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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後的戰鬥
“心若改變,態度就會改變;態度改變,習慣就會改變;習慣改變,人生就會改變”
“當我絕望時,我會想起,在曆史上隻有真理和愛能得勝。曆史上有很多暴君和凶手,在短期內或許是所向無敵的,但是終究總是會失敗,好好想一想,永遠都是這樣……”
“真理的精神遍布各地、處處皆有。但若想麵對它,必須像愛護自己那樣愛護地位最低微的人。”
“對我而言,羔羊的生命和人類的生命一樣地珍貴。我可不願意為了人類的身體而取走羔羊的性命。我認為,越是無助的動物,人類越應該保護它,使它不受人類的殘暴侵害”
“一個國家偉不偉大、道德水準高不高可以從它對待動物的方式評斷出來。”
“真正的非暴力,威力超過最強大的暴力。”
這些名言相信您或多或少都看到過、聽到過,沒錯,這些名言皆是出自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之口。也許您對這個名字感到陌生,但他的另一個名字卻絕對是如雷貫耳,沒錯,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就是被世人稱為“聖雄甘地”的印度偉人。他是現代印度的國父,和印度獨立後第一任總理尼赫魯一道,開創了印度民主獨立自由的新時代!
甘地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也是現代民族資產階級政治學說——甘地主義的創始人,更是將“非暴力不合作”這一偉大的精神力量傳播給了千千萬萬向往獨立自由的人們,他影響了全世界的民族主義者和爭取能以和平變革的國際運動。在他瘦削的身體裏,卻蘊藏著足以改變世界的力量。
對印度人民而言,甘地給予這個國家,不但是獨立、自由和民主,還有信仰。印度最大的政治家族“尼赫魯——甘地”家族,就是深受著甘地的影響。在這個家族裏,先後出現的三名印度領導人,都與甘地有著密切的關係。印度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理尼赫魯,是和甘地一起為印度獨立而廢寢忘食、鞠躬盡瘁的戰友;印度迄今為止唯一的一位女總理、尼赫魯的女兒英迪拉·甘地,也是深受甘地的影響(與聖雄甘地無血緣關係。因為嫁給了一位也姓“甘地”的記者費羅茲·甘地所以她的姓跟西歐一樣,隨夫姓由“尼赫魯”變成了“甘地”),而她的兒子拉吉夫·甘地,也繼承了母親的遺誌。可以說,甘地影響了近現代印度的曆史。
然而,無論是甘地還是英迪拉母子,最終卻都為了這個國家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們是偉大的殉國者,為了印度的獨立和繁榮,奉獻了自己的一生。
1849年3月,隨著旁遮普的被吞並,印度宣告淪為英國的殖民地,英國花費幾乎一百年來征服印度的計劃宣告完成。從此,作為英殖民地,印度一直飽受英政府的壓迫和剝削。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1942年,當日本法西斯軍隊在正式侵入印度邊境時,為了獲取印度對英國進行戰爭的支持,保證英國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同時也迫於同盟國的壓力,當時的英國戰時首相丘吉爾同意對印度作出重大讓步。丘吉爾向當時在印度國內擁有極大號召力的印度國大黨保證,隻要印度協助英國出兵抵抗日軍,日本戰敗後,印度將取得自治領地的地位。
這份保證對於當時的英國政府而言,無疑是一份巨大的代價。因為根據丘吉爾的保證,一旦印度出兵牽製入侵印度本土的日軍,等到日本戰敗後,印度就可以在英聯邦範圍內享受自治的權力。這對於被英國統治了幾乎一個世紀的印度而言,不能不算是巨大的誘惑。
然而,甘地卻明確地拒絕了丘吉爾的這份厚禮。當時的甘地,已經是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人和印度國家大會黨的領袖,為了對抗英國政府的壓迫,為印度的贏得獨立和自由,他已經不止一次被英軍逮捕,投進監獄。他認為英國政府的保證,其唯一目的在於爭取印度立即給予合作,以暴力保衛他們的領土。這和甘地一直信奉的“非暴力不合作“理念完全相悖。
甘地認為,即便是必須抵抗日本軍隊,唯一有效的反戰武器仍然是非暴力。如果手無寸鐵的印度人民能夠毫無懼色、前赴後繼地向日本人的刺刀衝去,直到屍體堆積如山,血流成河,那麼一定會讓最凶殘的敵人也變得心慈手軟,從而改變人類曆史的進程。而且,如果英國人撤離印度,那麼日本人就再也沒有任何理由進攻印度了。
因此,對於英國政府給出的誘惑,甘地提出“退出印度”作為新的反英口號。他說:“我要求立即獲得自由。如有可能,我要求在今晚結束黎明之前就取得自由。”
對於甘地的要求,英國人自然不會立刻答應。事實上,誠如甘地所想,英國需要的隻是印度提供的人力、物力和土地,這樣才能幫助英國去與法西斯軸心國作戰。給予印度自治領地,已經是英國政府的底線,所以,為了不影響英國製定的戰略大局,此刻,必須要讓甘地從印度民眾的視線中消失,否則,一旦他領導的國大黨在日軍打入印度國門時再生事端,就會讓在印度的英軍腹背受敵。於是,在一次周密部署的行動中,英國人逮捕了甘地及國大黨的領導人,使他們在政治舞台上消失,直至二戰接近尾聲。
甘地和大量領導人的被捕,讓國大黨突然退出印度的政治舞台。此時,印度的穆斯林聯盟領導人穆罕默德·阿裏·真納認為穆斯林聯盟取代國大黨的時機已經來到,他決定支持英國關於參戰的要求,以換取英國在戰後對建立一個獨立的穆斯林國家的主張的支持。這個將來分治印度的計劃,加劇了英國人撤退後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間的血腥仇殺。
印度是一個宗教國家,每一個人印度人,從出生起便注定要有教派的信仰。在印度,沒有宗教信仰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因而宗教與宗教之間,種族與種族之間的矛盾,在印度根本不可避免,種族和教派之間的血腥屠殺,也構成了印度社會的巨大災難。
1933年1月28日,一名留學英國的印度穆斯林大學生在一份文件中正式提出了分治印度,建立穆斯林自治國的方案,隨後,真納領導的穆斯林聯盟將這一目標當作了行動綱領。當1947年印度人民歡呼獨立的到來時,他們十分心痛地發現,他們不得不吞下曆史留下來的苦果:將印度一分為二。
多年來,甘地的足跡遍及印度的每一個角落,十分熟悉印度教徒、伊斯蘭教徒雜居的狀況。一個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和一個以印度教徒為主的國家並不能改變這種雜居狀況,相反,卻會帶來更深的宗教仇殺!
