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刹那即是永恒——說說堀辰雄和他的小說《起風了》
作者：陳嫣婧（青年學者，知名書評人）
一、昭和文學與現代派
1926年，天皇裕仁即位，日本走進了“昭和時代”。1904年出生的堀辰雄那年正好22歲，還是一名大學生。如果要用一句話粗淺地概括昭和文學發展的整體趨勢，那就是：在這一時期，日本傳統的藝術風格與西方文學，特別是西方現代派文學進一步融合了。這一趨勢也成了昭和時代的作家們共同努力的方向。其實這種趨勢從大正時代就已經出現，其中的代表作家夏目漱石、森鷗外、芥川龍之介、穀崎潤一郎等，或留學歐洲，或在東京的高校裏主修外語，或幹脆自學生時代起就沉迷於西方文學。芥川雖未直接留學英國，但與夏目一樣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英語科；穀崎則醉心於波德萊爾，此外也讀艾倫·坡、王爾德的小說。然而，大正時代的作家在根本上仍然是傳統的，他們傾向於在本國的文學傳統中汲取思想的精華，從西方文學中學到的東西，則更多地落實到技法與風格的層麵。但到了昭和時代，隨著“新感覺派”的興起，日本文壇至少有一部分力量，開始更積極地從西方現代派文學中尋求能帶給傳統日本文學及美學變化的新動力。
昭和四年（1929年），為了呼應之前兩份已經產生極大影響的同人期刊《文藝春秋》和《文藝時代》，一本新的同人文學期刊《文學》開始發行。《文藝春秋》和《文藝時代》曾經是“新感覺派”的重要陣地，當時還在東京大學讀書的川端康成、橫光利一都為其撰過稿。然而隨著“新感覺派”陣營內部的分裂，作為創刊人之一的堀辰雄希望借著《文學》繼續探索新興藝術形式，並從中找到建立正統現代文學觀的路徑。這本同人期刊最大的特點就是轉載和譯介西方現代派的文學作品，尤其是作為“一戰”後歐洲文學主流的心理主義小說代表作，如普魯斯特的《追尋逝去的時光》、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和拉迪蓋的《德·奧熱爾伯爵的舞會》等，成為當時一眾追求新興藝術的青年作家們取之不盡的文本資源。
堀辰雄對日本現代文學的貢獻，即在於其建立在日本本土根基之上對心理主義小說的探索。然而光有形式上的自覺仍是不夠的，與其說是西方文學在形式上的拓新值得引入和借鑒，不如說是作家自身的內在需要迫使其必須尋找一種新的藝術表達方式。而小說作為一門古老的敘事藝術，發展至二十世紀後開始從外部敘事轉向對人內心的敘事，將對外在的現實時間的描述變為對人的內在時間的呈現。一方麵，從曆史的角度來考察，是這門藝術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麵，心理小說、意識流小說雖然在當時的日本文壇已逐漸盛行，模仿者及為之立論者甚多，然而能在小說中將表現對象的內心世界挖掘到一定地步，使之完全脫離個人情緒或心思意念的桎梏，達到呈現人意識或情感結構普遍狀況的境界，不是僅憑對某一新形式的依賴便可做到的。
