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對人類曆史作客觀主義的描述時，我們隻能看見苦難而看不見恥辱。恥辱是心靈的體驗，是以尊嚴為坐標軸對生存狀態的價值評價。當我們感受到恥辱時，這感受既可能源自外部的壓力和淩辱，也可能源自對族類和個體生存狀態的理性審思，而最後，總是要歸結為內在精神的緊張和痛苦。
大約在10年之前，我痛切感到恥辱感的折磨，跌入了這種漫長的緊張和痛苦之中。我開始擺脫個人主義的衝動，轉而尋找群體歸依，急切地向知識分子群體尋找文化和精神的認同。我渴望通過這樣的認同和歸依，獲得認識上的溝通和心理支持，渴望最少地擁有“自我”，而最多地擁有知識分子集體“屬性”。
然而，令我驚奇的是，在我所能延伸到的領域中，我幾乎找不到有關恥辱和恥辱感的表達。那些出版物致力於衝破思想的禁區，開拓理論的新地，或傾心於情感的宣泄，智慧和機巧的鋪陳。這些著述者們都懂得自己的使命，並為這使命兢兢業業地工作著。然而他們唯獨沒有時間去反思一下自己的生存狀態，沒有時間用心靈去感受一下恥辱。
這是為什麼呢?
不說別的，單從個人經驗而言，從“文革”的黑洞裏爬出來的一代人，滿身滿心披瀝著多少恥辱的灰塵啊。
何況知識分子的精神資源決不僅僅是個人經驗，甚至也不僅僅是當代人的生活經驗，而是整個一部人類的曆史，是曾經或將要在這地球上生存的每個個體的痛苦、絕望與幻想。正像我們的個體發育史演繹了人類發展史一樣，我們在精神上應該擁有著人類史上所有的歡欣和苦難，所有的光榮和恥辱。開始也許隻是不自覺地擁有著它們，而當我們自覺地擁有這一切並擔當這一切時，我們就成了一位知識分子。就是說，這個時刻，就是我們個性生成的時刻，就是我們作為知識分子的人格誕生的時刻。從這一刻起，我們不隻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在生物意義上成為人類生命的全息體，而且以自己的精神人格全息著人性的全部意蘊，因而，捍衛我們的個人尊嚴，也就是捍衛人性的尊嚴。從這一刻起，我們的每一次受難都不再僅僅是為族類所作的犧牲，而首先是為了我們自身的需要，我們的每一次痛苦都不再僅僅是個體的掙紮，而是折射出族類對於尊嚴與幸福的渴望。在風寒雨冷的時代，我們會因為申訴了自己的悲憤與抗議而表達出族類深心的希望與理想，在天崩地裂的時刻，我們會因為多擔了一份族類的患難而成全了個人的光榮。詩人雪萊曾把自己比作宇宙的豎琴，要為宇宙奏出痛苦和憂傷。在這個特定的意義上，知識分子不正應該是自己族類的豎琴嗎?
如果有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就應該最充分地張開自己的心靈，絲毫不漏地感覺族類的和人性的全部恥辱，同時一定會無可遏止地將這恥辱感表達出來。
然而，我們很難找到這種表達。
當然，並不是完全找不到。比如1987年，從一位青年學人討論魯迅精神痛苦的文字中，我第一次看到了我所期待的恥辱感的表達。後來，在另幾位優秀的學人和作家那裏，我也陸續找到了一點。但就整個文化界而言，這點聲音微弱得簡直可以忽略不計，它們剛一產生，就被龐大深邃的麻木吞噬得無蹤無影。所以我認定，就知識分子群體而言，我們遠沒有滋長發育起恥辱意識。正如一位學人所雲:“我們生活在一個有罪惡，卻無罪感意識;有悲劇，卻沒有悲劇意識的時代。”(朱學勤《我們需要一場靈魂拷問》)
要追問為什麼，是太大太深的話題。我隻能憑自己的感想，列出幾條極為膚淺的回答。
第一是尊嚴意識的缺失。我們之所以感不到恥辱，恰因缺乏尊嚴意識。魯迅說過，中國人自古以來從沒爭得過人的地位，永隻在亂世和盛世之間來回顛簸。到了近代，中國人的生存境況更是日趨惡化，無休無止的漫長淩辱把殘存的一點人文氣息掃除盡淨。人們一步一步地後退，最後退到了隻要能夠呼吸、能夠吃喝拉撒就心滿意足的死角。對於長期習慣於動物式生存的群體，尊嚴不但過於奢侈，而且會成為負擔。知識分子的精神產品中表現不出足夠的尊嚴意識，正說明民族的生命機體中缺乏這種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