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把周朝單獨放一個故事裏麵呢？原因十分的簡單。內部結構跟其他朝代的關聯度就相當於是現在的初中和高中的知識，處於一個完全斷層的朝代，且曆史架構也是非常的模糊奇怪。
按照我的習慣，一般喜歡先從前朝的腐敗說起。但是在商紂王時期，正史中好像並沒有那麼惡毒，但卻被潑了上千年的水，還是惡臭的汙水。其實大聖人孔子曾經為紂王正名過，他認為後世對紂王的口誅筆伐大多沒有真憑實據，大部分人都是把自己的主觀臆想強加於紂王身上，或許紂王算不得一個好君主，但卻不一定像世人口中那樣大奸大惡。的確，仔細梳理一下曆史的脈絡就不難發現，後世之人對紂王的評價是隨著時間推移而越來越糟糕的，這充分說明了一點，紂王的“昏庸”，有一部分是傳言造成的。您若是不信，毛主席毛澤東你總信了吧，他也誇讚商紂王帝辛。您要是黑我說什麼“你就是在給昏君洗白，他不管怎麼樣都逃脫不了昏君的形象。”那我也沒辦法。但是您要記住一句話就是：曆史，永遠都是勝利者書寫的。對，他的就是有周武王黑的成分。
拋開商紂王是不是昏庸的事情，我們來講一下周武王伐紂的開端起因經過結果四要素。武王伐紂的關鍵一役——牧野之戰，《尚書·武成》篇曾提到：“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在決定商、周命運的關鍵時刻，一代“賢德”之君商紂王的部隊竟然出現了倒戈相向的局麵，怎麼會這樣？很多人都說，這是因為商紂王軍隊主力此時遠離商都，正在山東鎮壓東夷叛亂；因此，商紂王被迫臨時組織軍隊來抵禦周人的入侵。這些臨時部隊當然不如商紂王精銳那麼忠心，戰鬥力也不強，所以才會陣前倒戈。這種說法，其實並不太可靠。商紂王在武王伐紂前，商紂王確實曾經派兵鎮壓東夷叛亂。陳夢家先生在《殷墟卜辭綜述》中分析，商人與東夷的這場大戰，持續長達260多天，而且戰事極為慘烈。《左傳·昭公十一年》在評價這場戰事時就說：“紂克東夷而殞其身！”可見，即便商紂王最後取得了這場勝利，但也損失慘重。因此，商軍主力鎮壓東夷之說並非空穴來風。但商人鎮壓東夷之戰是在哪一年？《左傳·昭公四年》中也提到過這場戰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從這句話可以判斷，在商紂王討伐東夷之前，商國曾在黎國附近舉行過一次大型軍事活動。黎國即耆國，位於今山西省長治西南。據清華簡《耆夜》記載，在周武王八年的夏秋之交，畢公率周人攻占了黎國。當時商王都所在地，就在太行山腳下；黎國落入商國之手，這意味著周人之刀已經伸到商人頭頂，隨時都會砍下！為了搶奪回戰略高地，商紂王被迫派軍隊上太行，前往攻打黎國。商周之際，國家一年四季都會組織模擬軍事訓練的打獵活動，分別稱作春狩、夏苗、秋獮、冬狩。既然商國軍隊此行被稱為“黎之狩”，那麼應該就是在周武王九年的春天。就在此時，東夷人見商王國將主力調上了太行山，也趁機發動了叛亂。最終，這引發了商與東夷之間長達260多年的慘烈大混戰。這就意味著，商人鎮壓東夷之戰，在周武王九年底前後就已基本結束。《史記·周本紀》記載，周武王伐紂是在他執政第十一年的甲子日，此時商人鎮壓東夷之戰結束已有一年多時間。早就意識到周人威脅的商紂王難道還不能將主力調回商王都，來防範周人？周武王因此，牧野之戰中商人軍隊並非主力的說法並不可信；商人軍隊的陣前倒戈，必然還有其它原因。