堀辰雄的心理主義小說之所以能獨樹一幟，恐怕不在於他如何喜愛普魯斯特，而在於他強烈地想要在寫作中完成對自己的全然敞開。吉田精一對此的評價是：“依靠理智和感性的巧妙的統一以及細致的心理分析等方法，也就是說以心理的傳奇為主題，深入平靜的、普通的生活裏，在那裏發現生命的新意義。”這也可以說是對日本傳統文學及明治維新以來自然主義小說的一種繼承，即建立一種僅關乎自身，或以自身為基礎的敘事方式。而吉田所說的“心理的傳奇”，也並非指某人的某段奇崛或充滿戲劇性的內心曆程，而是指將人的意識和心理敘事化，使其擁有一定的整體性和縱深感，從而具備“傳奇”的特質。堀辰雄的深刻性絕不在於他作品中有什麼獵奇的或異國情調的東西，而在於他非常明白人的心靈本身具有一股力量，這種力量甚至不需要依靠具體的場景和詳細的故事，亦能被完整地敘述出來。所以，與其說他常以自己和身邊熟悉的人作為敘事對象，倒不如說他是將他所能理解的人的意識奉為唯一的主人公，將對自己的理解直接轉化為一種思想和情感的模型，在此基礎上搭建起人類意識得以互動、彼此理解的管道。
普魯斯特在《追尋逝去的時光》中寫道：“隻有我的心才能發現事實真相。可是如何尋找？我毫無把握，總覺得心力不逮；這顆心既是探索者，又是它應該探索的場地，而它使盡全身解數都將無濟於事。探索嗎？不僅僅是探索，還得創造。”確實，對意識的探索是一種更為艱難的創造，因為它是不可直麵、不可證偽，也不可預判的。作家必須完全依靠自身對意識的感受及理解，摒棄一切屬於實證主義範疇的手段，在絕對孤獨的處境下，借著語言來達成一種明晰，一種合邏輯性，一種真實。心理主義小說的出現意味著它的創作者已經認識到“真實”不再完全等同於外部世界的現實，也不再能輕易從社會生活的範疇內找到。於是心理主義小說便要求它的作者轉而朝向人的內部，在一種“心的秩序”中尋找藝術迫切要求的真實。然而人的心是可以被完全認識的嗎？正如人對外部世界的認識亦是十分有限的，人對內心世界的認知也是十分有限的。“真實性”要求一切被認識的對象都必須赤身裸體，完全展現自己。落實在具體的寫作實踐中，就是要求作家必須對自己完全敞開，極端真誠。為此作家甚至需要義無反顧地掘開自己心中最黑暗的角落，並將之投諸筆端，或置於眼前長久地凝視。在這個意義上，堀辰雄在他的作品中表現出了非凡的勇氣。
二、病人與小說家
然而通觀作家的一生，卻並不難發現他的羸弱實在遠甚於他所需要的勇氣。在成為一名卓越的作家之前，堀辰雄早已是一位老資格的病人了，他的年表與他的病史幾乎可以同步展開，病人的身份和患病的經曆比寫作更深地介入他的生命中。
堀辰雄不是一位多產的作家，除了小說題材的局限和藝術趣味上的偏向，阻礙其持續、大量寫作的最重要因素是疾病。他19歲時就因嚴重的胸膜炎而休學，這是他第一次身患重病。有研究者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出發，認為他此次生病與幾個月前母親的猝然死亡有直接關係。堀辰雄的母親西村誌氣，出身商人之家，與在東京地方法院擔任監督書記的廣島藩武士堀浜之助結為夫妻。堀辰雄出生後，她才發現丈夫在老家已有發妻，隻是不能生育。堀辰雄兩歲時，丈夫的發妻從老家來到東京，她便帶著堀辰雄離開夫家。她先是在向島小梅町的妹妹家寄居，兩年後，又嫁給了向島須崎町的鏤金師上條鬆吉。故而自堀辰雄記事起，便與母親及繼父相依為命，他待鬆吉如生父一般，同母親的感情更是不言而喻。1923年對堀辰雄來說，可謂多事之秋。雖然作為高中生的他在那一年就有幸結識了好幾位當時著名的作家和詩人，如芥川龍之介、室生犀星等，並且發表了自己最初的詩作《法蘭西偶人》，但9月1日的關東大地震以及母親的驟然離世卻如一片揮之不去的陰影，深深影響著他對生命的看法。也因為生病的緣故，原本翌年即可畢業的他被迫拖到1925年3月才從就讀的東京府立第一高中畢業，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學習。
