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錄》reference_book_ids":[6812958699275947022]}]},"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38 那是火箭飛馳時留下的煙雲
在錢學森、任新民等人有力帶動下，1960年3月，在北京西南郊建成了中國第一台大型液體火箭發動機試車台。6月份，按照蘇聯的圖紙，由中國自行生產的P—2導彈總裝完成。10月17日，錢學森組織了發動機90秒典型試車，試車取得了成功。這表明，“1059”任務進入倒計時。
中央軍委把這種型號的導彈命名為“東風一號”。這應該算是中國東風係列導彈的鼻祖了，雖然它沒有列裝。
10月下旬，軍委決定在當年11月至12月間實施“1059”發射任務。為了加強對這一任務的領導，軍委還批準成立了試驗委員會，張愛萍任主任委員，孫繼先、錢學森、王諍任副主任委員。
10月23日淩晨4時40分，一列戒備森嚴的專列緩緩駛出北京，這趟專列有18節車廂，裝載著三枚國產“東風一號”，其中戰鬥彈兩枚，測試彈一枚，由二十多名全副武裝的戰士押運。經過5天5夜的行軍，專列於27日下午抵達導彈試驗基地。
在此之前，錢學森、任新民、梁守槃、莊逢甘、屠守鍔、梁思禮等專家早已到達基地，指導發射工作。臨近發射前，張愛萍、陳士榘、趙爾陸、方強、張勁夫等人乘飛機趕到基地。由於是第一次發射中國自己製造的導彈，聶榮臻深感事關重大，隻能成功，不能失敗，他不放心，決定也去現場。當時他身體很不好，心髒病頻繁發作，飛機顛簸得厲害，醫生不同意坐，他是坐火車去的，10月30日出發，11月4日到達導彈發射基地。基地副司令張貽祥回憶說：“那年聶帥到基地指揮導彈試驗，是帶著氧氣瓶來的。我給他削了一個蘋果，他隻能吃下半個。我讓食堂想辦法搞來一隻雞，給他熬了一碗湯，送到他麵前時，他批評我：現在這麼困難，一個領導幹部，怎麼搞這樣的特殊化！然後又心平氣和地對我說：共產黨員越是在困難的時候，越是要注意和群眾打成一片，同甘共苦。他讓我把雞湯端給了醫院的病號。”
幾十年後，張貽祥談起這件事時，眼睛仍然是濕潤的。
雖然這是聶榮臻第一次來基地，但他並不感到陌生，因為試驗場的場址，是由他最後選定報給毛澤東的，他不知道在地圖上凝視過這裏多少回。他冒著零下二十度的嚴寒，來到發射陣地，撫摸著那枚長長的墨綠色的彈體，對身邊的人說：“這是一枚爭氣彈，一定要打好。”
11月5日清晨，太陽即將從地平線上升起，發射時間快要到了，聶榮臻在張愛萍、趙爾陸、錢學森、張勁夫等人陪同下，來到了由幾間活動房子搭成的指揮所，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這裏離發射陣地約5公裏遠。
9時整，一聲巨響，大地顫動起來。指揮所裏的人看到了導彈尾部噴射的烈焰，它先是緩緩上升，然後越來越快地變成一個小亮點，消失在視野之外。天際留下了一根白色的飄帶，那是火箭飛馳時留下的煙雲。
漸漸地，煙雲消散了。天空晴朗，萬裏無雲。10分鍾後，喜訊也隨之傳來，導彈飛行正常，準確地命中約550公裏外的預定目標。在場的人歡呼起來，張愛萍熱烈地擁抱了錢學森。聶榮臻隨即打電話向周恩來和毛澤東報告了這一消息。
這次成功的發射，可以說是中國在國防尖端科技方麵取得的第一個重要成就。發射之前，由於上上下下都很緊張，沒顧上搞一個儀式。發射成功後，聶榮臻提出，補一個儀式吧。人們在電影上看到的剪彩鏡頭，就是後來補的。李福澤指揮人拉來一枚導彈豎起來，大夥照了一張合影，聶榮臻又拿起一把剪刀剪了彩。
當天晚上，在簡陋的食堂裏，聶榮臻向科學家和基地的同誌祝酒，他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說：“在祖國的地平線上，第一次飛起了我國自己製造的導彈，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是工人、技術人員、幹部以及解放軍指戰員辛勤勞動的結果，這也是我國軍事裝備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有人計算過，這一天是蘇聯專家撤離基地後的第73天。
但是熱鬧過後，從聶榮臻到錢學森、任新民等，很快冷靜下來，因為導彈畢竟是仿製的，是照葫蘆畫瓢。要想造出中國自己的導彈，還有太長的路要走……
39 我願意，我願意，我願意……
蘭州鈾濃縮廠一直是錢三強緊緊盯住的地方。和二機部其他幾個廠礦比較，鈾濃縮廠的技術含量最高，工作難度最大。蘇聯專家離開時，幾千台分離機雖然連接上了，但要正確地啟動它們，需要經過大量複雜的計算，還要有一個最科學的分批啟動方案，這些機器要經過長達幾百天的連續運轉，才能生產出合格的鈾-235。如果失敗，原子彈工程就會麵臨巨大的挫折，想在短時間內重新拿出合格的產品，沒有可能。
很顯然，鈾濃縮廠沒有理論計算，就等於沒有靈魂，幾千台設備就得癱在那裏。
由於是誰也沒見過的設備，誰也沒幹過的工作，蘭州那邊的技術力量明顯不足，廠裏隻有一個叫王成孝的工程師，對擴散理論的計算有一定的研究，蘇聯專家走後，王成孝成了重點保護對象。有一次，王成孝外出，坐了一輛三輪摩托車趕路，途中遇到大霧，路又滑，摩托車撞到一輛大車上，把王成孝的鼻梁骨撞折了。事情報到二機部，劉傑氣壞了，電話裏對王介福吼道：“把你撞死了還可以有人接替，把王成孝撞死了怎麼辦？”