1947年8月14日午夜,在巴基斯坦的首都達卡和印度的首都新德裏,兩國的領導人都在和人民一起歡呼各自國家的誕生。然而,這種喜悅並沒有持續多久。在印度,居人口多數的印度教徒揮起大刀,砍向住在鄰近的穆斯林;在巴基斯坦,穆斯林們也對附近的印度教徒進行了血腥的屠殺,掠奪他們的土地,搶劫他們的財產;一場全麵性的血鬥在印度大陸出現。不久,印巴兩國又為爭奪克什米爾邦而殘酷廝殺。無論真納,還是尼赫魯,麵對這種混亂的狀況都束手無策。
8月底,印度獨立剛滿半月,旁遮普省的12個縣已在血泊與火海中掙紮了2周,隻有加爾各答這個火藥庫因為甘地的坐鎮一直沒有爆炸。參加甘地祈禱會的人以空前規模在擴大——1萬、10萬、繼而50萬,甚至高達100萬,在一個宗教狂熱的國度裏,當億萬信徒聆聽一種聲音的時候,它所創造的奇跡與神話可想而知。甘地在加爾各答創造的奇跡,曾引起舉世矚目。當時《倫敦時報》這樣評說:“這座城市是印度的奇觀。”蒙巴頓從新德裏致函甘地,盛讚他的功德無量:“在旁遮普,我們有一支55000名士兵組成的別動隊,他們被大規模的暴亂弄得一籌莫展,在孟加拉,我們的幹預部隊隻有1個,那裏卻沒有發生任何暴亂。”
然而在1947年8月31日的早晨,奇跡出現16天之後,宗教仇恨之火終究還是點燃了加爾各答這個火藥庫。當晚10點,一群狂熱的印度教青年突然闖進海達利公館院內,要求與甘地談話。當時甘地正躺在草墊上,身邊是他的侄孫女摩奴和阿巴。甘地被吵聲驚醒,站起身來,說:“嚷什麼,我在這兒,你們來殺我吧。”說話間,兩位渾身是血的穆斯林掙脫人群,躲藏到了甘地的身後,但一根根棍子向他們飛去,好在甘地個子不高,才沒被擊中,直到增援的警察趕來才解了圍。隨後,對穆斯林貧民窟一係列的襲擊行為達到喪心病狂的程度,這些都是國民公仆團極端分子策劃的。
加爾各答事變給了甘地一個致命的打擊,這位終生致力於非暴力理想的老人似已有一種理想幻滅的巨大失落感。為了使加爾各答恢複理智,拯救千百萬無辜者免於死亡,甘地隻有拿自己的生命孤注一擲。
他對外發表聲明,決定從9月1日起開始絕食,一直到動亂結束,不成功便成仁。這位已是78歲的老人,一生中不斷絕食以換取勝利。在他的手中,絕食成了一個在沒有武器、經濟上不發達國家的人民從未使用的最有力武器。這種武器“把一種使其不能逃避的緊迫感強加於對手”,甘地“每當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礙時”,就使用這件武器。他斷言,隻有絕食才能“打開諒解之心,感化對手們的每一根道德神經”。
但是,這次絕食無論是對他本人還是對他的誌同道合的夥伴,都是一次巨大的冒險。此時78歲的高齡,加上最近長時間的焦慮和奔波,甘地早已經精疲力竭,在這種情況下絕食,極有可能會要了他的命。然而為了製止這種兩個教派間的血腥殺戮,甘地決定孤注一擲。絕食開始後,他的體力很快便衰竭了;幾小時後,心律開始出現不齊現象;等到了午夜,他說話的聲音都開始變得含糊不清了。
甘地絕食的消息在短短幾小時內就傳遍了加爾各答城。多少年來,甘地的絕食鬥爭已成為激發人們鬥爭的信號。整個印度的大部分居民雖然不識字,也沒有收音機,但人們總能了解他絕食的各個階段的詳細情況,每當甘地受到死亡威脅時,人們都一致本能地為他擔憂,一批又一批焦慮不安的群眾紛紛來到海達利公館看望他。但瘋狂的暴力行為如同脫韁的野馬一般,一時難以被遏製住,縱火、殺人、搶劫仍在加爾各答城進行。
從甘地絕食後的第二天早晨起,前來海達利公館詢問他健康狀況的人越來越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知名人士紛紛來到甘地臥榻前,請求甘地停止絕食。
到了第三天淩晨,甘地健康惡化的消息一經傳出,整個加爾各答的人們都沉浸在了焦慮與悔恨之中,一股股友善的浪潮突然席卷了這座難以駕馭的大都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起在暴行肆虐的貧民區遊行,呼籲恢複秩序與平靜。中午時分,27名市區的極端分子來到海達利寓所門前,承認了自己的罪惡活動,當晚,全城恢複平靜。印度教徒、錫克教徒和穆斯林重要人物一起起草了一項共同聲明,莊嚴保證——阻止宗教仇恨再起。
1947年9月4日晚,已經絕食了73個小時的甘地終於了喝了幾口桔子汁,宣告結束了這次絕食鬥爭。
甘地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以捍衛和平的舉動,終於製止了加爾各答暴亂的蔓延,他因此獲得了極高的聲譽。甘地的老友,印度獨立後的首任孟加拉省省督拉賈戈帕拉戛查理說:“甘地建樹過許多豐功偉績,然而最為神奇的乃是他在加爾各答戰勝了邪惡,其意義甚至超過了印度獨立。”
在確信加爾各答不會再有問題時,甘地決定前往被血與火吞噬的旁遮普省。然而,還等甘地來得及到達旁遮普,首都新德裏又發生了新的暴力事件。由於周圍的農村極不安全,成千上萬的穆斯林都湧到了這裏避難。
9月3日早晨,印度教徒從殺害中央車站的穆斯林苦力開始,接著大規模洗劫穆斯林的商店,打死商店老板。新德裏的暴亂將對整個印度半島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由於警察中的印度教徒數量極多,所以對於這次血腥屠殺多半采取“開小差”的態度,介於管製和不管製之間,根本沒能起到組織或延緩事件加劇的作用。而新德裏僅有的部隊也開始變得人心渙散,整個城市的公共秩序嚴重癱瘓,以至於總理尼赫魯甚至不得不親自揮舞著棍棒,上街驅散這些暴亂分子。
新德裏的暴亂在短短三天之內就達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新政府對於局勢一籌莫展,根本拿不出什麼可行的方案來。這也不能全怪他們,這個印度獨立後首個新政府的成員,在執政之前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英國人的監獄中度過的,而且一直追隨甘地,從事非暴力不合作鬥爭,從來沒有機會深入了解和治理這個國家。現在,英國人丟下一個爛攤子讓他們收拾,他們自然無法應付。
9月6日,新德裏的暴亂事件已經上升到了萬分緊急的程度,總理尼赫魯和內政部長帕迭爾急電招回了當時正在西姆拉休假的蒙巴頓,由他出麵組織應急委員會。
9月9日,甘地前往旁遮普時路過新德裏。一下火車,帕迭爾便一臉沮喪地告訴他新德裏的情形,甘地於是決定留下來。由於原先甘地住過的“賤民”區已擠滿了難民,他隻好住到了國大黨的支持者、甘地的忠實擁護者比爾拉的寓所。在到達新德裏時,甘地立刻發表聲明,一定要盡力使新德裏的空氣重新恢複平靜。
9月10日,甘地來的第一天就作了40公裏的旅程,視察了許多難民區。當天的祈禱會中,他發表了一篇動人心弦的演講,追述了他初到新德裏的印象。他感到這裏就像一座死城,沒有歡笑,沒有希望,隻有恐怖、混亂與仇恨。他感到不理解,在獨立自由的印度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不理解人們為什麼要被趕出家園,在自己的國家內還會出現難民問題。他認為“政府應負責,人民也應該負起責任”。