沙文漢先生在《中國奴隸製的探討》一文中，對於商人軍隊的構成有過詳細論述。他認為商人軍隊的構成中，很大部分為奴隸兵。從考古發掘來看，商人在修建宮殿時存在殉人的習慣。而且在宮殿周圍的殺殉，還有著比較固定的格式。殉人位置存在內外之分，葬在內部的大多不攜帶武器，僅宮門之處的殉人有執戈（或帶犬）；葬在宮外則是軍隊，有官有兵，分為車兵和徒兵。除車兵和軍官為全身葬外，其餘的普通士兵都是殺頭葬。殺頭葬的士兵，不但沒有冥器陪葬，甚至武器都是集中擺放。這一現象充分證明，商人軍隊中等級分明，普通士兵即便是成為了商王警衛兵，身份依然是與豬、羊等畜牲一樣，地位極其低下。而軍官和車兵不但是全身葬，往往還另有殉人和明器陪葬。這種現象說明，即便是在商人軍隊中，普通士卒也大部分都是奴隸。此外，從現代考古發掘的多處商代遺跡看，殉人數量也極其眾多。1976年，考古人員在河南安陽商代王陵東區發掘了一係列商代祭祀遺跡，屬於商王武丁到稟辛時期。在這些祭祀遺址中，竟然發掘出多達1300多人的人牲。在1950年發現的河南武官村商墓中，陪葬人多達五十二名：其中，有棺、有隨葬品的人殉十三具；其餘陪葬人則身無外物，被當作了人牲！從這些考古遺跡來看，商代社會的奴隸數量是極為普遍的，甚至連在人殉時都區分“殉人”和“人牲”這種階級性的差異文化，甚至被帶入了地底下。為能與強大的商人對抗，周人也有意識地利用了商國內部的這種階級鴻溝。清華簡《係年》記載：“昔周武王監觀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畝，以克反商邑，敷政天下。”籍田製所謂“帝籍”，就是將周人舊有的籍田製，套上祭祀上帝的名頭，來吸引商人底層的投奔。籍田製，就是原始的農村公社生產模式：公社成員不但政治地位相對平等，在公田之上的勞作完成後，私田之上的收獲還能全歸農民個人。如此平等而且獲得獨立經濟收入的帝籍製度，對比商國奴隸製生產模式，無疑相當於一場土地革命。牧野之戰中商人軍隊中的多數奴隸兵所以會臨陣倒戈，就是因為“帝籍”製度。因此說，周人推翻商人統治，本身就是一次曆史的巨大進步。從考古發掘出的各類遺跡看，這一觀點也得到了證實。綜合各地考古情況，學者們發現周時人殉葬製還存在，但並不普遍，而且多集中於西周早期。從已發掘、有殉人的周代墓葬看，商人所用人殉數量極少，與動輒殺上幾十、上百人陪葬的商人相比，已有天壤之別。到目前為止，考古所發現殉人數量最多的周人墓葬隻有四人，遠遜於商人。至於祭祀用人牲，就更加罕見。西周時代的祭祀人牲案例，僅見於洛陽北窯村一地。由於此地為殷遺民集散地，這更有可能是商人遺族所為。殉葬：再從《左傳》相關曆史記載來看，製度性恢複了殉葬製度的兩個諸侯國，分別是秦國和宋國：秦國是自秦穆公開始，宋國是從宋文公時開始。而這兩個諸侯國，都是殷商後裔的國家。而其它周人後裔之國，雖然偶爾有出現過殉人現象，但卻沒有製度下恢複殉人文化的記載。從以上這些分析可看出，即便是周代奴隸並未斷絕，但在文化上並沒有將奴隸視為牲口、任意宰殺了。這難道還不是曆史的進步？公正地說，商紂王並非人們印象中的一無是處的庸君。以《史記》對他的描述看，商紂王文武雙全，是位人才。從各類史料看，商紂王執政能力之強，也超乎人們預期。但這並不能改變他最終變成了暴君的事實——正因為他能力太強。也就醞釀成後麵的造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