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要想成大事的人，就要時刻提醒自己做事要迅捷，決策要果斷，隻有敢於決斷，並立即付諸行動，你才會搶占先機，接近成功。想成功，就不要畏懼風險，唯有帶著沉重的風險意識，敢於懷疑和衝破以往的常規，通過冒險而取得成功後，才會享受到人生最大的喜悅。
功高不傲，小心處世
朱元璋能由一介平民而成為一代王朝的開國皇帝，除了時勢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和朱元璋本人超凡出眾的智謀與策略外，還在於他手下有很多人才。在朱元璋的功臣中，有一個人功勞尤其大，他就是徐達。
徐達出生於濠州（今安徽鳳陽）一個農家，兒時曾與朱元璋一同放過牛。在其戎馬一生中，有勇有謀，用兵持重，為明朝的創建和中國的統一立下了赫赫戰功，是中國曆史上顯赫的謀將帥才，深得朱元璋賞識。
可是，就是這樣一位戰功赫赫的人，卻從不狂妄自大。徐達每年春天掛帥出征，暮冬之時還朝。回來後即刻將帥印交還，回到家裏過著十分儉樸的生活。照常說，這樣一位兒時與朱元璋一起放過牛的至交，且戰功赫赫，甚至朱元璋還將自己的次女許配給他，完全可以“享清福”。朱元璋也在私下對他說：“徐達兄建立了蓋世奇功，從未好好休息過，我就把過去的舊址賜給你，讓你好好享幾年清福吧。”朱元璋的這些舊邸，是其登基前當吳王時居住的府邸，可徐達就是不願接受。
萬般無奈的朱元璋請徐達到這府邸飲酒，將其灌醉，之後蒙上被子，親自將其抬到床上。徐達夜半酒醒問侍仆自己住的是什麼地方，內侍說：“這是舊郟”徐達大吃一驚，連忙跳下床，俯在地上自呼死罪。朱元璋見其這般謙恭，心裏非常高興，就命有關部門在此舊邸前修建一所宅第，門前立一牌坊，並親題“大功”二字。
徐達功高不驕，還體現在好學不倦，嚴於律己。放牛出身的徐達，年少無讀書機會。可他好學上進，虛心請教，每次出征都要攜帶很多書籍，一有時間便認真研讀，掌握了淵博的軍事知識。因此每每臨陣指揮，無不料敵如神，進退有據，且每戰必勝，令人心服。
身為統帥的徐達還能時刻與士兵同甘共苦。遇到軍糧不濟，土兵未飽，他亦不飲不食；紮營未定，他也不進帳休憩；士卒傷殘有病，他親自慰問，給藥治療；遇上士卒犧牲，他更是重視並親自籌棺木葬之。將土對他無不感激、尊敬。
本來可以聲色犬馬的徐達，卻平生無聲色酒賭之好，朱元璋賞他一塊沙洲，由於恰處於農民水路必經之地，家臣以此謀利，徐達得知後，馬上將此地上繳官府。
1385年，徐達病逝於南京。朱元璋為之輟朝，悲慟不已，追封為中山王，並將其肖像放置於功臣廟第一位，稱之為“第一開國功臣”。
徐達之所以不居功自傲，除其個人良好的修養，還有更深層次的緣故。每個皇權的確立，無不依靠文臣武將的運籌帷幄決勝千裏。但功臣常常成為權臣。在中國曆史上，功臣權臣攻奪皇權或挾天子以令諸侯，甚至皇袍加身的例子也不鮮見。因此，曆代皇帝總是在權力到手後，視功臣為最大威脅，想方設法收回其權力。“杯酒釋兵權”已算是十分“客氣”了。“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成為皇權統治下殘酷的事實，也是曆史的必然。
其實，朱元璋登基後，從1380年至1390年，因清洗丞相胡惟庸牽連被殺的功臣，官僚共達3萬人；1393年，有赫赫戰功的將領藍玉以及與其有關的人均被殺，先後牽涉被殺的居然有1．5萬多人；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被殺者更多達8萬之眾。
應當說，朱元璋用嚴刑重刑，殺了包括功臣在內的10多萬人，其實也是強化其統治的必然，也是統治階級內部殘酷鬥爭的結果。另一方麵，也與朱元璋個人品格有關。從小與朱元璋在一起的徐達，肯定十分清楚“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所以，如果居功自傲，相當於引火燒身。與這樣的皇帝在一起，隻能共苦，不能同甘。因此，徐達“夾著尾巴做人”是個人良好品行的體現，更是保全自身的良策。
無論是在平時還是在特殊情形下，為人處事都要分外小心，不然，就有可能招人猜疑，自尋麻煩。
找準路子，順應時局之變
1863年9月20日，李鴻章抵達天津。30日從曾國藩手中接過直隸總督關防印信，由此開始了曆時二十五年的直隸總督生涯。