自從來到新德裏後,甘地每天都去視察難民營,試圖打動那些因為仇恨而咬牙切齒、麵容扭曲的人們,然而這要做的收效甚為微小。一次,在一座難民營的出口處,一位男子把他小孩的屍體扔到了甘地懷裏;再有一次,甘地在無人護衛的情況下進入難民營,一群被仇恨激怒的人圍住他的汽車狂喊亂叫;一天晚上,當甘地一如既往地在祈禱會上把《雅歌》、《可蘭經》、《新約》、《舊約》與《薄伽梵歌》一起誦讀時,人群中有人大叫:“以你讚美真主的名義,我們的妻子和姐妹遭到強奸,我們的兄弟被屠殺!”“打死甘地!”甘地不得不停止祈禱。
盡管如此,甘地並沒有灰心,他每天照例去亂區視察,安撫民心,排憂解難,並照例每天舉行晚禱,發表他的觀點與見解,抨擊人們的失去理智,譴責政府的辦事不力,建議人們該如何遵紀守法,勿施暴力;同時,他還得應付外界的各種問題與來訪者,並替《哈裏真報》撰稿。
1947年10月2日,甘地78歲誕辰。數千封來自世界各國和國內的電報跟信件向他表示了祝賀。各界領導人、難民、印度教徒、錫克教徒和穆斯林相繼來到比爾拉官邸,向他敬獻水果、糖果和鮮花。尼赫魯總理及其他各部部長、新聞記者、外國使節和蒙巴頓夫婦親臨甘地臥室向他表示祝賀。
然而甘地的狀況令來訪者無比震驚,他一反慣常的生動表情與狡黠神色,一臉的憂鬱與沉悶。他決定以祈禱、齋戒與手搖紡車來過生日。在這天的晚禱上,他語氣低沉:“你們要祈禱神靈,以結束目前的敵對狀態;或者為我早日離開人間禱告上蒼,我不想在烈日紛爭的印度過生日。”
11月末的一天晚上,新德裏東北90公裏的小城帕尼帕特又發生錫克教徒屠殺穆斯林事件,甘地隻身驅車前往那裏,平息動亂。在市政當局臨時搭起的一座小平台上,甘地對潮水般湧來的群眾進行演講,並與各種各樣的反對意見爭論。他不厭其煩、深入淺出地講述信仰自由、宗教平等的理論,用整個心靈設身處地地安撫受苦受難的難民,懇請他們摒棄暴力和仇恨,發揚理智和寬容。他的邏輯那樣不可辯駁,他的言辭那樣懇切真誠,他的意誌那樣堅韌不拔,人們的狂怒與傷痛漸漸平息。僅僅幾小時後,帕尼帕特的居民便傾城而出,擁戴他們的聖人離去。
1947年歲末的日子,甘地始終沉浸在莫大的悲傷之中。印度的分治給他的心靈以致命的創傷,他終生宣揚的“非暴力”卻無法改變印度內亂四起的現狀,舊日印度的一切落後的東西並沒能在新生的印度中消逝——這一係列現實令甘地無限感傷。而現在他又發現那些追隨他革命的同誌登上政權寶座後絲毫無意執行他的理想,他與他們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
甘地指責印度政府日益腐敗,譴責各部部長舉行盛大豪華的酒宴而不顧數百萬難民的餓死,指責印度的新生知識分子打算使國家工業化,而不關心農民利益,他建議這些知識分子應到農村去,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以了解農民的真實需要。由於他的尖銳言論,令新政府領導大為不悅,他們漸漸不願再征詢甘地的意見。
除了這些煩惱外,當時困擾甘地的還有兩大問題:一是首都新德裏的局勢。政府借助於武力而不是甘地所倡導的人民心靈的力量暫時維持平靜,但是各種隱患大量存在,一些人骨子裏暗藏殺機,暴亂隨時可能再度發生。二是政府對巴基斯坦的態度。國大黨拒不償還分給巴基斯坦的55000萬盧比的款項,想從經濟上扼殺它。甘地認為這是一件極不體麵的事,有損印度的傳統精神。
為使以上這兩個問題得到較好的解決,甘地決定再次進行無限期絕食,直至新德裏恢複平靜和政府答應償還巴基斯坦的款項。
1948年1月13日,星期二,上午11點55分,莫漢達斯·甘地開始了一生中最後一次絕食鬥爭。這年冬天寒冷,像往日一樣,甘地這天清晨3點30分起床,然後進行晨禱,他喃喃的朗誦:“通往神靈之路為勇士們開辟,而絕不是為懦夫們鋪設。”
10點30分,甘地最後一次進餐,他吃了兩張烤餅、一個蘋果、一杯山羊奶和大半個袖子。用餐之後,甘地在比爾拉寓所的花園內舉行了簡短的宗教儀式,出席這一儀式的有尼赫魯、摩奴、阿巴、秘書普雅雷拉爾·納耶爾等,還有印度新聞界和其他國家駐印度首都的數10名記者。11點55分,甘地在草褥上躺下,正式開始絕食。
甘地突然絕食和停止絕食的條件,使廣大同胞們感到震驚和沮喪,甚至是反感。因為此時,在遙遠的克什米爾地區,印巴兩國軍隊在進行一場帶有明顯宗教情緒的殘酷戰鬥,而印度全國的印度教徒則大喊著“殺盡穆斯林,為死去的同胞報仇”的口號。現在,甘地居然要他們忘掉兒子被殺、妻子被強奸的事實!
而且,當時新德裏的局勢與加爾各答有所不同,這裏到處擠滿難民,不少難民為逃避難民營內寒冷和惡劣的生活條件,紛紛占領清真寺和穆斯林的住宅,現在甘地要他們歸還棲身之地,再回到難民營去,他們極不情願。
而甘地還要求償還分治方案規定的五億五千萬盧比給巴基斯坦。也令大多數的公眾和印度政府的官員憤恨不平,難以接受。不少印度教徒認為甘地絕食自毀是有偏見的陰謀詭計。甘地停止絕食的條件也激怒了大多數部長,他們認為拒償這筆款項理所當然。由印度教極端分子組成的國民公仆團獲悉甘地進行絕食的原因後,增加了他們的仇恨心理,他們認為甘地此舉無異於政治訛詐,他們準備立即鏟除甘地。
不過對於民眾和政府官員的不滿,甘地並沒有屈服,他說:“如果我的條件得不到滿足,我就絕食而死。”同時,他向人們解釋了這次絕食的目的,是為了“祈禱諸神純潔大家的心靈,清除所有人之間的紛爭。印度教徒、錫克教徒和穆斯林必須下定決心,要兄弟般地在這個國家和睦相處”。
絕食當晚,甘地例行晚禱,他用發自內心的微弱聲音祈禱諸神純潔大家的心靈,清除所有人間的紛爭,讓印度教徒、錫克教徒和穆斯林兄弟般和睦相處。他說:“我要使德裏經受一場考驗,無論印度和巴基斯坦發生多麼嚴重的屠殺事件,我懇請首都人民不要放棄自己的義務……各個教派,全體印度人必須以人道主義取代野蠻行徑,必須使自己成為名副其實的印度人,如果你們不能如此,我也無需繼續活在塵世。”
這一次甘地的體力消耗更快。自上次加爾各答城的絕食後,甘地的腎功能已開始減弱;加上一連串不幸事件的打擊,他的血壓急劇上升,一直靠一種特製的鎮靜劑維持。因為絕食之故,鎮靜劑的使用也受到嚴格限製。
1月14日星期三,甘地像平日一樣,於3點30分起床,然後吟誦《薄伽梵歌》。數分鍾後,甘地用樹枝刷完牙,吃下了摩奴送來的這一天的第一頓“飯”:一杯摻有蘇打水的溫水。然而此時他的身體狀況其實已經變得非常糟糕,他的體重隻剩下49.5公斤。這意味著絕食一天後,他的體重已經下降了1公斤,用不了多久,甘地瘦弱體內的營養儲備將消耗殆盡。而對絕食的人來說,當機體已開始消耗蘊藏在肌肉內的蛋白質時,危險即已來臨,其結果必然將導致死亡。
傍晚時分,比爾拉寓所外出現了黑壓壓的遊行隊伍。他們不是出自佩服甘地來請求他停止絕食的,相反,大多數的人都帶著對甘地強烈的不滿。不少印度教徒認為,甘地絕食自毀是一件帶有偏見色彩的陰謀詭計,旨在為穆斯林的事業效勞。他們站在比爾拉寓所的外麵,高聲喊道:“讓甘地去死吧!”
