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中國的導彈火箭事業，邁出了重要一步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錢學森用了差不多半個多月的時間，認真琢磨書麵報告。1956年2月17日，幾經修改之後，他終於寫出了關於《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當時為保密起見，用“國防航空工業”這個詞來代表火箭、導彈和後來的航天事業）。錢學森的意見書，提出了我國火箭、導彈事業的組織方案、發展計劃和某些具體措施，同時還開列了一批可以調來參與這一事業的21名高級專家名單，其中包括任新民、羅沛霖、梁守槃、莊逢甘、林津、胡海昌等，後來這些人都成為中國航天事業的開路先鋒。
這是一份重要的意見書，是我國導彈研究開端的重要步驟之一。自此，中國的導彈研製工作，正式提上了議事日程。
僅僅四天之後，周恩來就親自審閱了這份意見書，並送給毛澤東審閱。這期間，錢學森的意見書和原子能的問題一起，多次在中央政治局、書記處以及軍委的會議上研究討論。
3月14日上午，在總參謀部辦公大樓的首長會議廳裏，周恩來親自主持了一次極不尋常的軍委擴大會議。與會的將帥們人手一份《意見書》。眾人落座後，周恩來宣布會議的中心內容：“今天軍委擴大會議的議題，就是請錢學森同誌談談發展我國導彈技術的設想和規劃。”
坐在會議桌一端的錢學森，穿一套嶄新的中山裝。自從回國後，他就脫掉了西裝，穿起了中山裝。望著佩戴著金色肩章的元帥和大將們，錢學森有些激動，也有些緊張。但他很快平靜下來，他從座位上站起來，推開精心準備的彙報提綱，仿佛回到加州理工學院的課堂上，沉穩地從曆史講到現實，從軍事擴展到國家的綜合實力，以大科學家的遠見，深入淺出地講解中國導彈事業發展的希望和未來。
講到後來，元帥們忍不住插起話來。
聶榮臻說：“學森同誌，你這個意見書中說，我們發展導彈有自己的優勢，這個優勢在哪裏，你能不能給我們說一說呀？”
錢學森說：“這個優勢是和其他武器比出來的。僅以航空武器為例，一代戰鬥機的研製周期，發達國家大約是十年，形成武器，裝備到部隊，沒有十五年不行。我國工業基礎薄弱，能設計，卻不能生產，有能力製造，各種特殊材料，大量的儀器儀表、電子元器件以及相配套的雷達等等也難以保證，即使這一些都能解決，以我國目前的經濟實力，大批量生產也不現實。”
眾人紛紛點頭。
周恩來說：“這是客觀現實，非一朝一夕能夠改變呀。”
錢學森繼續道：“而導彈的難點在於關鍵技術的突破。”
陳毅說：“我明白了，你說的優勢在這裏——腦殼。”
錢學森點頭道：“尤其中國人的數學天賦，在導彈研製中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這一點蘇聯人就是最好的證明。”
眾人再次紛紛點頭。
錢學森又說：“飛機有人駕駛，而且要反複使用，各個部件都必須過關，才能確保安全，導彈就不同了，導彈是自動尋找目標，而且是一次性使用，即使我們工業落後，不能確保每個部件都是最好的，但根據係統工程的原理，把這些很一般的部件組合起來，一樣能達到很好的效果。”
與會者頻頻點頭。
錢學森繼續說：“導彈的投入主要集中在科研、試驗上，一旦研製成功，國家再窮，生產一部分應該不是問題。即使從戰爭角度看，導彈不僅對地麵，也可以對空中、海上來犯之敵進行有效打擊，在目前我國空、海軍還很弱的情況下，選擇從導彈上突破，不失為一條捷徑。”
彭德懷說：“很好，這和我們過去打仗一樣，以我為主，揚長避短，不和敵人硬碰硬，攻其一點，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我看這一點應該成為我們今後發展武器的方針。”
賀龍說：“導彈快搞，飛機該搞也得搞，兩者並不矛盾嘛。”
錢學森說：“賀老總說的是，導彈不僅不會影響飛機，一係列技術上的突破，反而會帶動飛機的發展。”
聶榮臻說：“導彈牢靠了，將來的航天就有基礎了。”
周恩來說：“更現實的問題是，我們的飛機不行，就算有了原子彈，那也是有彈無槍呀，所以導彈要快，要走在前麵！”
眾人你一言我一語，時間過得飛快。錢學森的構想，贏得了全體與會者的支持。
會議最後決定，由周恩來、聶榮臻、錢學森等人負責籌備組建導彈航空科學研究的領導機構——航空工業委員會。
4月13日，國務院正式決定成立這個秘密部門——航空工業委員會，直屬國防部。聶榮臻為主任，黃克誠、趙爾陸為副主任，劉亞樓、錢學森、李強等被任命為委員。所謂航空工業，主要是指飛機、火箭和導彈的生產。“航委”就是後來的國防科委、總裝備部的前身。
