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實的生活環境中，我知道自己能力很弱。我總是隨隨便便，淡然處之，以求回避矛盾，有時甚至想用點怪癖來保護自己。可是我的策略毫無效果。我不去冒犯任何人，可是所有人都似乎被我得罪了，都看不慣我。一切追名逐利的事我都不介入，然而你因此所失去的決不隻是名利本身，你還將失去平等和生存的安全感。
有很長時間我對此感到奇怪，甚至認為也許自己還隨便得不夠。好心友人勸我要將自己掩藏得好一些，何必鋒芒畢露自惹麻煩。我連稱是呀是呀，真羨慕別人的老練。後來卻發現，他們之所以掩藏得好，是因為他們並沒有什麼獨特的東西需要掩藏。他們的素質與環境本身一一對應，完全合拍，因而可以魚水相宜。而我已回不到那種境界。
一個人隻要稍有一點獨立精神，他的不幸也就從此開始，要麼是消滅獨立精神以保存自己，要麼是堅持獨立精神而走向厄運。要想既保持獨立而又平安處世乃是不可能的。因為一種真正獨特的素質，就是想掩藏也掩藏不住，就像豺狼的獠牙無從掩藏一樣。而當你真正的獨特品質顯露出來，社會是不會便宜你的。群眾會因了文化原因視我們為敵人。同處一寓的知識者們，又會因了爭恩奪寵爭官奪祿爭名奪利的緣故，而對我們保持嚴格的敵意。在具體的爭奪中，他們當然要把對手看作敵人。然而在大生活背景中，所有的爭奪者都將不約而同地把不參與爭奪的人看作自己最可恨的敵人。一切力量都這樣迫不及待地企圖置我們於死地。我們沒有同盟者，我們沒有階級後盾，我們是獨自深入敵陣作拚命衝鋒的孤獨的鬥士。因為我們不是伴著現代社會組織現代文化同步成長而來，而是通過接受西方文化和自我靈魂搏鬥脫胎而來，所以我們毫無依靠，毫無退路，連避風港(比如現代法律)也找不到。中山先生和魯迅先生四處碰壁，焦頭爛額，很大程度可作這種解釋。
我們比孫中山、魯迅更其不幸，因為越是在愚昧的底層，對於現代氣息的容納度越小。
並不是每個人都可像秋瑾、陳天華一樣毅然獻身並驚天動地，更不可能誰都有足夠的力量和光輝像魯迅、孫中山那樣長驅直入殺個人仰馬翻。更多的奮鬥者恐怕隻能像範愛農一樣，默默無聞地生，默默無聞地死，默默無聞地與命運抗爭。他們戰鬥的殘酷和艱難，決不亞於魯迅們。魯迅對於範愛農的悲劇根源和人格意義作了認真仔細的思考。
範愛農是魯迅的同鄉。留日回來在鄉間教點小書度日，甚是潦倒。魯迅出任紹興師範校長時，他做監學。後來魯迅到教育部任職，範愛農即被頑固守舊的新任校長解除監學職務，潦倒困窘直至溺水而死。他的一生毫無引人注目之處，更無驚天動地的功業。在三汊港鄉間小道上度過的那些黃昏，我常常比照著範愛農來思考自己。我覺得自己會成為又一個範愛農。
初聞噩耗，魯迅即發表《哀範愛農三章》，以古詩表示哀悼。這還不算，20年代中期，魯迅經曆了一場近乎崩潰的精神迷茫，為了尋找心靈的慰藉和再戰的力量，他寫了著名的散文集《朝花夕拾》。《範愛農》即是這本書的壓卷之作。可見範愛農的命運和精神曾經深深觸動過魯迅。我覺得，這不是一般的悼亡之作，而是表現了魯迅對於中國民族生活改造和人格改造的深遠眼光。
範愛農生性耿直。從日本回國後，馬上跌進了陳腐的中國舊生活的深淵，受著輕蔑和迫害，幾乎無地可容。但他不改秉性，依然耿直而且憤世，引來更多的討厭和迫害。魯迅那三首悼詩，有三點可予注意，一是將範愛農放在一個充滿敗落潰滅景象的社會中來審視(故裏寒雲惡，炎天凜夜長等);二是將範愛農作為一種人格典型與另一種典型(雞蟲、狐狸等)相對照，突出其居於雞蟲之上的人格特征;三是將自己與範愛農對比，覺得他死得可悲，自己沒死也並沒什麼價值(我亦等輕塵等)。這說明魯迅已經深入到對範愛農的人格意義的思考。中國古典文人們無論怎樣自視清高，但他在本質上與封建生活是相和諧的。雖然人們常常批評其怪癖，卻可保護他龜縮在生活的夾縫裏孤芳自賞，苟延自安，甚至還可取得學業上的成功。而且，一旦功成名就，昔日被批評的怪癖立即被傳為美談，從而他可以體麵堂皇地走進生活舞台，成為主角。範愛農卻不是這種舊文人，他一點怪癖都沒有。他的憤世既不是出於清高也不是因為迂腐;而是以現代眼光審視中國的腐朽文化和醜惡現實時所產生的感情反應。他的受人厭惡以至於無地可容，也不是因為得罪了一二權貴或三五鄰裏所出現的人情關係的緊張，而是代表著中國古代文化精神的政治社會和民間社會對於代表著現代文化精神現代人格形象的範愛農的出自本能的敵視和扼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