1月15日星期四,可能危及甘地生命的危險征兆終於出現。醫生在化驗甘地的小便時發現了含有丙酮和酸性成分的毒性物質及其他危險症狀,這證明導致甘地死亡的過程已經開始了。這危險的信號令醫生感到十分不安,她不厭其煩地向甘地解釋說,他的健康從此會每況愈下。希望他能停止絕食。但是,甘地對此卻是置若罔聞。
這一次,人們對甘地的絕食反應遲緩,直到他絕食的第三天,新德裏街頭才開始出現小規模遊行,呼籲教派和睦、親善,以拯救甘地生命。與此同時,一封來自巴基斯坦的電報告訴甘地說:“這裏每個人都希望知道如何才能拯救聖雄的生命。”
這天下午,甘地取得了絕食以來的第一次勝利:印度政府經過長期的爭論和猶豫,終於決定立即償付巴基斯坦的55000萬盧比。尼赫魯在紅堡廣場向德裏市民發表演講,希望人們以實際行動拯救甘地生命,“因為喪失聖雄的生命,也就是喪失印度的靈魂”。
當天的晚禱會,數百名信徒們聚集在比爾拉寓所的草坪上,期待“印度靈魂”奇跡般地出現,為他們舉行晚禱會,但他們大失所望。此時的甘地因為極為虛弱,已經無力行走,甚至無法支撐起自己的身體來,隻能躺在床上,通過麥克風向他們講了幾句話。他竭盡全力,用麥克風向聚在草坪外的數百名群眾說道:“你們要關心國家,要想到它需要親善。你們不要為我擔心。凡是來到塵世的人,某一天終究會死去的。死亡是我們所有人的朋友,我們應當終生感激它,因為它可以使人從苦難中解脫出來。”
他的聲音細如遊絲,人們預感到聖雄的生命已經危在旦夕。這一不祥之兆喚醒了人們沉睡的良知和麻木的神經,群眾排成長陣,人人雙手合十,在一片肅穆的氣氛中依次從甘地的陽台前走過。
1月16日星期五,清晨,有關甘地健康的第一號公報發布,公告告訴印度人民,甘地的健康狀況已嚴重惡化,這一不幸的消息使印度全國的氣氛發生巨大變化。一股強大的浪潮終於越過了比爾拉寓所的圍牆,過去它始終把印度廣大人民群眾和偉大靈魂緊緊地連結在一起。一個擁有3億人口的國家,如今突然以整個身心在傾聽一位身體衰竭的老人自覺地進行戰鬥的音訊。從甘地居住的寓所的圍牆內,印度電台每隔一小時播發一次關於他的生命垂危的消息。在印度半島各城市,人們紛紛湧向廣場,手裏高舉標語牌,不斷高呼“親善”、“團結,”和“拯救甘地”的口號。各教派和各政黨的代表,在全國各地相繼成立了“拯救甘地生命委員會”。這一天,全國郵電部門的職員寄來了數百萬封信件,他們在信中寫道:“我們必須拯救甘地的生命,我們要像兄弟一樣和睦相處。”數十萬人舉行了集會,祈求神靈把甘地從苦難中解脫出來。一時間,教派之間的敵對情緒消失了。
尼赫魯率領由政治和宗教領導人組成的代表團來到甘地草墊前,安慰甘地,希望他停止絕食,但甘地卻依然無動於衷。不管人民多麼激動,也不管尼赫魯如何勸導,他依然不肯停止絕食。他期待的是“人民心靈深處的反應,是真心誠意的幡然悔悟,是實實在在的具體行動”。
1月17日星期六,上午,新的健康公報表明急性尿毒症即將奪去甘地的生命,這時甘地已進入絕食的第3個階段,即最後一個階段。他的精神突然好了起來,整個人沉浸在一片安靜之中,除了關節痛外,沒有其他不適。他向秘書口授了停止絕食的7項條件,這些條件幾乎涉及到新德裏城生活的各個方麵,包括:印度教和錫克教難民必須把改成住房的117座清真寺歸還給穆斯林,取消對新德裏穆斯林商人的抵製,保證乘坐印度火車旅行的穆斯林的人身安全等。
甘地要求新德裏各政治組織的領導人,包括他的敵手印度教大會的極端分子必須在他的聲明上簽字。當晚,整個京城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盡快讓甘地終止絕食上。商業活動停止了,機關、商店、作坊、工廠、咖啡館關閉了,在大清真寺廣場上,來自各種族和各教派的數10萬群眾舉行盛大集會,強烈呼籲他們的領導人接受甘地聲明的條款。
比爾拉寓所內,甘地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短暫的清醒後是長時間的虛脫,同時伴有譫妄現象,醫生與身邊工作人員焦慮萬分,卻又無可奈何。尼赫魯再次來到甘地臥榻前,見到他敬愛的“巴布”(即父親)奄奄一息,禁不住百感交集,熱淚盈眶。蒙巴頓也來到甘地身旁,此情此景,也令這位戎馬一生的異域軍人倍覺酸楚。
1月17日晚,甘地大部分時間陷入昏厥與譫妄狀態,脈搏微弱而不規則,身體各重要器官的功能已經開始崩潰。秘書拿來各派領袖在他的口授聲明上的簽字,這上麵除了沒有印度教大會地方代表和國民公仆團的代表簽字外,新德裏幾乎所有派別組織的領導都簽字保證恢複平靜,和睦相處。醫生勸甘地喝點東西,甘地輕輕歎息了一下,而後擺擺頭說:“不,任何事情不能操之過急。在我中斷絕食前,任何鐵石心腸的人也會動心的。”
1月18日星期日,上午,甘地處境危急,很快將進入長時間的人事不省。國大黨主席緊急動員,他派出一幫人前去尋找甘地所要的簽字,自己帶了一幫人親自前往比爾拉寓所。上午11時,和平委員會的全體成員來到比爾拉,各派代表終於聚齊,站在臨近昏迷的聖雄床邊。其中包括印度教極端分子及國民公仆團的神秘代表,他們都已在7項聲明上莊嚴簽字,並依次走到甘地臥榻前,親自確認自己的莊嚴保證。
國大黨主席俯身告訴甘地,他的七點宣言已經迅速的取得一致簽字。甘地的臉上浮出安詳的神色。這位偉大的老人,印度的靈魂,終於獲得了這場絕食的全部勝利,但執著的老人仍不肯中止絕食,他在死亡的邊緣,用盡渾身力氣,口授了一項聲明——
他希望各派代表不僅要保證新德裏的平靜局麵,而且應使全印度都能從根本上消除不安定因素。他說:“現存於人們心中的最大錯誤觀念,莫過於認為印度隻是屬於印度教徒的,或者認為巴基斯坦隻是屬於穆斯林的。看來,要改變全印度和巴基斯坦人民的意識是件艱巨的事情,但是,隻要我們大家同心合力,任何事情總是可以辦成的。”
“聽完我的講話後,如果你們仍然希望我停止絕食,那麼我一定會這麼做。但是,如果印度不朝好的方向發展變化,那麼你們的諾言隻不過是一場惡作劇,我也隻好一死為快。”
甘地講話後,在場的所有人,一個接一個地俯下身體向甘地發誓說,他們要切實履行甘地的教誨。“國民公仆團”的負責人也表示了同樣的諾言。當最後一人立下誓言後,甘地輕輕地說:“我同意停止絕食,現在神的意願業已實現”。
一場令世界人民驚心動魄的絕食鬥爭終於圓滿結束。絕食勝利似乎給垂暮之年的甘地注入了新的活力。此時他又萌生一個宏偉的計劃,準備以步當車,穿越剛被衝突弄得傷痕累累的旁遮普大地,沿著難民逃亡的大道一步一步走向巴基斯坦。這樣他既可以體察民情,安撫民心,又可以廣泛傳播非暴力和博愛思想。為了這一計劃,他必須養精蓄銳。
然而,正是因為這一次的絕食,讓一個名為納圖拉姆·戈德森的狂熱印度民族主義分子,同時印度國民團的骨幹成員萌生了刺殺甘地的念頭。
戈德森是一個狂熱的印度教徒,出身婆羅門,他奉行素食,節欲,早年崇拜甘地,投身不合作運動,並因此而入獄。1937年,他受沙瓦迦爾的影響,參加了以複興印度教統治地位為目標的印度教大會,並創辦了“國民公仆團”。1944年買下一家報紙《印度民族報》,自任社長,宣傳反伊斯蘭教及其他非印度教等派的政治主張,不遺餘力宣傳暴力和種族至上。
1947年8月15日,印度獨立的這一天,戈德森就在一個小型集會上就公開叫囂:“甘地的非暴力學說,將手無寸鐵的印度教徒置於敵人的魔爪之中。今天,印度難民正忍饑挨餓,奄奄一息,然而甘地卻維護穆斯林壓迫者。印度婦女寧願焚身自殉也不願遭人奸汙,然而甘地卻聲稱,‘受害者乃勝利者也’,受害者中可能有我的母親!我們的祖國已被肢解,成群的禿鷲正在漸吞她的軀體。光天化日之下,印度婦女慘遭蹂躪。但是,麵對上述暴行,國大黨的懦夫們居然無動於衷,這種局麵持續到何時才能結束?我們究竟能忍受到何年何月?”
