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是深知中國人的脾氣的，所以他終於沒有道出那浩茫心事中最黑暗的部分，而是一麵體味著古老文化滅亡的悲哀，一麵作著並不是“希望光明的到來”，“卻不過是與黑暗搗亂”
(《兩地書?二四》)的“絕望的抗戰”(《兩地書?四》)。那些“酷愛溫暖的人們”便隻取“抗戰”二字而抹去了“絕望”二字，更不願意承認正是這“絕望”才是這“抗戰”的最深刻最廣泛的動力。直到現在，倘若有人代魯迅說出他的絕望，怕是仍要被指為對魯迅最惡毒的“貶損”了──國人們總是認為凡有絕望感危機感的人無疑都是狹窄卑陋的。魯迅是帶著對一個淺薄民族的深刻恐懼和同樣深刻的不信任而告別這個民族的。
我們姑且不說哥白尼正是在憂天意識中發現地球的確處在“空處”，進而發現了日心說並發展了現代天文學;我們也姑且不說達爾文曾指著同胞們說你的祖宗是猴子，尼采曾指著同胞們說你自己還是猴子，你的後代才可能是人，他們卻並沒有遭到譚嗣同式或魯迅式的命運。我們甚至也不說魯迅的絕望感究竟是有呢還是沒有，是偉大呢還是渺小，我們隻是想要這樣問道:如果現在還有人在憂天，能讓他說出來嗎?如果現在還有人在絕望，能讓他說出來嗎?如果現在還有人在憂天憂地、憂國憂民、憂曆史憂民族之外，還進而要憂現實憂未來，能讓他說出來嗎?而且，如果這一切憂都恰好與公眾的習見和陳見相矛盾(幾乎必定是這樣的)，能讓他說出來嗎?一個中國人，究竟有沒有權利在一片歌舞升平和燈紅酒綠之中，在一片麻木的沉睡和愚蠢的啞默之中，保持他卓越的洞見、幽遠的焦灼、深廣的憂慮，並發出他的悲歎與詛咒、嘲諷與警示?難道麻木不仁、人雲亦雲、說謊、欺騙就該是中國人永遠不變的選擇、永遠不變的命運嗎?
倘若我們能夠尊重並且聆聽那些卓越之士的隱憂，也許這些“憂”就可以在民族生活實踐中被逐漸化解。倘若我們永遠隻要愚蠢與淺薄、謊言與欺騙，永遠要借嘲諷那個無辜而又可憐的杞國人來顯示我們的理性與自信，那麼，我們就沒有任何理由認為魯迅先生的“憂”是所謂“杞人憂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