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一生中，受傷難免，受苦則不然，全在於一顆心怎樣去轉境。從監獄回家的張耀樞，身心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
一天，他去見三叔。三叔已是當時相當有名氣的中醫，政協委員。他一看見張耀樞就說：“你長胖了，氣色也好，比當縣官時的身體好多了。”聽到此話，張耀樞想：如果不是內心深處真正有了正確的認識，對揭發自己的人毫無怨恨，我的身體是無論如何好不起來的。
三叔看到的他，是身體的變化，而張耀樞內心的突變，則是在曆次運動中慢慢顯現出來的。
在1957年那個熾熱的夏天裏，成都的政治空氣已經很緊張。
各單位動員大家幫助共產黨整風。天天學習討論，反複“啟發”大家給單位領導乃至政府提“意見”，把心裏有的什麼不平說出來，鼓動大鳴大放。
張耀樞是大眾“關心”的對象，因為他剛被無罪放回來不久，受到不少委屈，大家都希望他發言。可是每一次開會，他都沒有什麼話說。
見此情景，領導及同事反複給他做思想工作，叫他打消顧慮，放下包袱，甚至有人在旁為他的遭遇打抱不平。可是他還是沒什麼意見提。
短時間也有人認為他城府深或膽小不敢說，時間久了，也都知道他這個人襟懷坦白確實沒什麼。而他之所以能有這種認識，完全是他在監獄裏就已經了知因果的不虛，覺得該受的衰損毀譽，受了就報了，都是因緣的顯現，不能責怪外境。
晚年時，他曾對弟子說：“正是因為我能深信因果不差，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該受的果報受了業就消了，所以後來這一生也避免了不少更大挫折。當時和我熟悉的七八個縣長，不是被鎮壓就是坐牢，有的當時僥幸過了一關，仍未躲過如大鳴大放、三反五反、肅反、‘文革’的劫難，有些也確實不明因果所至。
“當時，我的三叔父在政協開會，會上要求大家發言幫助黨整風。很多人動員他說：‘張老，您要準備發言啊！’他實在沒有什麼可說的，就和我商量說：我看你這件事情就可以說，你是冤枉的嘛！
“我連忙給他講，我是如何看待這件事情的，希望他不要去講。因為我的確是毫無怨言，也毫不怪罪任何人，從因果上來看，是我自己種下的因，怨不得任何人。他聽我說後，說既然你都想得通，當然就不必去說了！如果他當時去發言，他和我可能都在反右裏麵脫不到手的。也是自己深切懂得了因果，所以不再有怨恨心，也才避免了這一場禍事。”
1957年的反右鬥爭，有人因寫大字報而成了“右派”，也有人因別人大字報的揭發、批判而成“右派”。運動中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四大”，使全國50餘萬人被劃為“右派”，受到降職、降薪、開除公職、流放（返回原籍或下放農村、農場、邊疆。——筆者注）、判刑等處罰。這些人中，不少是有才華的知識分子，他們被劃為“右派”後遭到了各種各樣的處分，使他們難以獻出自己的寶貴才智。
張耀樞能夠避此大禍，都是因為他深信因果，認識到自種因、自受果的業因果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