這段話很好地表述了戈德森及其所屬的國民公仆團仇恨甘地的原因。國民公仆團是極右民族主義政黨——印度教大會的準軍事團體,該組織的核心機構是秘密社團“印度民族集團”,於1942年5月由享有“狄克推多”(即獨裁者)稱號的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沙瓦迪爾建立。除了盲目服從沙瓦迪爾外,種姓這一強大特殊鎖鏈、印度社會根深蒂固的紐帶,將該組織的首領和成員緊密聯係在一起。
“印度民族集團”的成員均是出身於印度民族主義發源地浦那城的婆羅門世家。他們頑固地反對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團結的政治主張,反對甘地的非暴力學說,主張建立一個印度教徒統治的國家,宣揚印度種族優於其他種族,妄圖在從印度河之濱到希拉馬普特拉河流域,從白雪皚皚的喜馬拉雅山到科摩林角之間的大片土地上,重新建立大印帝國。在他們憧憬的印度社會內,穆斯林將會不占一地。
1948年1月,當戈德森得知甘地開始絕食以製止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仇殺時,這位極端主義分子的狂熱情緒就突然迸發出來了。他對同為國民公仆團成員的維拉揚·阿卜提說:“我們必須鏟除甘地。”阿卜提點點頭,表示讚同戈德森的看法。
1948年1日20日下午5點,戈德森和阿卜提來到比爾拉寓所,決定趁甘地出席晚禱會的機會,將他殺死。和他們同來的還有4個人:戈德森的弟弟、浦那城客棧老板維斯努·卡卡雷、難民馬丹拉爾·帕瓦和軍火走私商迪甘巴爾·巴德熱,他們都是狂熱的民族主義分子,決心為印度教的事業奉獻一切。
5點整,甘地準時出現在比爾拉寓所的門口。由於身體依然虛弱,他不得不坐在轎上前來出席晚禱會。草坪上,信徒們唱完聖歌,靜靜地聽甘地的講話。他的聲音極為細弱,雖然安裝了麥克風,但人們仍然很難聽清。
納圖拉姆·戈德林遠遠地站在人群後麵觀察著手下進入刺殺位置。待一切準備就緒後,他便果斷地用手勢告訴手下:開始。時刻處於戒備狀態的馬丹拉爾·帕瓦看到信號,立刻引爆了事先藏在圍牆下的炸彈。
頓時,草坪上一片混亂。戈德森他們本可以乘機對甘地下手並安然逃跑,但因為卡卡雷和巴德熱被驚慌的人流卷到了離甘地很遠的地方,負責擲手榴彈的戈巴拉也因為窗口太高看不到目標而無法下手。
爆炸聲傳出後,警察在第一時間趕到,並且抓住了引爆炸彈的馬丹拉爾,但是戈德森五人卻已經趁著剛才的混亂隨著人群一道逃跑了。
這次刺殺甘地的行動失敗後,逃到了孟買郊區的戈德森在1月25日晚上召見他的兩名同謀,向他們宣布了自己的決定:“我們1月20日未能得手,究其原因,在於參加行動的人太多。現在唯有一條途徑可以幹掉甘地,即由我們當中的一個人單獨行動。這將由我一人來承擔。”
阿卜提和卡卡雷麵麵相覷,沒有出聲。戈德森繼續說道:“肢解的印度,遭人踐踏的印度,現在需要一名勇士為它複仇,需要一支洗滌罪行的寶劍,以便使他擺脫阻撓印度人進行暴力叛亂的人的控製。這個角色,將由我擔任。”
1948年1月30日是星期五,這是耶穌受難日,也是甘地人生的最後一天。對印度和全世界來說,這將是一個永遠難忘的日子。
戈德森早早地來到了比爾拉寓所前的草坪上。他神態安詳,情緒很好。信徒們稀稀拉拉地分散在草坪各處,等待著聖雄的出現。快5點時,人群逐漸聚集起來,誰也沒想到,一個凶手就藏在他們中間。
5點10分,甘地來到了院子。像平日晚禱會一樣,甘地走路時,把雙手搭在摩奴和阿巴肩上,當靠近人群時他習慣地收回手臂,然後獨自走上台階,雙手合十向群眾致意。就在甘地收回雙手即將走向平台的一刹那,戈德森用右手打開了衣服口袋裏的手槍的保險,然後徑直朝聖雄走去。當他走到甘地麵前時,先向甘地鞠躬行禮,口中低聲說道:“聖父,您好!”摩奴以為此人想要撫摸甘地的腳,伸手禮貌地將他擋開,戈德森猛然推開摩奴,從口袋裏掏出手槍,頂住甘地赤裸的胸口連開3槍。
殷紅的血立刻染紅了潔白的土布拖地,甘地雙手合十,似乎想邁出最後一步,口中喃喃念到:“主啊!”隨後徐徐倒地。但他的雙手始終保持著生命最後一息的合十姿勢,好像以此向刺客敬獻禮物和表示致意。拖地一角的凹陷處淤積了一大片鮮血,摩奴看到那隻破英格索爾懷表躺在甘地身旁,時針正好指向5點17分。
這位終身提倡“非暴力”的老人就這樣死在了狂熱分子的槍口之下,結束了他那偉大而不平凡的一生。18點整,甘地遇刺身亡43分鍾後,印度人民從一項公報中獲悉,為他們帶來自由的人已經與世長辭。
二、聖雄的一生
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年10月2日出生於印度西北部一個半獨立省波爾班達爾的一個貴族家庭。甘地的家族屬於班尼亞種姓,這個種姓是印度教徒第三大種姓吠舍的一支,家族的祖輩最先以種田或從事零售商業為生。
甘地的祖父烏曇昌德·甘地曾做過波爾班達爾的土邦首領,當時稱之為“帝萬”。在任期內,他忠於職守,才華橫溢,在當地享有盛名,有很高的威望。在波爾班達爾,甘地家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甘地的雙親都是印度教中耆那派的信徒,這一派以不殺害生物為其基本教義。這條教義,便是甘地後來領悟到並傳布全世界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根源。耆那教徒相信走向神台的道路,是“愛”而不是“智”。所以甘地的父親卡巴·甘地平素甚為慷慨,不以財富和物質上的價值為重,把他的家財幾乎全數用於慈善事業,並沒有留什麼東西給他的家人。甘地的母親是個甚為虔誠敬神的婦人。
在甘地的小時候,他曾經經曆過一回嚴重的宗教危機。當時,看厭了印度教教徒執行的拜神禮節,小甘地變為了或者他認為自己已經變為了一個無神論者。因為要證明宗教對他並沒有價值,他和幾位朋友甚至於去吃肉,這是教徒褻瀆神靈最嚴重的舉動。但隨後不久,甘地突然染上了噤口和脫疽的毛病,並且幾乎要了他的性命。
7歲那年,甘地隨父親從波爾班達爾移居到拉奇科特。卡巴在王府裏當上法官,甘地就在那裏開始了學生生涯。甘地從小記憶力差,智力平平,隻有誠實使他顯得與眾不同。他自己後來回憶說他那時大概還有些遲鈍,在他的身上並沒有出現神童的奇跡和聖人的先兆。
9歲那年,根據印度教習俗,父母給甘地訂了一門親事,並且在他13歲那年舉行了婚禮。童婚妻子名叫嘉斯杜白,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文盲,秉性純樸而善良,文靜而勤勞。甘地因結婚成績滑坡,休學了一年,一年之後繼續就讀,學校為了彌補他的損失,讓他跳了一班。
1887年,甘地念完中學。因考慮家庭經濟負擔問題,他考入巴弗納城沙瑪達斯學院學醫。進入這所大學,重重困難撲麵而來。生活不方便還不算,更難的是教授們講課如同天書,他根本就聽不懂。沒等一個學期讀完,甘地就輟學回家了。對此他感到有些沮喪,認為自己前途渺茫。對於一個18歲的青年來說,思想和精神壓力是可想而知的
這時候,甘地家的一位老朋友、學識淵博的婆羅門馬福濟·達維先生前來看望他們。當達維先生了解到甘地所處的窘境後,為甘地指引了另外一條發展之路。他非常明確地提出,時代不同了,青年人不接受高等教育,就不能幹出大事,赴英國學法律是年輕人創造未來的通途。隨後,他進一步鼓動說:“如果你不受適當的教育,不要指望繼承令尊的衣缽。”
於是,在19歲那年,甘地被送到英國倫敦大學的法學院去完成他的學業。在他離開印度以前,他的母親命他立3個耆那教的誓言:戒酒、戒肉、戒色。因為毗濕奴教禁止其教徒航海遠行,在長輩人的眼裏,漂洋過海到異國旅行,將會永遠玷汙他的聲譽,所以甘地為此被正式開除其商人種姓,
