015年，我們離開同原中學，帶著滿滿的回憶。
而在入學之前，學校要有一個摸底考試，靠這個分班。當時有許多家長很不滿，因為他們懷疑這個學校是不是得考進去，如果是，那是違法的（在九年義務教育實行之前還真就是得考進初中）。當然了，也有少數家長覺得沒什麼，比如，我媽。她覺得，考得再複雜，橫豎都是小學六年學的東西，就算摻和點初中的東西，也沒點啥。而我，自然也覺得沒啥，放輕鬆就是了。
摸底考試花費的時間並不長，語文給了一個半小時，數學給了一個小時，天黑之前就完事兒了。孩子們都出來了，家長們還在議論這事。這些家長大多都互相認識，聊起來話也多得很。等到自家孩子都走到家長跟前了，家長們這才打個招呼，各回各家了。我比較好奇地問我媽: “您跟她們都聊了些啥？”
“別提了，”我媽苦笑著說，“人家們的話那叫一個多，我想插話都難。何況這邊的人經濟狀況普遍都好，咱們家在這邊屬於低收入家庭。”
低收入是個啥概念呢？拿我們家舉個例子吧: 我爸每月3500，我媽每月3200，合起來6700，就屬於低收入的家庭。而家長們收入的平均值是每月13000元，比平均值的一半也高不了多少。
為什麼我要提這個呢？因為這和我們在學校過得是好是壞幾乎是直接掛鉤的。有錢的差生比缺錢的學霸過得好，而且好得不止一星半點兒。所以我初中三年雖然得過獎、入過團，但相對其他人來說，還是過得挺慘的。
一個月後，8月25日下午，同原中學。
我們的班主任拿著摸底考試的成績單看了半天，然後問道: “鄭嵐在哪兒？”
“這兒。”我怯生生地舉起了手。
我們的班主任是一個從教近二十年的女教師，皮膚略黑，一頭卷發，平日裏就板著臉，讓人感覺不好說話（這裏所謂的“不好說話”是指很難讓她答應去做出一丁點的讓步或者通融）。雖然她的認真負責讓人欽佩，但她的處事方式卻是很難讓我們接受的，比如說，我們班上有人和其他班的人打架了，她不分青紅皂白，先把自己人打一頓。這也就是我們班許多人又敬她又怕她的原因所在。
好了，序章呢，就是介紹個大概情況。下麵，我們開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