中國的導彈火箭事業，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散會的時候，周恩來特意把聶榮臻元帥拉到一邊，交待說：“學森同誌是愛國的，他是科學家的一個榜樣，要好好對待他，要在政治上關心他，生活上照顧他，安全上保護他。”
在後來的歲月裏，聶榮臻一直牢記周恩來的話。
應當說，正是錢學森的歸來，為中國導彈火箭事業帶來了信心，促使中央下決心行動。正像國內外有識之士後來所評價的那樣，錢學森不回來，中國也會搞導彈，但行動不會那麼快，效果也不會那麼好。
8 國家最大的事
和導彈相比，原子彈由於更為複雜，花費更多，尤其是誰也拿不準什麼時候研製成功，因此，起初的工作，主要是“務虛”，實際工作進展比較緩慢，機構遲遲沒能建立起來。
彭德懷是個急脾氣，尤其是朝鮮戰場上一幕幕慘烈的景象令他永遠無法忘記，因此他比誰都著急。
還有一件事情讓彭德懷一直耿耿於懷。1955年5月，他去東柏林、華沙訪問，歸國途中經過莫斯科，赫魯曉夫接見他時，可能一時衝動，主動提出，彭德懷一行可以參觀他們剛下水的核動力潛艇，遂安排彭德懷等人去列寧格勒訪問波羅的海艦隊。彭德懷在旗艦上檢閱了儀仗隊，受到隆重接待，艦隊司令滿口答應第二天去參觀核潛艇。可是，第二天，卻又告訴彭德懷：“潛艇已出海。”彭德懷雖然有些氣憤，但想到這事不是艦隊司令所能決定的，便忍住了。
經過交涉，蘇聯方麵又改口說，可以到黑海艦隊的塞瓦斯托波爾去看另一艘核潛艇。到了後，卻又說：“黑海艦隊沒裝備核潛艇。”
這件事深深刺激了彭德懷，也使他更堅定了發展我國核武器的信念。
最初，在中央上層，在軍隊上層，對研製原子彈一事，並不是一點反對意見沒有，事實上，整個“兩彈一星”研製過程中，反對的聲音都是有的，有時矛盾還相當尖銳。反對的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費錢，國家拿不出這麼多的錢；二是技術太複雜，很有可能花了大把的錢，什麼事都沒辦成，竹籃打水一場空。
1956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為向軍委擴大會議作戰略方針的報告，彭德懷多次找聶榮臻等軍委領導商談，力主開展導彈和核武器研究。3月6日，彭德懷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了《關於保衛祖國的戰略方針和國防建設問題》的報告。其中專題講了“我們必須積極著手研究我國能不能生產新式武器（如核子武器、導彈和新式武器等）的設計製造問題”，建議在國務院或國防部直接領導下積極籌建航空和導彈的研究機構，並準備籌劃核子武器研究機構。這個報告經過軍委擴大會議討論同意，又得到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批準。這是最早落實到文字上的關於在中國研製導彈和核武器的正式文件。
關鍵時刻，毛澤東又一次站了出來。4月25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將來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接著，他風趣地說：“你對原子彈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還是隻有幾分想，沒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你就降低軍政費用的比重，多搞經濟建設，有了錢才能搞核武器；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還是按老章程辦事。這是戰略方針的問題，希望在座的元帥將軍們開會研究一下，希望軍委開會討論一下。”
還有一次，毛澤東在會議上說：“有人問我造飛機、造大炮、搞原子彈、搞導彈的錢從哪裏來，我告訴他在這裏……”
毛澤東出人意料地突然站起來，拍著腰際的口袋：“錢在這裏，但不是口袋，是褲腰帶！”他的意思是勒緊腰帶過苦日子，省出錢來搞尖端武器。
1956年春天，在中央的部署下，周恩來、聶榮臻親自領導製定了後來影響廣泛的12年科學規劃，全國各行業的六百多名頂尖科學家，集中3個月的時間，拿出了《1956——195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草案）》。規劃中列出了12個重點，包括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噴氣技術。“原子能的和平利用”這一大項，其實主要就是原子彈的研製；“噴氣技術”這一大項，主要包括飛機、導彈火箭的研製，隻是出於保密的原因，沒有直接開列出來。