李鴻章任職不久，直隸總督的權勢就有所擴展。10月10日，工部尚書毛昶熙上呈請撤三口通商大臣條陳一折，認為辦理外交通商事務大臣，脫離本省督撫而設專職，有綏靖地方之責，無統轄文武之權，地方官常常坐視成敗，不願相助，以致發生嚴重問題，因而奏請撤銷三口通商大臣，所有洋務海防各事宜，著歸直隸總督經營，一如南洋通商大臣之例。奕沂等總署大臣遵旨議複，讚同持毛氏建議。11月12日上諭稱：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毛昶熙請撤三口通商大臣條陳一折，洋務海防，本直隸總督應辦之事。先因東豫各省匪縱未靖，總督遠駐保定兼顧為難，故三口通商大臣，駐津籌辦，係屬因時製宜。而現在情形，則天津洋務海防，較之保定省防，關係尤重，必須專歸總督一手經理，以免推諉而責專成。
著照所議，三口通商大臣一缺，即行裁撤，全部洋務海防事宜，著歸直隸總督管理，按南洋通商大臣之例，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以顯信守。其山東登萊青道所管之東海關、奉天奉錫道所管之牛莊關，都歸該大臣管治。
通商大臣既已裁撤，總督自當長駐津郡，就近彈壓，呼應較靈。且著照所議，將通商大臣衙署，改為直隸總督行館。每年於海口春融開凍後，遷至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須拘定封河回省之製。
這次改定章程，既處理了直隸總督和三口通商大臣各自為政、互相掣肘的矛盾，使李鴻章身兼二職、權一而責巨；又解決了省防和洋務海防的戰略地位問題，使李鴻章的工作主題從傳統的保定省防轉向天津洋務海防。清廷的意向，適應了國內外情形的變化，有利於推進洋務活動和海防建設，防患固本。
對於清廷此次變計，李鴻章喜憂參半。當然，憂慮並不是主要傾向。李鴻章清楚地認識到出任內受清廷依寄、外而表率督撫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要職，地位提高了，權勢擴大了，因而激動不已，特意向李鶴章表示：“兄以深沐皇恩，遇事必再三慎重。”他遵旨酌議應辦事宜，認為天下大勢，首重畿輔，清廷此次變計純屬未雨綢繆之策。
當務之急，須先添設津海關道一缺，專管中外交涉事件及新、鈔兩關稅務，兼充直隸總督海防行營翼長。至於選將、練兵、籌備海防一節，尤為當今要務。畿輔重地，形勢嚴峻，外人窺伺，內匪竊發，刻刻堪虞，而綠營官兵腐敗不堪，從中挑揀加餉操練，外貌恐難擋大敵。所以，他一麵奏調淮軍為拱衛畿輔之師，一麵整飭練軍，裝備近代槍炮，增加洋槍教官，努力提高其戰鬥力。平常以淮軍守衛海口，練軍鎮守內地要害，一旦外敵入侵，練軍也被調往沿海助戰。
李鴻章深知備位近畿，必得要路之助，方能立足。然而，他環顧左右，觸緒增悲。與他共事近三十年、患難相依最久，艱難時局共同支持的曾國藩，不幸於1872年3月突然病逝，這使他悲痛欲絕，夜闌依鬥，輒用愀然。他原來所賴以疏通慈禧的奕沂，也江河日下，晃蕩不能立足。慈禧對奕沂采取兩麵政策，既讓他主持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又利用頑固派奕、李鴻藻管製他。奕是道光第七子、奕異母兄弟、慈禧妹夫，1851年封為醇郡王，1872年晉封醇親王。
慈禧把他拉過來，使之由奕沂的擁護者變為反對者。李鴻藻鹹豐進士，1861年詔為太子載淳師傅，1864年升內閣學士，署戶部尚書。慈禧於1865年底把他派入機處，使之同奕沂唱反調。但是，奕沂、李鴻藻卻秉承慈禧意旨，抑製奕沂及其所倚賴的李鴻章。
1875年1月，同治載淳病死，慈禧為了繼續垂簾聽政，獨攬大權，強立奕譞之子、年僅四歲的載湉為帝，是為光緒帝。
李鴻藻也依靠軍機大臣的職權和門生故舊眾多的條件，引薦端士，把大批新進的禦史、翰林聚結在自己周圍，壯大聲勢。這些人自視清高，大膽敢言，議論風發，專事搏擊，號稱“清流”，有“四諫”、“十朋”等之稱。
其中張之洞、張佩綸尤為李鴻藻所賞識。張之洞曆任翰林院講學士、內閣學士等職。張佩綸曆任侍講、署都察院左副都禦史等職。他們都是直隸人，李鴻藻籍隸高陽，張之洞祖籍南皮，張佩綸家鄉厚實，固結門戶，相互利用。窺探朝旨，廣結黨援，排斥異己，主張整飭紀綱，反對列強侵淩，時稱“清流派”。
