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這就是我當時堅定不移的信念
由於蘇聯撕毀協定，停止援助，給中國的經濟建設，尤其是涉及尖端技術的建設，造成了極大困難；更由於“大躍進”等左傾思潮給國民經濟帶來的滅頂般的災難，中央針對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狀況，醞釀進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說白了，就是國家沒有錢，有些大項目要下馬，有些項目要大力壓縮，有的要調整。在這種情況下，在國防工業和國防科研部門，產生了“兩彈”是“上馬”，還是“下馬”的激烈爭論。國防工業部門認為應該以常規武器為主，國防科研部門認為兩彈研製不能停下來。兩種意見尖銳對立，一時難分高下。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開的國防工業委員會工作會議上，關於“兩彈”的爭論達到了高潮。在當時，這場爭論波及麵很廣，事關“兩彈”的生死，所以，許多年後，還經常被人提起，認為是國防尖端武器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事件。
主張“下馬”的人，理由是：一是強調蘇聯的援助沒有了；二是導彈、原子彈技術高度複雜，僅僅依靠我國尚不發達的工業和落後的科技力量，是難以造出“兩彈”的；三是“兩彈”花錢太多，在國民經濟大調整的情況下，會影響國民經濟和其他部門的發展。他們主張，不能為了一頭牛，餓死一群羊，不如把有限的錢用到常規武器上，隻搞常規武器。未來幾年內打仗，還得靠常規武器。用他們的話說：“飯都吃不飽，還搞什麼兩彈。”還有的說：“這年頭還是多生產點雞蛋吧！”有人甚至說：“你打你的原子彈，我打我的手榴彈。”
聶榮臻的秘書範濟生回憶說：“當時的氣氛搞得很緊張，堅持兩彈下馬的人，和堅持繼續攻關的人，互不相讓，各說各的理，有時開著會，就吵起來，桌子拍得叭叭響。”
史料表明，這一段時間，對兩彈研製，毛澤東沒有明確的表態。聶榮臻向他呈送了一份日本軍事工業的發展情況，他看了後，做了一個批示。批示原文是：“此件值得注意，你們諒已看過了。中國的工業技術水平，比日本差得很遠，我們應取什麼方針，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可否請你們先談一談，然後在八月我同你們談一談。”
也許就是因為毛澤東沒有明確表態，主張兩彈下馬的人，一時占了上風，其中有些是相關負責的領導同誌，這引起聶榮臻的警覺，也讓他十分焦慮。他從北京來到北戴河時，正是爭論最激烈的關口。
顯然，在困難麵前，不少人對“兩彈”的信心動搖了。交流意見時，堅決反對兩彈下馬的聶榮臻，不可避免地與一些領導人產生了矛盾和分歧。
在發言中，聶榮臻重申他的理由：兩彈研製已經有了一定基礎，導彈研究院、二機部各擁有大學畢業以上的研究人員數千名和一批先進的研究裝備，鈾礦資源也能滿足需求，兩彈研製正在穩步取得進展，特別是有一批非常愛國的科學家，這是個決定性因素，兩彈研製還帶動了一係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這個時候決不能放棄。
他還說：“就是尖端武器不搞，在新型原材料、精密儀器儀表和技術力量分散的情況下，常規武器也上不去。那就隻能搞步槍、輕機槍等等。”他甚至賭氣說：“如果這個也搞不出來，那就隻有靠梭鏢了。”
一天，聶榮臻在聽取負責軍工生產的一機部領導彙報情況時，說：“常規武器要配套，尖端武器要研製，不能退縮下來。一退就會落後。一落後就是幾十年，將來我們的後代會罵我們的。”
他又說：“我很著急，每想到這一點，我就睡不著覺。”