有一個小插曲是，錢三強從蘇聯訪問回來，看到《中國科學院落實12年規劃四項緊急措施》中竟然沒有原子能項目，十分不滿，急忙來找副院長張勁夫，氣乎乎地說：“張副院長，我對你意見！”
張勁夫問明情況後，小聲對他說：“三強啊，你知道原子彈是毛主席親自決策親自管的事，國家最大的事啊，怎麼能隨便拿出來讓人知道？這個事要秘密地搞，我們列的這四項緊急措施都是為原子彈服務的，明白吧？”錢三強一聽，笑了，說我明白了，明白了。說罷，高高興興走了。
至此，中國研製導彈、原子彈的大幕徐徐拉開。
當時，中國的鈾礦才剛剛勘探，世界上還沒有洲際導彈，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高瞻遠矚，審時度勢，不等條件完全具備就果斷提出發展原子彈、導彈的戰略決策，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強國夢想描繪了一張宏偉壯麗的藍圖。
9 都有一顆中國心
錢學森回國不久，在美國，又有三位傑出的科學家加入了回國的行列。他們的回國之路，也很不順利。
美國康奈爾大學航空工業研究生院，一天，課餘時間，教室外聚集了許多學生，一些路過此地的教授也加入到了圍觀的學生們中間。中間的空地上立著一個垃圾筒，一位瘦高的中國男人從地上的書堆裏拿起一本，撕開後丟進垃圾箱內燃燒的火焰中。學生們不明白他為什麼這樣做。
他叫郭永懷，是著名的空氣動力學家，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康奈爾大學教授，他也曾是馮·卡門的學生，算是錢學森的師弟。他跟馮·卡門讀博士的時候，自選了一個極具挑戰性的課題——“跨聲速流動的不連續解”作博士論文，馮·卡門都認為這是一個最難的課題，郭永懷居然順利攻下來了，拿到博士學位後，他也成了美國有關部門跟蹤的對象，就像錢學森一樣，也被禁止離開美國，並長期受到監視。為了能順利回國，他則采取了另一種抗爭的方式。為了表明回國的決心，郭永懷公開燒掉了自己的幾千冊藏書，大量的研究筆記和授課講義。
一本書燒完了，郭永懷又撿起一本，撕開，投入火堆。
上課鈴響起，郭永懷準時踏入教室。拿起一支粉筆，隻幾筆便在黑板上畫出一架漂亮的飛機，然後在黑板的另一側寫出一連串的公式。寫完了，粉筆剛好也完了。郭永懷轉過身的同時，也不看，手指輕輕一彈，粉筆頭飛出去，準確地落入牆角的紙簍裏。
郭永懷說：“現在開始講課……”
一位女同學突然道：“郭教授，我能問個問題嗎？”
郭永懷說：“請講。”
女學生說：“你為什麼要燒掉你的書？”
郭永懷說：“這不是課堂上該問的問題，不過我願意回答你——為了回國。”
女學生說：“書可以帶走，也可以送人，我還是不明白，為什麼要燒呢？”
郭永懷說：“書裏麵也許有美國國家機密，帶走、送人都是間諜行為。”
學生中有人笑了，郭永懷也輕輕笑了。
女學生又問：“你為什麼去中國呢？通道美國不好嗎？”
郭永懷糾正道：“不是去，是回。我回我的祖國，難道不好嗎？”
教室裏一下子安靜下來。學生們也許這才理解了他們的老師，一個文質彬彬的中國人，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這期間，台灣方麵派出的人幾次“拜訪”他，希望他能到台灣去，條件自然無比優厚。他堅決地回絕了。
1956年春天，郭永懷終於回到了祖國。
郭永懷酷愛音樂，喜歡集郵和攝影。回國時，他和妻子李佩除了隨身的衣物之外，從美國帶回來的全部家當都在三隻木箱裏，裏麵有一千多張唱片，三本集郵冊和一架照相機。後來郭永懷投入原子彈研製，夜以繼日，他的業餘愛好全都放棄了，無奈之下，唱片送給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三大本珍貴的集郵冊送給了國家郵政部門，隻留下了一架照相機作為紀念。
和郭永懷采取的辦法不同，著名核物理學家張文裕、王承書夫婦卻是用另一種方式踏上了回國之路。張文裕是英國劍橋大學的博士，畢業後到美國密執安大學擔任物理學教授，他的妻子王承書是在密執安大學讀的物理學博士，畢業後留校任教。兩口子一心想回國，又不想把自己辛辛苦苦攢下來的書籍、資料丟掉，他們想帶回祖國去，以便將來之用。但如果裝箱去辦托運，美國移民局會扣押不說，也許還會給他們戴上一頂間諜的帽子，為了不找麻煩，兩口子就想了個辦法，每逢夜深人靜之時，兒子睡了之後，他們就開始整理書籍、資料、講課筆記，按照投遞標準——每六磅一包，打成小包裹。白天，由王承書出麵，分別從幾個郵局，將包裹寄到北京的姐姐家，以及香港的朋友家，以便能逃脫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