然而1928年堀辰雄舊病複發，且來勢更洶，差點兒要了他的命。那是在恩師芥川龍之介自殺半年之後。現代醫學普遍將胸膜炎與肺結核聯係在一起，認為前者是後者彌漫到胸膜部位而引發的一種疾病，病人會有胸痛、咳嗽、胸悶、氣急、呼吸窘迫等症狀。在抗生素尚未普及的當時，肺結核是一種無法根治的絕症，但發病的強度和病程的長短又因人而異，有著極大的差異。也就是說，很多人在患了肺結核之後雖然明知痊愈無望，但也還是可以帶病延年，繼續生活下去，隻不過這種活的狀態更像一個懸念，時時折磨病人的心神，使他們必須長久地忍受生死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恐懼。堀辰雄一生的大部分日子與肺結核病為伴，而他的多次發病又與親人、摯交的死亡密不可分。對死亡的目睹、感受和理解伴隨他艱難的呼吸聲成為其認識生命的起點。
堀辰雄還在讀高中時就在詩人兼小說家室生犀星的引薦下，認識了時年31歲的芥川龍之介。兩人一見如故，感情甚篤。對堀辰雄來說，芥川亦師亦友，是他文學乃至整個精神世界的向導。可是四年後的夏天，長期神經衰弱又患上肺結核的芥川龍之介終因不堪折磨身心良久的“模模糊糊的不安”服藥自殺。彼時，堀辰雄大學尚未畢業，胸膜炎的複發迫使他隻能再次休學。但作為芥川生前唯一的弟子，他仍然與芥川的外甥葛卷義敏一起編撰了《芥川龍之介全集》，還親自謄寫書稿，並在1929年以《芥川龍之介論》為題目寫作畢業論文，順利完成了大學學業。他在論文中指出：“評論就是借別人的作品來表現自己。評論家為此——為了表現他自己，必須帶著與他靈魂最接近的其他作品的靈魂。但是，要評論那個最接近他靈魂的其他靈魂，就無論如何都需要冷靜地看待自己。這就是批評家痛苦的矛盾，是工作的困難。”通過對老師芥川龍之介的挖掘與剖析，堀辰雄相信可以因此而獲得對自身的認同和表現。而批評家的主體性正是建立在他對批評對象的體認與領悟之上，這雖然是一種困難，卻能使評論家享受到靈魂彼此吸引的深層滿足。正是借著對芥川文學的理解，27歲的堀辰雄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學觀。然而他也深深地明白，正是老師的死為他自己的作品做了最後的，也是最徹底的注解。生往往建立在死的基礎上，同時，死也是生最後的形態，是“生”的完成時。而與生死有著羈絆關係的文學，則以最真實而激烈的方式表達了作家作為人的完整性。
堀辰雄的創作自一開始便呈現出對生命終極意義的拷問，但這拷問又往往以生的虛無和死的必然作為最終解答，這多少與他不可治愈的疾病有關。自1930年起，剛發表了成名作《神聖家族》的他就開始間斷性地咯血。因為身體需要，他選擇了信州的富士見高原療養院作為避居靜養之所。
信州，就是長野縣，位處日本中部，從東京過去交通十分便利。信州西邊有被稱作“日本的阿爾卑斯山脈”的連綿群山，海拔高達3000多米，山腳下散落著小小的村落，適合避暑度假。堀辰雄兩部最好的小說《起風了》與《菜穗子》，就是以山上的療養院以及山下的小村落為背景寫成。1933年6月，在輕井澤下榻的鶴屋旅館裏，他認識了擅長油畫的矢野綾子，兩人彼此傾慕，繼而訂下婚約。然而兩年後，也就是1935年的6月，綾子的肺結核病情惡化，其父考慮將女兒送往富士見高原療養院，並提議由堀辰雄陪同。他們在療養院裏廝守半年之後，綾子終因不治撒手人寰，這對戀人在最後的相聚時光裏一麵被死亡的陰影深深籠罩，一麵又在這樣毫無希望的極端處境下爆發出最熾熱的激情。《起風了》便取材於作者的這段親身經曆，並在綾子去世翌年年底陸續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