當時任總參作戰部參謀、後來擔任了二炮司令員的李旭閣是一位親曆者，他說：“不要認為主張下馬的人沒有道理，那是不對的。當時我們國家老百姓餓死了多少人！飯都沒的吃，大躍進等極左思潮影響下，社會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各種困難堆積如山，這種情況下，搞經濟的領導人主張經濟稍微恢複以後再上，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當時確實曾有這樣一種意見，就是原子彈暫時可以擱置起來，等到國家經濟狀況稍好一些之後再說，可以推到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進行，如果真是這樣，那三五計劃恰好到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了，毫無疑問，曆史的麵目將會是另外一副樣子。
聶榮臻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
20年後，聶榮臻在回憶錄中寫道：“對我來說，態度一直是明確的，為了擺脫我國一個多世紀以來經常受帝國主義欺淩壓迫的局麵，我們應該發展以導彈、原子彈為標誌的尖端武器，以便在我國遭受帝國主義核武器襲擊時，有起碼的還擊能力……所以，我們不應該下馬，應該攻關，這就是我當時堅定不移的信念。”
但是他身邊的人，卻為他感到憂慮。
安東、範濟生自從聶榮臻抓科技工作以來，一直跟隨他，他們都清楚，兩彈工程每前進一步都很艱難。早期的調人、找房子，到後來的設備、投資、生產，“僧多粥少”，經常扯皮、打仗，尤其是生產和科研的矛盾，一天也沒有停止過，有限的經費主要用於常規武器的生產還是用於尖端科研？國防工業和國防科研兩個部門似乎總是一對矛盾，總有打不完的仗。就為了這些，聶榮臻得罪了一些人，原先他和一些人關係很好，就為了這個，把人家得罪了。
範濟生說：“我和安東見他為諸多難事困擾，擔心他的身體，尤其是他多次犯病而又不注意休息，更讓我們擔心，有一天，出於對他身體狀況的關心，我對他說：‘聶總，您身體不好，事情那麼多，又有那麼多非議，您還是辭掉這副擔子吧！’”
以前，安東、範濟生也曾私下對聶榮臻嘮叨，說兩彈研製困難重重，矛盾太多，整天扯不完的皮，反正都是黨的，他們要上常規武器，就讓他們上吧，他們不讓搞兩彈，我們就不搞了。
這一次，聽到安東、範濟生勸，聶榮臻發火了：“糊塗！遇到這麼點困難，聽到這麼點議論，就想退縮？要幹成點事，曆來就沒那麼容易的！”接著，他斬釘截鐵地說：“不搞出兩彈來，我死不瞑目！”
停了停，他又說：“這是毛主席、周總理交待的，我也向毛主席、周總理保證過。搞不出‘兩彈’，我死不瞑目。”
困難的情況下，聶榮臻當然清楚，不管怎麼爭論，最終拍板的還是黨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兩彈要想繼續攻關，必須得到黨中央的支持才能夠統一思想，統一步伐，才能夠取得成功。於是，他緊急采取了一個措施：給毛澤東等人寫報告。
據原國家科委副主任劉西堯回憶說：“1961年夏，聶榮臻副總理把我和國防科委計劃局的同誌緊急叫到北戴河，那時我已兼任國防科委副主任。他要我們起草了一個兩彈要繼續上馬給中央的報告。他的意見受到毛主席的重視和支持。”
8月20日，聶榮臻簽發了《導彈、原子彈應堅持攻關的報告》，直接上報給毛澤東。這份報告長達五千多字。報告中說：導彈研究院研製的設備，可以保證中近程地地導彈的需要。二機部研製原子彈的原料和設備，在1964年幾個礦山和工廠建成後，即可以製造一般的原子彈。因此爭取三、五年或更長一些時間突破國防尖端技術是有條件有信心的。
這是一個態度鮮明，堅持要把兩彈搞出來的報告。某種程度上說，是一張軍令狀。報告上還說：“四年左右，造出初級的原子彈，五年或更長一點時間，造出能裝在導彈上的比較高級的原子彈。”
這便是聶榮臻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承諾”。這份報告呈送給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鄧小平、賀龍、羅瑞卿。
中國兩彈上馬與下馬之爭尚無定論的時候，從1961年9月6日開始，美軍舉行了一次針對中國的核戰爭演習，代號“高跟行動”。
全球美軍進入三級戒備狀態；陸基洲際導彈處於發射狀態；“北極星”導彈核潛艇駛出港口，進入大洋深處；戰略轟炸機飛赴各基地進入一級作戰狀態……