1888年9月,甘地抵達倫敦。起初幾個月,他飄遊不定,花費了許多時光和金錢想使自己成為一個英國人。隨後,他又做苦工,嚴格地規範自己的生活。
1891年6月10日,甘地完成了預定的學業,以優異成績通過了考試,取得了仰慕已久的律師資格;11日,倫敦高級法庭予以登記注冊,次日,他便起程回國。然而這一次的回歸卻令他飽受打擊,他的母親就在不久前已經逝世了。
回家後沒有多久,甘地便在孟買的最高法院中當律師,在這期間內,他遇到了一些影響他一生的人物。其中有一位是“孟買的無冕之王”達達海巴爾斯;一位是哥黑爾教授。哥黑爾是印度的主要的政治家之一,他是提倡改良教育的第一人,而達達海巴爾斯,是印度國民運動的真正的創始者。
然而甘地在孟買的律師業務卻曆遭挫折。第一次替人打官司,他就因為臨陣怯場而砸鍋。半年後打道回府,在家鄉拉奇科特靠兄長和親友的資助維持律師業務。律師業務的毫無起色及令人窒息的環境,使他倍感苦悶壓抑。當有個來自南非印度人的案子要他處理時,他便義無反顧地踏上了前往南非的曆程。
1893年4月,當甘地在南非德班港口登陸時,他思想上尚未流露出任何關於禁欲主義的誌趣和反對種族歧視的理想。這位窮苦人未來的先知,身穿倫敦律師界常見的禮服。他踏上南非土地,是應聘為一位印度商人的案件辯護,但此後不久發生的一件事卻使他的一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許多甘地研究者認為,正是這件事後,他才決定終生致力於印度民族解放的事業。甘地也認為,這件事是“他一生中具有決定意義的經曆”。
事情發生在甘地從德班到比勒陀利亞鐵路線上的一次旅行過程中,一位白人乘客衝進甘地乘坐的頭等臥鋪車廂,毫不客氣地命令他搬到行李車廂去,甘地拒絕了,因為他手持一等車廂的車票。火車抵達下一站時,那位白人把警察叫來,強行把甘地從火車上趕下去。甘地孤身一人站在茫茫黑夜中,凍得渾身發抖。度過痛苦難熬的一夜,因為他不敢到車站行李處提取行李。
這件事讓甘地萌生了要對抗種族歧視的念頭,此後,在南非這個種族歧視根深蒂固、無所不及的英國殖民地,甘地作為有色人種先後遭遇到了一連串的歧視與侮辱。民族自尊心和同胞在此所受的苦難驅使他走上了領導南非印度人反種族歧視的鬥爭,成為引人注目的人物。
甘地在南非為印度兄弟的利益鬥爭時、提出了“非暴力主義”和“非暴力抵抗”兩項學說。甘地告誡他的信徒,“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報複原則,隻能導致人類喪失理智,人們不能砍掉別人的腦袋強迫他改變信仰,同樣,人們不能用槍彈穿透別人的心髒,強行灌輸仁愛之心,暴力隻能孕育暴力。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促使甘地提出非暴力主義的是《新約全書》。耶穌勸告人們,當別人打你的左臉時,你要把右臉扭過來讓他打。耶穌的訓誡使甘地深受感動,促使他下決心以仁慈的典範改造人類,以上帝的意誌使他們和睦共處。
1906年秋,甘地獲得了一次實施上述理論的機會。這年秋,南非政府製定了一項法律草案,規定:所有年滿8歲的印度人,必須在警察局戶籍簿上登記,領取帶有個人手印的特製身份證。這條帶有明顯種族歧視的法律激起了旅居南非的印度人的抗議。在同年9月11日,一群憤怒的印度人在約翰內斯堡帝國影院集會,甘地在會上發表講話,他大聲呼籲說:“如果接受法律,意味著我們同意毀滅印度僑民團體。”“我認為隻有一條出路,即反抗到底,直至犧牲,而決不能屈服於這種歧視。”
正是在南非這塊充滿種族歧視的土地上,甘地對他曾經傾慕過的西方文明產生了否定,培養和鍛煉了自己從事公眾工作的能力,掌握了作一個成功律師的秘訣,基本形成了他的宗教、人生觀、社會政治觀。他在南非領導的艱苦卓絕的反種族歧視鬥爭,為南非印度人爭取到了基本平等的權利,他從中也試驗成功了一種有效的武器——真理與非暴力學說及其實踐。不過,在這種反歧視過程中,甘地對英帝國仍充滿幻想。
1915年,甘地回到印度。回國後的第一年時間裏,他坐三等車遊曆印度各地,以深入了解他久別的祖國。一年以後,他開始發表演講,宣傳自己的主張,從事非暴力鬥爭,試驗並發展了非暴力學說。他對當時正在進行的戰爭予以支持,希望以此換取英國的開恩,給予印度自治。“一戰”後殖民當局的種種作為使甘地由一個英帝國的忠實追隨者變成了不合作者。
1919年英國通過了羅拉特法案,該法案規定,英國可以殘酷鎮壓一切旨在要求印度解放的騷亂事件。同年4月6日,甘地領導全國舉行哀悼日。那天,印度人關閉商店,停止營業,走出學校,進行罷工,或者到寺廟裏去祈禱,或者幹脆閉戶不出,以示聲援甘地的反抗心聲。不幸的是,印度群眾沒有在全國各地保持沉默,一些地區爆發了騷亂事件。
4月13日,阿姆利則城數千名居民在賈利安瓦拉巴格廣場舉行和平遊行,抗議英國人對該城采取的報複措施。該城軍區司令R·E·戴爾將軍大怒,親自指揮士兵向集會群眾開槍,以示懲戒。結果,1000多人被打死或打傷。
阿姆利則慘案進一步喚醒了印度的民族覺醒,為抗議反動的“羅拉特法”,甘地發起全國性的非暴力抵抗運動,由於殖民當局的血腥鎮壓和群眾的暴力反抗,甘地一度宣布暫緩非暴力抵抗運動,試圖與政府合作,但英國政府繼續在哈裏發與旁遮普問題上倒行逆施,打破了甘地的幻想。在印度全民反英鬥爭高漲的形勢下,甘地的不合作思想趨於成熟,並率先在哈裏發運動中發起群眾性的抵製殖民政府的立法機構、法院、學校、封號與洋貨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進而推廣為全民反帝鬥爭形式。
1920年9月,國大黨加爾各答特別會議和12月的那普爾年會正式通過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計劃及甘地起草的黨綱,使非暴力不合作成為國大黨的指導思想;爭取“印度自治”成為國大黨的現實鬥爭目標;國大黨也因此由一個少數上層分子主要依靠憲政手段從事活動的團體變成一個有廣泛群眾基礎、依靠群眾性直接鬥爭進行全麵反帝鬥爭的現代資產階級政黨。甘地在國大黨內的領導地位也因此確立。此後,不論甘地是否在國大黨內任職,他始終是國大黨的“靈魂”,左右著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發展的方向。
1922年2月,因運動中出現暴力事件,甘地宣布停止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挫傷了士氣,引起國大黨內的思想混亂。甘地也身陷囹圄。出獄後甘地致力於重振民心士氣。
1929年12月31日,國大黨拉合爾年會通過爭取印度獨立的決議,並授權甘地領導新的不合作運動。1930年3月他率領78位誌願隊員開始“食鹽長征”,揭開了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序幕,給英殖民主義者以巨大打擊。運動進行中甘地又與總督談判,並出席圓桌會議,群眾運動因此而鬆懈,被英國殘酷鎮壓下去。
1934年10月,甘地因與國大黨領導層再次出現嚴重分歧而宣布退黨,但仍在關鍵問題上指導國大黨的工作。1939年9月3日,英國代表印度宣戰後,甘地的極端非暴力立場與國大黨領導機構的有條件支持戰爭的主張發生尖銳衝突,以致他兩次被免職,又因英國政府頑固不肯滿足國大黨的要求,國大黨兩次請甘地複出。這期間,甘地的反帝立場進一步發生變化。