錢三強思來想去，找到了一個可以委以重任的人，這便是王承書。
王承書1956年和丈夫張文裕回國後，先是在北大講授統計物理。大約在1958年初，“一堆一器”即將建成時，錢三強和王承書談了一次話，他說自己是代表組織來找她的，因為國家非常需要她做一次改行。錢三強說：“承書同誌，國家需要你離開北大，到近代物理所我那裏，搞鈾同位素分離的研究，請你考慮考慮。”
出乎錢三強的預料，王承書想都沒想，當場就說：“不用考慮了，我願意。”
錢三強有點愣了，停了停，說：“你在統計物理學上已經有了很大的成就，繼續下去，前途不可限量。改行就意味著中斷，對於一個科學家，這是一件殘酷的事。況且，鈾同位素分離研究，在我國還是一個空白，要從頭摸索……”
王承書說：“既然是從頭開始，總得有人去，我去吧。”
這讓錢三強十分感動。沒多久。王承書就辦好手續，來到了近代物理所。兩年過去，王承書在這個領域，已經是權威了。可是現在，錢三強不得不再次找到她。王承書穿一身優雅的旗袍，來到了錢三強在原子能所的辦公室。雖然有些為難，但錢三強還是得說：“承書同誌，現在國家需要你再次轉行，你看行嗎？”
王承書靜靜地聽著，然後問：“需要我去搞什麼？”
錢三強說：“核擴散理論。像兩年前你改行時一樣，這在我國也是一個空白。”
王承書平靜地說：“我願意。”
錢三強說：“這次不在北京了，要到外地去，很遠的地方。”
王承書說：“沒關係。”
錢三強說：“因為這個工作的關係，也許以後要隱姓埋名一輩子。”
王承書又說：“沒關係。”
錢三強想把困難說透，於是又說：“這一次要和文裕先生分開，可能要很久……”
王承書默默地點點頭，仍然道：“沒關係。”
錢三強放心了：“蘭州鈾濃縮廠。蘇聯專家走了，我們沒人搞過這個專業，你去，把那裏的核擴散理論搞起來。”
王承書說：“好的。”
錢三強說：“這件事情要絕對保密，暫時不能告訴文裕先生。”
王承書站起來說：“我明白。”
王承書一個人去了蘭州。她在日記中寫道：祖國正處在百廢待興的時候，我不能等別人來創造條件。我要加入到創造條件、鋪平道路的行列。後來她又說：“年近半百，開始搞一項自己完全不懂的東西，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再一想，當時誰幹都不容易，何況我在回國之前就已暗下決心，一定要服從祖國的需要，不惜從零開始。”
多年以後，王承書的兒子對采訪者說，雖然我媽沒說她去蘭州幹什麼去了，我爸是搞高能物理的，他應該能猜到我媽幹啥去了，我們那時候小，印象中我媽喜歡穿旗袍，很年輕，很漂亮。中間也偶爾從蘭州回來，匆匆忙忙的，十七年之後，當媽媽從蘭州正式調回北京，對我們說不走了，我們這才回過神來，媽媽怎麼已經是個老人了。
1960年夏天的一天，42歲的南京大學教授程開甲幾經周折，來到北京北郊的花園路核武器研究院報到，和所有來這兒的一樣，來之前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來幹什麼。李覺熱情接待了他，然後告訴他：“程教授，調你來，是想請你參加原子彈的研製。”
程開甲一下子愣了，許久才道：“我可是一點心理準備沒有。”
李覺說：“這是國家最高機密。包括你所在的南京大學領導，都不知道。是錢三強同誌推薦的你，最後批準的，是總書記鄧小平。”
程開甲是江蘇吳江人，1941年畢業於浙江大學物理係，1946年赴英國愛丁堡大學留學。在愛丁堡大學物理係，他成為馬克思·波恩教授的研究生。波恩是歐洲最有聲望的理論物理學家之一，是與愛因斯坦齊名的科學家。奧本海默、盧森堡、福克斯、費米、海倫菲斯脫，以及中國的彭桓武，都是他的學生。並且後來都從事原子彈的研究。1948年程開甲獲愛丁堡大學物理學和哲學博士學位，成為英國皇家化學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員。在英國，他工作、生活得都很好，可是一件偶然發生的事情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1949年春天，他從英國報紙上看到一條消息：英國軍艦紫石英號在長江向中國人民解放軍挑釁，而遭到重創。英國朝野為此掀起軒然大波。自從鴉片戰爭後，一百多年來，在中國，沒人敢動英國人一根指頭。程開甲看到這條消息，覺得中國有希望了！過去總是西方人欺負中國人，現在中國敢於還手了，中國人也有揚眉吐氣的這一天了！走！回家，回祖國去！程開甲放棄了在英國的一切優厚待遇，1950年初輾轉回到祖國，先在浙江大學任教，1952年全國高校院係調整，他來到南京大學物理係。
和朱光亞一樣，程開甲也被任命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負責原子彈高壓狀態方程方麵的研究。
原子彈涉及多種學科，需要各種各樣的優秀人才。搞原子彈設計，需要一個懂力學的大家。錢學森當時還兼著科學院力學所的所長，錢三強首先想到了錢學森。當錢學森明白錢三強的意圖後，表示道：“我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