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後，我才弄明白，過去朗朗上口的“十億人口、八億農民”，既不是曆史的必然，更不是一種自然現象。不論實際上靠哪種職業謀生，“農民恒為農民”不變，這其實是一整套製度安排的結果。至於如何成就了這麼一套，那麼今天我們可以說，老大哥的榜樣、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觀念，以及遭遇到的實際情況，怕是混合在一起發揮的作用。
製度安排為什麼非同小可？答案是製度有剛性。這裏“剛性”的意思，指的是製度安排依賴國家強製力。不是你情我願，以大家的自願為基礎，高興就辦，不高興就不辦。製度帶有強製性，不情願也非照辦不可。製度性的強製也不是一般的強製，如街上偶遇強凶霸道的那類，靠拳頭或拳頭威脅就“把成本強加到別人的頭上”。國家強製力如諾斯說過的，不但最具規模經濟的特點，還用占統治地位的觀念層層包裹起來，成為“唯一合法的強製力”。這樣辦起事來，後盾強大，師出有名，所以執行的成本很低。像小小一張戶口卡片，為什麼把多少大活人都治得個服服帖帖的？國家強製力使然也：你不照辦，那就可以把你辦了——而且前後左右的，誰都覺得你錯、錯、錯，反正就是該辦。
在開始的時候，限製公民自由遷徙、禁止農民轉工進城，以及在戶籍、糧油供應、教育、就業等方麵城鄉二元的製度安排，要麵對的無非是一連串看似無關的實際情況：糧食供應困難，民工流動帶來的交通壓力、住宿壓力、就業壓力，以及種種偶發的“流離失所”境況。有問題當然要解決，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一道道政策措施見招拆招地加上去，仿佛不經意之間，城鄉之間就挖出了一道大壕溝，普通人再也不能越雷池一步。
其實，任何實際問題都有不同的成因，也都有不同的解決辦法。糧食供應緊張嗎？成因可能是天災，可能是生產方麵缺少技術支持，可能是農民種糧沒有積極性，也可能是運銷不暢，或銷售價格被壓得太低，以至於刺激了過度消費；還有的可能，幹脆就是相關統計數據不真實，實際情況背離了實際。至於應對糧食問題之道，不但不同的成因要用不同的辦法，就是同一個成因也可選不同的解決辦法。
問題是決策者在決定應對辦法和政策時，到底麵臨哪些可能的選擇？好比駕車前行，如果正前方冒出一座山，或者出現一堵牆，那我們就無法直行，隻好繞道選擇其他可能的通行之路。決定經濟政策和辦法的時候，究竟什麼才是碰不得的山或牆呢？那要取決於當事人怎麼看世界，也就是他們的觀念，特別是有關權利安排的觀念。如果在一套觀念下，“自由遷徙”被看作是包括農民在內的所有公民的受憲法保護的權利，那我們解決任何實際問題，都不可以把消除、限製人民的自由遷徙權，當作一個選項。因為那就是一座山，或就是一道牆，非要去碰撞，車毀人亡。
還說糧食困難。不讓農民進城，城外種糧的競爭加劇，城內吃糧的競爭減弱，當然有利於解決糧食供求失衡的困難。但這樣看世界、選政策，需要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不把“人往高處走”看作天經地義的農民也可享受的權利。為了解決糧食困難，可以左加一道、右加一道地對農民的遷徙自由權予以限製、消除直至禁止。累加起來，解決實際經濟問題就走向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