1942年4月,在印度國內廣大群眾反英情緒高漲和日本侵略者迫近印度的形勢下,甘地提出了英國“退出印度”的口號,並先後發起了1940~1941年第三次不合作運動和準備發動第四次不合作運動,均被英國鎮壓下去。甘地入獄直到1944年5月。戰爭結束後,處於內外交困的英國政府懾於印度民族解放運動再起的壓力,答應印度獨立的要求。但因印、穆兩教的分歧對立由來已久,加之英國分而治之政策的影響,印、巴分治已成定局。甘地為維護印度統一不懈努力,終無回天之力,隻好接受分治。
獨立後甘地獲得了印度人民和國大黨的崇高敬意,但他卻大權旁落,其終身為之奮鬥的非暴力理想也被束之高閣。而對分治以後的宗教仇殺與混亂,甘地殫精竭慮,利用自己的威望與絕食幫助平息了大規模教派仇殺,自己卻成了教派衝突的犧牲品,死在了一位狂熱的印度教徒的槍口之下。
甘地一生奉行苦行僧式的個人克己生活製度,他的哲學和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深受薄伽梵歌,印度教信仰以及耆那教的影響。他堅持每周一天不說話的行動,相信沉默能給他的內心帶來平靜。從他三十七歲開始的三年半裏,甘地拒絕讀報紙,他認為塵世的喧囂比他的內心的不安更加不堪。
他的思想極為龐雜。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言論記錄,其內容涉及哲學、政治、經濟和社會各個方麵,不僅宗教的與政治的混為一談,而且資產階級思想與小生產者思想兼而有之,可以說是無所不包,無奇不有。
然而甘地主義的核心卻是其為印度民族解放鬥爭提出的真理與非暴力學說。而對強大的武裝到牙齒的敵人,他提出的唯一鬥爭武器就是堅持真理與非暴力。用甘地的話說,真理是神,非暴力則是追求真理、即認識神的手段,甘地認為這是強者的武器。這種抽象而富有神秘色彩的學說看起來令人費解,難以讓人信服,但它卻包含著重要的政治內容,具有較大的應用價值。
在印度這樣一個種族混雜、宗教信仰多樣、種姓隔離和英國實行分而治之政策的殖民地國家,“真理是神”實際上是把印度各種各樣的宗教信仰“眾神歸一”,把宗教的神與現實中的理想糅合在一起,用人民大眾熟悉、了解的語言和形式,喚起人們在真理的旗幟下不分種族、宗教、教派、種姓團結起來,勇敢無畏地追求真理。這無疑是印度資產階級借以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吸引群眾參加反英鬥爭的有效武器。
同時因為它提倡非暴力,不僅適應了英國殖民統治下人民被剝奪了武裝的權利,一直受宗教成見麻痹的現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披著議會民主製外衣、富於統治經驗的殖民者接受;不僅能發動群眾,又能始終把群眾運動限製在一定的範圍內,因而很適合印度民族資產階級在“一戰”和十月革命後印度民族獨立運動蓬勃興起,無產階級世界革命高潮來臨的時代條件下,既希望利用群眾的反帝鬥爭以實現自身的政治經濟目標,又要防止工農運動的深入發展危及其自身利益的需要。
印度現代民族解放運動幾度洶湧澎湃,雖曆遭挫折,卻曆久不絕,並最終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大勢所趨的形勢下,迫使英國殖民者撤出印度,應該說,甘地主義在這一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當然,甘地把非暴力作為宗教信仰和不可更改的原則,明顯地具有種種弊病和缺陷,對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產生了一些消極影響。如絕對的非暴力不可能實現;貶斥一切暴力,給群眾運動製定清規戒律,不準越雷池一步,必然束縛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如果隻要發生暴力就停止運動,必然挫傷士氣,喪失革命時機,延長革命過程;群眾性自苦和自我犧牲,總有時間和環境的局限性;在反革命暴力的鎮壓下,徒手的抵抗隻能是無謂的犧牲;注重小處著眼,認為注重手段目的自明,往往導致輕重倒置,目標模糊;非暴力的宗教色彩迎合了群眾的蒙昧落後意識,不利於群眾的真正覺醒;等等。盡管如此,甘地的真理與非暴力學說仍在理論和實踐上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
甘地的一生複雜多變,極富爭議。無論對於他的敵手,還是他的親密同事抑或一般群眾來說,他始終是個謎。人們對他的評價也是眾說紛紜,毀譽不一。在一些人看來,他簡直是“神的化身”、“真理的代言人”;而在另一些人看來,他是“欺世盜名的救世主”、“矯揉造作的陰謀家”。曾幾何時,他被斥責為“印度封建主義不折不扣的辯護士”、“帝國主義的幫凶”、“群眾性民族解放運動的主要叛賣者”,但時至今日,人們一般都承認,甘地是印度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印度現代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他對印度的民族獨立和解放事業功不可沒。
甘地的偉大人格幾乎是舉世公認。他具有赤誠的愛國熱誠,崇高的犧牲精神,追求真理的執著信念;堅強的意誌,堅韌的耐心,隨機應變的本領;他待人謙恭、誠實、光明磊落,不分貴賤善惡一視同仁,沒有種族歧視和宗教偏見;他注重實際,反對空談;他關心下層人民疾苦,善於體察民情並始終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他生活清苦,安貧樂道;他尊重女性,提倡人的精神完善和社會和諧;他的道德修養堪稱楷模。正因為如此,甘地這位身材矮小、其貌不揚的東方人博得了不同民族、信仰和階級的人的景仰和愛戴。
他被人們稱作“巴普”,意思是父親,因為他是20世紀印度的國父。即使在印度從英國統治者手裏爭得獨立之前,很明顯甘地就已經是3億8千萬印度人爭取自治鬥爭中的關鍵人物和領袖。
盡管在1937年到1948年之間,甘地獲得過五次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但他始終沒有獲得過這個獎項。多年以後,諾貝爾委員會對此公開表達過他們的遺憾。甘地去世後,他的事跡一直受到廣泛的評論。愛因斯坦這樣評論甘地:“後世的子孫也許很難相信,世上竟然真的活生生出現過這樣的人。”他又說:“我認為甘地的觀點是我們這個時期所有政治家中最高明的。我們應該朝著他的精神方向努力:不是通過暴力達到我們的目的,而是不同你認為邪惡的勢力結盟。”
1999年《時代》雜誌將甘地評選為20世紀風雲人物。第一名是愛因斯坦,第二位是羅斯福總統,印度的甘地則名列第三位。
雖然這位偉大的聖雄最終倒在了宗教極端分子的槍下,但他的光輝和他留給人類的偉大的精神遺產,勢必將代代流傳,永不磨滅。
雄獅之怒——英迪拉·甘地之死
一、注定的刺殺
她是印度獨立後首位執掌政壇的女性總理,也是印度曆史上迄今為止唯一的女性總理。印度人民將她稱作“印度國母”,而所有接觸過她的別國領導人,則稱呼她為“印度的鐵娘子”。
她,就是尼赫魯家族出身的英迪拉·甘地,也是印度獨立後第一位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的女兒,是印度近代最為著名也是最存有爭論的政治人物之一,分別擔任了兩屆印度的總理。