9月8日，位於太平洋的第七艦隊，突然接到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命令，全體進入作戰狀態；9月9日，駐太平洋地區美軍接到核攻擊命令，6枚“鬥牛士”核導彈從美軍駐台灣基地飛向中國大陸的戰略目標……
第七艦隊艦載攻擊機以及核潛艇發射的導彈飛向中國機場、橋梁、通信設施等重要目標……進行持續四天的轟炸後，美軍地麵部隊出動，進入中國大陸……
51 再窮也要有一根打狗棒
報告打上去了，聶榮臻等待答複的那些日子，心裏還是不踏實，秘書們回憶說，他坐立不安的樣子，總是顯得很焦慮。
很快，毛澤東等人圈閱了報告。
事後才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報告。它的重要性就在於，進一步增強、堅定了中央領導同誌的信心。
聶榮臻長舒了一口氣。
陳毅就是在這個時期說了一句流傳很廣的話：“就是把褲子當了，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
然而，事情到了這一步，聶榮臻仍然是不放心。因為他給中央的報告裏有原子能工廠可爭取於1962年至1964年先後投入生產，隨後即可製造一般的原子彈這樣一段對中央帶有保證性的話，非同兒戲。究竟能不能落實？他心裏不踏實。
聶榮臻向軍委建議，派得力人員下去實地調查一下，以便心中有數。軍委指派張愛萍、劉西堯到二機部所屬的廠、礦、院、所等建設和科研一線進行實地調查，二機部部長劉傑如果有時間，可以一同調研。
劉西堯1934年考入武漢大學物理係，1936年輟學參加革命，以他的學曆，在領導幹部中算是文化程度高的，他先是被任命為國家科委副主任，不久前又兼任國防科委副主任。
這三個人都是堅決主張搞國防尖端武器的，聶榮臻對他們很放心。
張愛萍接到任務，有點發懵，有點為難，因為他覺得自己文化程度低，隻是個初中生，對原子彈一竅不通。他遇到老首長陳毅，說起這事，陳毅說：“不懂怕什麼？不懂你不會學？你不是已經當了這麼長時間的國防科委副主任嗎？”
張愛萍回到家裏，找來一張門捷列夫元素周期表貼在飯廳的牆上，吃飯時眼睛就往那瞅瞅，還用紅筆圈了一下鈾-235和鈾-238。他想他對原子彈總不能一無所知，多少要懂一點，哪怕是ABC。這是他一貫的風格，做任何事都要有所準備。下去之前還有點時間，他坐上車，來到花園路核武器研究院，找到了副院長朱光亞，請他賜教。
張愛萍比朱光亞大14歲，37歲的朱光亞見到佩戴上將軍銜的副總長兼國防科委副主任，有點緊張，忙說：“我把院裏的工作情況向您彙報一下。”
張愛萍說：“我不是來聽你彙報的，是向您請教來了！”
朱光亞連忙說：“不敢當，不敢當。”
張愛萍說：“是真的。請您給我講講什麼是原子彈。我隻知道皮蛋、雞蛋、山藥蛋，一點不懂原子彈。不懂它，又怎麼去調查呢？”
朱光亞這才明白過來，認真地介紹了關於原子彈的基本常識。
張愛萍後來常常說，在核武器方麵，朱光亞是他的第一位老師。他們由此結為摯友，二人的友誼伴隨了他們的後半生。
1961年10月9日，張愛萍、劉傑、劉西堯乘坐軍委派出的伊爾14專機，從北京出發，他們從東到西，再從北到南，登高原跨戈壁，一共用了三十多天的時間，二機部主要的廠礦和研究機構都看了個遍，他們一麵了解情況，一麵給大家鼓勁。
據張愛萍回憶，他們到了一個地方，隻問四個問題。一是，你擔負的是什麼任務？在全局中的位置？二是，進度和遇到的難題？三是，解決這些難題，需要什麼條件，哪裏可以提供這些條件？四是，滿足了這些，最快什麼時候能完成任務？
他們轉了一圈，心裏就有數了。
大概就是在這個階段，張愛萍說了一句至今聽來都蕩氣回腸的話：“再窮，也要有一根打狗棒！”
回到北京，他們見到了聶榮臻，簡單彙報了一下情況。聶榮臻叮囑，盡快把報告寫出來。
據劉傑回憶，他和張愛萍還專程給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彙報過一次，林彪態度非常堅決，說，原子彈，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響，就是用柴火燒，也要把它燒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