清流派的崛起，並非清政府應許議政的表現，清流派成員也絕不是真能改革朝政、抵抗侵略、打倒權貴的勇士。相反，清流派是從封建統治階級內部洋務派與頑固派、湘係集團和淮係集團鬥爭的夾縫裏生出來的一種輿論力量，實質上是清朝統治者麵臨危機時利用調節的工具，是掌控最高統治權的慈禧操縱不同政治派係力量天平上的籌碼，而其主要傾向則是暗中放任清流議論時政，當作公論、清議來牽製李鴻章等洋務派。
1872年，禦史李宏謨奏請直隸添設巡撫。11月28日邸抄刊登上諭說：“禦史李宏謨奏直隸政務日煩請添設巡撫一折，著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按清律，早在乾隆二十八年就撤銷了直隸巡撫，巡撫事務由總督兼管。李鴻章就任直隸兼北洋大臣剛剛兩年，李宏謨就奏請直隸添設巡撫，顯然意在削弱李之權勢，牽製李之作為。機智的李鴻章，一眼就看穿了中間奧秘。
1873年7月末，李鴻章在寫給沈葆楨的信中透露：“添設保定巡撫之議，聞係旁人覬覦添缺，於是不顧事理之當否。吏部尚欲準行，經樞垣文相力持不可，似專為遷就敝人者。其實有兩京兆分管二十四州縣，熱河都統分管承德府，直省何曾僅止一督？郭筠仙嚐謂督撫同城，為我朝弊政，與尊論同，非久為曆練者無此卓識也。”
身處變局，李鴻章已完全清楚人生坎坷必會很多，必須找準路子，準確下手才對。這就要曉得時局之變、人生之變、戰術之變。
隻有動腦筋才能找準路子，找到對策，因為外部局勢總是在變化的，不能掌控局勢之變，是李鴻章的一大忌諱。他經常遭遇挫折，但他明白：在變局中求生存，才是強者！
學會放棄求發展
姚啟聖，字熙止，浙江會稽人。康熙二年鄉試考中，當了廣東香山縣知縣。
至明末以來，香山縣因盜匪和天災並行，人民繳不上賦稅，因此而被捕入獄的知縣已達7人。姚啟聖上任後感慨說：“明年再加我一個，被捕入獄的香山知縣就是8個人啦！”
於是他擺上酒席，奏上音樂，把7個被捕的知縣從獄中請出來，一同痛飲，並給他們整理行裝，送回原籍，然後向總督報告說，7名知縣應追回拖欠官府的稅金共17萬，已在某月某日全部收回入庫。總督看後大為吃驚，以為姚啟聖是個巨富，想行善替7個知縣償還欠款，豈知他是個貧寒之士，哪有能力替那些人償還稅金呢？
不久，吳三桂等人發起“三藩之亂”，皇帝令康親王南征，姚啟聖心中大為興奮，認為自己的好運來了，就對好友吳興祚說：“我闖了大禍，非幫助康親王立奇功不能避禍，而要想說服親王，隻有你去才行。”吳興祚準許了他的請求，姚啟聖備了銀元五千，以便買通看門的小廝；又打探出親王喜歡彈丸，特地製造十萬粒讓吳興祚送去。吳興祚相貌英俊，能言善辯，又熟知福建的山川地理及兵馬之術，康親王同他談得十分投機。吳興祚乘機薦舉姚啟聖，親王當場應允，行文給兩廣總督和廣東巡撫，調姚啟聖為參謀。這時總督才驚呼上了姚啟聖的當，但迫於康親王的命令，不得已讓姚啟聖離職而去。
對於所虧欠的稅金，總督隻好下令海上商人補繳。
姚啟聖放棄了自己職位，去謀求更有前途的發展。所以放棄需要有遠見卓識，需要放開眼界，不僅是一種觀念的更新，更是一種科學理念的確認。我們常說：“腦筋開竅，山水變寶。”確立學會放棄求發展的理念，能促使我們反省那些竭澤而漁、焚琴煮鶴的短期行為，進而以錯位發展的思路來經營身邊的人和事，不斷地在放棄中開拓廣闊的空間，取得長足的發展。
短暫的放棄是為了得到長遠的回報。放棄需要有犧牲精神，這不僅是顯示膽識和謀略的生動實踐，更是擺正了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明智之舉。學會放棄求發展，需要有“壯士斷腕”的氣魄，需要有放眼未來的氣度。
置於死地而後生
秦朝末年，雖然項羽的起義軍連續取得勝利，聲勢也越來越大，但章邯率領的秦朝主力軍實力還是很強的。
在定陶戰役中，項梁因輕敵而兵敗身亡，義軍由宋義率領。宋義膽小懼敵，被項羽所殺。項羽便親自率軍渡過黃河，想要欲與秦兵決一死戰。但自從定陶戰役失利以來，士氣一直很消沉。章邯卻野心勃勃，想趁機滅掉義軍。
在這生死存亡關頭，項羽召集手下的謀士分析當前局勢，認為秦軍雖然人數眾多，但軍心渙散，戰鬥力不強，而義軍雖然人少，但軍心一致。 兵法說：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軍隊隻有斷絕退路，才能齊心拚死殺敵，即所謂置於死地而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