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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初發生的“胡衛民辭職事件”被媒體光泛報道。
做好人，為民服務，曝光醫院黑幕，結果得罪醫院得到的下場是門扁被砸~還被人打成陽痿被迫辭職。
這件事至今還沒結束，還要過著擔驚受怕的苦日子...
歎~悲劇又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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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23日，重慶開縣農民金有樹在池塘中勇救失事中巴車裏的19名乘客，之後悄然離去。因在水中浸泡過久，“誘發了肺氣腫和肺癌”他舉債治療數月後，因告袋無門，被逼離開醫院，與今年3月10日去世，13日下葬。
下葬場麵冷清，19名被救者僅一人來送葬，留下5萬元欠債重壓妻兒肩頭。在給開縣縣長的求助信中，他發出”我救了19人的生命，求縣長救我的命”的請求。
他在彌留之際留給妻子的遺言是：“不能對不住別人，一定要把治病時的欠款還上！”
死將金之死是一件重大社會醜聞，不僅因為一個英雄的末日，更由於“全社會”的冷漠；英雄也許是開縣人民的榮光，但相關社會組織令人齒寒的冷漠卻又賦予開縣以恥辱；金有樹的行為使他成為道德楷模，但因為醜聞的出現，他的死又成為了一種活的道德傳播讀本，它告訴人們：喏，這就是道德的下場。
有觀點認為，當一個社會道德水平低下時，少數人堅持道德操守，反倒成了“傻瓜”。由於對道德行為的逆向鼓勵，這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迅速下滑，這是十分危險的。而今我們麵臨的問題便是：金有樹之死將預示怎樣的道德前景？那麼我們又如何才能消除由“開縣醜聞”派生的對道德走向的逆向鼓勵？我們社會、尤其是政府機構將怎樣反思並承擔社會道德重建的義務？在構建和諧社會的語境之下，金有樹之死便是一個重重的問號，我們必須做出解答。
法律與社會良俗很多時候都是相輔相成的。見義勇為也好，感恩圖報也好，都是良心的體現。良心是需要珍視的，因為他不易的，容易被破壞，良心需要契約（法律）的存在來保護。隻有當法律深入到見義勇為行為的每一細節中，也許我們才不會再看到見義勇為者發出“我救人，誰救我”這樣的疑問。
摘自《今報》楚天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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