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記的那份兒輕鬆讓陳永貴好受了些，最後他才說出他傷心的另一個原因：“記者們都看出來了……”
原來他還擔心麵子上不好看。張懷英回報的隻是大笑幾聲。陳永貴事先將自己推上了一個高度，然後在眾目睽睽之下表演似地一步一步往上攀登。這下無異玩雜技的從髙空摔了下來，白流血汗，還丟人現眼。他愛惜自己的名譽，有些騎虎難下。好在這個縣委書記對他鼓勵的多，批評的少，這也是個不小的安慰。張懷英跟他聊了聊，最後說了一句話：“革命哪會一帆風順？失敗了再來嘛。”
人們都付出了汗水，這樣一次又一次地付諸東流，無論鉭憤還是怪話都在情理之中，村裏各種說法都是免不了的。比如有一句就被那時候當成了階級鬥爭的動向多次引用過：千日打柴一火燒，一冬辛苦一水漂。這話說的是實情，並無破壞的成份，但陳永貴卻受不了，他認為是在跟他作對，以後拿到大會上也說過。各種議論也的確從反麵給他鼓了勁，他發誓要搞成功。他天天到狼窩掌發愣，坐在那裏不停地抽煙。失敗了不再幹不是他的風格，但再幹必須要大家幹，沒有必勝的把握讓大家再白幹一場，不能不考慮到嚴重後果。後來他終於想出了主意，據說那是一座窯和一道橋給他的啟示。人們住的窯洞是拱形，一道石橋也是拱形，燒磚的窯更是拱形，為什麼天長日久經受那麼大的壓力就不垮呢？
妙處就在那一道拱上。什麼都考慮到了，就隻沒有想著將梯田的堤壩砌成拱形。他想出了一個辦法，將田堤向裏成半圓形砌著，壓力越大就越是堅固。有了必勝的把握，便再次跟他的支委們商量開了。他必須打羸。支委們和幹部們也有經驗，越是這個時候，就越是順著他的意思來。就在那一年冬，他憑著他的堅韌不拔，再次開始了造田運動。一個大隊不足六十個勞動力，奔赴改田工地的居然有七十人！夫妻有十七對，好幾個家庭全體出動。這既是黨員們幹部們做工作的成效，也是村裏人們的好心腸。書記遇到了這麼大的打擊，不去幫一把似乎對不起人。大家都去，幹不幹得成功倒成了次要的，陳永貴為難之際要人支持，這才是主要的。所以許多人傾家出動。而那時，氣溫是零下二十多度。冰渣飯，也是大寨的專用詞。是說飯送到工地，都結了冰。用火燒烤一下？
大雪覆蓋，找不到可燃的東西，隻能就那麼吃。妙的是人在寒冷中必須大幹才能不冷，幹到渾身發熱，冰渣飯吃到肚子裏居然感到涼快，從這一點上就可以想象那勞動強度多大。梁便良在幾十年後說：“他媽的那時候那麼幹無病無災，現在坐在家裏倒坐出病來了。”
開工的第二天就下起了大雪，石頭沒地方弄了，必須到金石坡。我們實地看了一下，從那裏將石頭抬到狼窩掌，至少三裏路。糟糕的是那座石山連在一起，整座山就是一塊石頭。不是冬天要開它都難得下手，一進冬，那石頭就更打不開了。據說，賈進才帶頭，先是用火燒，然後再用錘砸，再上鋼釺。這個讓賢的賈進才，摔著三十斤的鐵錘一連砸了九十八錘，石頭才開了一條縫。他在那次改田中，一個人開出了一千八百多方石頭。開石不易，運石也不易。沒有像樣的路，推不成車，是用人抬到狼窩掌的。開工第十天，雪下了一尺多厚，三十多道堤壩，最高的壘起兩丈五高，也就是說，有八米多高，相當一座樓房。灌漿的石灰用去了六萬斤。我們在那裏站了好半天，望著長城樣的堤壩，望著上上下下的山路，怎麼都想象不出那時的情景。我們幾個人心裏都沉甸甸的，誰都不說話。倒是兩個從遠方來的摩登年輕人從我們麵前經過時邊走邊說：“真偉大！……”
那些具體的事情難以一件一件地解說清楚，倒是有幾筆數字值得一提。從一九五二年開始，他們每年用於農田基本建設的投工數比田間作業多三倍；每個勞動力移動的土石方有一千多立方米;將壘起的大壩擺成一米寬兩米高，可以從虎頭山擺到大慶油田，那是十三萬立方米；每人每年擔石頭八百八十多擔；擔去的土有八十萬擔；強勞動力每年往地裏擔糞、擔莊稼十萬斤……我在一本寫大寨的書中，看見有如下的評論：不計成本，不講效益，對於精明的“資產階級”來說，是難以接受的事實。在美國，種一畝小麥平均用工不到半個工時，在法國一點七工時，在昔陽，則大約需要二百八十八個工時……事實可能是清楚的，但作者卻沒有告訴大褰人一個聰明的主意，在我們還沒有達到美國或法國的水平之前，地還種不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