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充任縣長期間，張耀樞深深感受到自己當初很多想法的幼稚，感覺到了自己的書生氣。因為現實中的很多事情都不是他能應付得了的，要想“百花叢中過，片葉不沾身”幾乎是不可能。而自己的家教和信仰，又告訴自己那些貪贓枉法的事是絕對不能做的，而且自己也在佛菩薩麵前發了願“不貪汙、不斂財”。所以幹到後來，就做得很勉強。
1949年上半年，眼見國民黨快分崩離析，張耀樞深悔未能聽爺爺的教誨“書可讀，官不可做”，於是決心急流勇退。他讓顏涓找她華西醫大的同學，開了一張證明，說他吐血住院。然後他便以“因病住院，申請辭職”向省政府遞上辭呈，結果批複：不準。並曰：“如敢擅離職守，當按臨陣脫逃論處。”
這一年，楊森侄兒楊漢忠（音）和潘文華的兒子各帶一個師進駐西充，當時是軍事管製時期，所有縣長都一律兼任師長。楊森侄兒對張耀樞說：“你太斯文了，現在是軍事時期，誰臨陣脫逃，要就地處決啊！”張耀樞很無奈地說：“你派一個人來，我做不下來這個工作。”結果沒有回應。
當時人心惶惶，個個自危，所有工作都停頓下來。上麵召集縣長開會，大家討論的內容都是有關時局的。有人收聽“美國之音”，有的收聽共產黨的廣播，大家都一致認為局勢緊張，隻有“走”為上策。逃跑成了大家麵臨的唯一一條出路。
1949年冬，時局愈益嚴峻。張耀樞也成天在絞盡腦汁地思考著出路，他認為走是唯一的辦法。但此時兵荒馬亂，潛逃必須化裝走小路，而此時妻子顏涓已身懷六甲，眾目睽睽，人多眼雜，一縣之長攜家潛逃並非易事。張耀樞進退維穀，輾轉反側，夜不能寐。思量自己一生勤奮讀書，做官為民，潔身自好，怎奈國民黨爾虞我詐，鉤心鬥角，辭官又不獲批準，繼續做官又前途未卜。此事又不敢與身邊的人商量，思前想後，也想不出一個解決的辦法，猶如熱鍋上的螞蟻。真不知如何是好！
這時候，他想起了自己的父親張鏡蓉。父親平素虔心信奉佛法，常年修善積德，做子女的耳濡目染，在退不能進不得的緊要關頭，張耀樞再一次將自己的問題交給了佛菩薩。
他也想起了印光大師弟子、成都謝慧霖老居士給自己講的抓鬮故事，想起了他送自己印光大師書中的開示。
1934年9月，四川軍閥混戰，局麵不穩，謝居士覺得四川居住危險，想到蘇州定居，向印老請示。印老回信分析蘇州也有不安穩因素，如果戰事一起，“則蘇州之危，危於成都矣”。並告知安家費用不能隨身攜帶，如果彙款，費用又很高，不值得。印老謙虛地說，對未來吉凶自己也不知，叫謝居士“至誠念觀音一日，拈鬮問其進止，或吉或凶，再做道理”。謝居士接到大師的信後，全家齋戒敬誦觀世音聖號一日，然後在佛前拈鬮，連拈三次，皆為留成都吉，於是決定不遷徙蘇州。抗戰後，蘇州淪陷，果然不遷為吉。
其方法是，用小方塊紙六張，如某事“可以辦”寫三張，“不可辦”寫三張，揉成紙團，在菩薩像前拈三次，每次一個，以兩個相同的為定準。
而謝居士送給他的印光大師文鈔中的教誨：“先盡人事，後聽天命。人謀不及處，以三寶之威神是托，則冥冥中自有不可思議之轉旋矣。”“欲得佛法實益，須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則消一分罪業，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則消十分罪業，增十分福慧。若無恭敬而致褻慢，則罪業愈增，而福慧愈減矣。”“心若至誠，法法皆靈；心不至誠，法法不靈。” ……在這緊要關頭都快速閃現在張耀樞的腦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