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全國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為了有一張安靜的書桌，不少學校開始內遷。張耀樞從誌景書塾學習畢業後，一天都沒有讀過正規學校的他，竟考上了抗戰初期從北京遷至成都的著名學校——朝陽大學學法律。
在1949年以前，中國最著名的法科院校莫過於北京朝陽大學和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學界素有“北朝陽、南東吳”的說法，“北朝陽”即是指北京的朝陽大學，其畢業生不僅在1928到1947年期間，在全國法律政治等專業畢業生中所占的比例最大，而且每次國家司法官考試被錄取的朝大畢業生幾乎占1/3。由於朝陽大學畢業生從事司法工作的遍及全國，因此有“無朝（陽）不成（法）院，無朝（陽）不開（法）庭”之說。上世紀20年代，世界法學會海牙會議期間，各國代表都肯定朝陽大學為“中國最優秀之法律學校”。
讓我們看看這所被國際同行所高度評價的法律學校，是怎樣的一種情況。了解張耀樞學習的環境，有助於了解他想幹一番事業的外因。
朝陽大學是一所以教學和研究法學為重心的私立大學。民國時期，由國民黨的一些司法界元老汪有齡、江庸、黃群等，集資於1912年在北京創辦。
1910年11月，在京師法律學堂和修訂法律館任職的汪有齡、江庸、汪樂園、陳鯉庭等聯絡北京的立法、司法界人士成立中國第一個全國性的法學會——北京法學會。第二年，辛亥革命爆發。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民國臨時大總統，汪有齡任南京臨時政府法製局參事，江庸也南下參與南北議和談判，北京法學會在無形中解散。
同年4月1日，孫中山宣布解除臨時大總統後，汪有齡等回北京竭力主張法治，一麵恢複法學會，團結法學界人士，一麵籌建朝陽大學，培養法學人才。於是成立了這所以研究法學為重心的大學，共推汪有齡為首任校長。大學原以舊翰林院衙門為舊址，後來改撥朝陽區海運倉故址為校址。命名為朝陽大學，“象征著早晨的太陽光芒萬丈、向民主法治邁進的寓意”。
朝陽大學的辦學元老大多曾留學日本，這一點從朝陽大學的校長及校董履曆中可見一些端倪。比如首任校長汪有齡畢業於日本法政大學，第二任校長江庸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法製經濟科，創辦人之一黃群同樣是日本早稻田大學法科畢業。後來的居正、張知本、夏勤，都曾在日本學習法律。江庸辭職南下後，居正成為校董事長，張知本被聘為院長，夏勤為副院長。
1937年7月7日，日軍進攻盧溝橋，7月29日，北平淪陷，各大學紛紛內遷，朝陽學院也不例外。由北平遷到湖北沙市張知本的家宅繼續上課。隨校遷往的同學有幾十人，在沙市又招了一些學生。上海、南京淪陷後，武漢岌岌可危，沙市受到威脅。
1938年7月，學校由沙市遷到成都，以新南門外法雲庵為校址，仍設法律、政治、經濟三係，學生300多人。
也就是在這一年，張耀樞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這所聞名全國的法科學校學習法律。他選擇法律，是受了父親和姑丈的影響，想以法施政。父親就是畢業於清末四川法政學堂，姑丈顏楷也是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研習法政。所以輪到自己選擇的時候，他就毫不猶豫地報考了這所由法學界元老所辦的學校，因為他們幾乎都曾留學日本研習法律。
朝陽學生入學錄取及平時的考試都很嚴格。副院長夏勤要求學生專心讀書，不要過問政治。這點正適合張耀樞的口味，作為一介書生的他，在爺爺張祥龢的教育下，少年時所立誌向就是“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所以綞耀樞在學校的精力都是用在學習上。
在朝陽大學的教學管理中，是嚴格實行學分製和考試製。成績低劣、三門不及格的，取消補考資格，予以淘汰。每班入學時的人數少則幾十人，多則100多人，到畢業時人數大為減少，有的班畢業人數不及入學人數的2/3或1/2。學生一進校門就有如履薄冰之感，不敢疏忽懈怠。在這樣嚴格的要求下，張耀樞順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學業，正值抗日，雖然要跑警報躲空襲，但是他仍不忘記學習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