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怎麼好意思，把革命對象沙俄帝國禁止農民流動進城的製度，公然統統給恢複了？說起來，也是一連串實際情況使然吧。當代學者講到這一段，總要提到1927~1928年間蘇聯的“糧食收購危機”。那不難懂，因為落後國搞社會主義，要加快國家工業化，總會麵臨工業化原始積累與農業和農民之間的矛盾。列寧在世時堅持的新經濟政策，無非就是要較多利用包括富農在內的農民生產積極性，在發展農業的基礎上推進工業。但列寧去世後，新經濟政策就停了，斯大林試圖壓農民拿出更多的“貢賦”，以此加速蘇聯的重工業化。問題是，哪裏的農民也不是那麼好壓的，加上天氣因素，糧食危機自天而降。
斯大林的反應是幹脆全盤集體化，從限製富農轉向消滅富農。這就迎來1929年所謂“大轉變的一年”——用急風暴雨般的階級鬥爭改造農民，在“消滅富農”的綱領下組織幾萬幹部下鄉，突擊組建“集體農莊”。到1931年底，約2000萬戶農民加入20萬個集體農莊。土地被宣布全盤國有化，僅允許集體農莊使用；後來政府又部署了國有的拖拉機站，實行國家以機械化服務交換農莊產品的體製，並對瞞產、拒交行為實施強製打擊（參看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蘇聯模式研究組左鳳榮、薑長斌的文章）。
這樣國家拿糧食是不是就容易了？沒有。生產力——富農總也是農，也是生產力吧——遭到嚴重破壞，蘇聯的糧食產量多少年以後還達不到1914年戰前沙皇時代的水準，繃得再緊，也是無米之炊。把農民逼急了，湧向富裕地區和城市的事情就發生了。情況危急之下，限製農民流動的“普羅皮斯卡”，就算是沙皇的老招數，搬出來用用對斯大林來說也無妨。
有一點，斯大林倒做得比較言行一致。那就是他沒有把“遷徙自由”寫進1936年蘇聯憲法——那可是被叫作“斯大林憲法”的“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翻開第十章“公民的權利和義務”，舉凡“勞動的權利”、“休息的權利”、“受照顧的權利”、“受教育的權利”，以及“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遊行和示威自由”，還有法律保障“人身、住宅、通信秘密”等條款一應俱全，全部入憲。唯一不見的，就是“遷徙自由”。也好理解，“普羅皮斯卡”還在生活裏管用著呢，分明做不到的事情，寫進去又有什麼意義呢。後來曆次蘇聯修憲，“遷徙自由”再沒有入憲。
斯大林憲法當然是我國1954年憲法起草時，首要參考的國外憲法文本。據有的回憶錄講，1954年憲法最早拿出來的稿本上，就沒有“遷徙自由”的字樣。後來在討論中有人提到，1949年的《共同綱領》裏麵有，而近代多部憲法也有“遷徙自由”，所以建議列為公民權利。這才有了鄧小平那句話（“寫上‘遷徙’，少費唇舌”），也有了“居住和遷徙自由”這一權利條款。不過整體看，“社會主義與遷徙自由不相容”的觀念，還是進入了中國。畢竟，1954年憲法還是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憲法，到下一次1975年修憲，“文革”高潮中的中國當然是響當當的社會主義啦，“遷徙自由”被逐出憲法，還是在這個問題上與斯大林保持了一致。
從那個時代的認知水平來看，蘇聯老大哥的做法和理念，毫無疑問地代表著中國的明天。要過多少年曆史才會指出，那是老大哥帶來的一個壞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