著名意大利記者法拉奇曾經在見過英迪拉·甘地後,在自己的筆記中記錄下了他對這位傳奇女性的印象:“她的相貌很動人,她有一對淡咖啡色而又略帶哀傷的美麗眼睛,臉上總是掛著一絲奇妙、高深莫測卻又能引起人們好奇的微笑。”這短短的幾句話,卻將英迪拉·甘地內心表現出來的性格描寫得絲絲入扣。
英迪拉·甘地在印度人民心目中,一直是以一種鐵腕英雄的形象存在著,然而就是因為她對於錫克教極端分子的鐵腕手段,注定了她將會成為這群狂熱宗教徒的眼中釘、肉中刺,恨不得除之而後快。
1984年10月31日,上午9點剛過,英迪拉·甘地同往常一樣離開她在新德裏的寓所,步行前往政府大廈南區的總理辦公室,然而,就在進入拱門的一刹那,卻被她的兩個錫克教警衛開槍刺殺。同日下午1點20分,在經過了全力搶救無效後,這位繼承了父親尼赫魯的事業,為印度的獨立和繁榮奮鬥了一生的政治家、不結盟運動的領導人之一,永遠離開了她所熱愛的世界。
印度,是一個六大宗教信仰並存的國度,在這個國家內,印度教、伊斯蘭教、基督教、佛教、錫克教和耆那教都擁有著廣泛的信徒。在印度,一個人如果沒有宗教信仰,是一件非常令人值得吃驚的事情。可以說,印度人民從一出生開始,直至死亡,這一生之中,必定會信仰這六大教派其中之一所創造出來的宗義。
想要治理好印度這個國家,就必須要處理好六大教派信仰之間的矛盾、上千種語言之間的融合以及種族與宗教信仰之間的劇烈衝突。顯然,這是一件非常的困難的事情。
美國前總統尼克鬆就曾經對印度的國情發表過一番感慨,他說,想要給印度塑造一個穩定發展的格局,唯有“政治天才”才能做到。毫無疑問,印度獨立後的首位總理,英迪拉·甘地的父親——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做到了。他不僅用自己在政治上的天賦,為印度獨立、發展和富強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而且還以其獨立複雜的思想體係為後人留下了一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
但盡管父親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已經為印度的獨立和發展創造出了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然而英迪拉·甘地在就任印度總理時,印度的國情仍是不容樂觀——
日益增長的人口和落後的教育環境,導致印度的文盲基數在不斷增加,而且還是以一種非常恐怖的速度在高速增長;獨立後那些英國殖民時期所遺留下來的社會等級製度依舊存在,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現象日益加劇,矛盾日益突出;官僚主義橫行,政府的債務堆積如山,可謂是負債累累;國內的宗教和種族矛盾也日漸突出,最為棘手的,還是尼赫魯過世後,給英迪拉·甘地留下了一個派係林立、各自為政、內訌四起的國大黨。
國大黨,全稱印度國民大會黨,是英國籍印度退休文官休謨創立的一個印度政黨,主張實行代議製,經過多次的分裂和合並。其立黨的目標是:以和平手段建立一個以議會民主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國內實現機會均等以及政治、經濟、社會權利的平等;對外奉行不結盟政策,並謀求世界和平與友誼。
1906年國大黨年會通過了以提拉克為首的極端派提出的四點綱領:自治、提倡國貨、抵製英貨和民族教育。1907年國大黨發生分裂,溫和派與英國當局妥協,將極端派排擠出黨。1916年兩派重新聯合。1918年又發生分裂,溫和派脫離該黨,建立印度全國自由聯盟。1920年國大黨的特別會議通過了聖雄甘地提出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議案,確立了甘地在國大黨內的領導地位。從此,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就成為國大黨在民族解放鬥爭中的指導思想。1927年12月 ,國大黨通過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提出的要求英國給印度“完全的民族獨立”的決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大黨反對英國宣布印度參戰。1942年8月,國大黨發起群眾性非暴力運動,要求英國退出印度,被英當局宣布為非法,全部領導人被捕(1945年6月獲釋)。
1945年底~1946年初,國大黨在中央立法議會選舉中,獲得37席中的10席,參加了英國統治下的臨時政府,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出任副總理。1947年8月印度獨立,國大黨成為執政黨,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出任政府總理。此後,國大黨除在1977年第六次大選和1989年第九次大選中未獲多數席位而成為反對黨外,一直是印度的執政黨。
在1969年到1979年的十年時間裏,國大黨發生過多次大的分裂,先後出現過以尼賈林加帕為首的國大黨(組織派),以英迪拉·甘地為首的國大黨(甘地派,又譯國大黨英迪拉派),以雷迪為首的國大黨(正統派,後改稱為社會主義派)。
麵對國內日益棘手的幾大問題和國大黨內部的紛爭,英迪拉·甘地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不得不放棄了之前要對印度政治進行大刀闊斧改革的想法。破而後立,雖然能夠給印度的未來創造出一個良好發展的環境,但在如此敏感的時期,這種做法一旦執行,所會產生的各種效應卻是無法估量的。一個不好,就會讓印度的政壇乃至整個國家都陷入分崩離析的危險局麵。
所以,英迪拉·甘地決定采用循序漸進的方式,先穩定國大黨內部,繼而借助全黨之力穩定政壇,再通過一係列的法令措施,逐步解決印度民眾之間日益增加的矛盾,為發展經曆鋪平道路。
在她的努力下,除了因為盧比貶值在國內引起了小幅度風波外,國內的局勢漸漸穩定了下來。這也讓國大黨在1967年的大選中順利勝出,繼續成為印度的執政黨。
在順利通過1967年的印度大選後,英迪拉·甘地宣布繼續執行其父尼赫魯的路線,即對於印度國內,大力發展以國營企業為主的國營經濟,不依靠外國援助,自力更生,以工業發展作為首要,農業發展作為其次,大力發展經曆,將印度變成一個工業大國;對外,繼續奉行不結盟的外交政策,獨立自主,改善與鄰國之間的外交。這一係列的措施舉措,令印度的經濟發展開始蒸蒸日上,國際地位、地區地位也開始日益提高。
但國大黨內部的反對勢力卻一直針鋒相對,從未改變過立場。就在1967年國大黨順利通過印度大選的時候,以德賽為首的辛迪加派在國大黨主席卡瑪拉吉的支持下,已經開始了針對英迪拉·甘地的反對活動,這直接導致1969年國大黨分裂成了組織派和執政派兩大派係。
雖然英迪拉·甘地在反對派的一係列反對活動下,依然順利地通過了1971年的印度大選,但隨之而來的種種重大考驗,卻開始令她感到了一絲焦頭爛額。
國內日益嚴重官僚主義和貪汙等問題,已經逐漸使得國家的經濟和管理都開始出現危機。雖然綠色革命令印度低下層人士的生活獲得一點改善,但改善的速度和幅度並不足以應付巨大的失業率。另外,政府又與山齊·甘地的馬魯迪公司簽訂合約,授權他們去生產首批本地生產的車輛,但這家公司卻是一輛車也沒能生產出來。而山齊·甘地,正是英迪拉·甘地的小兒子。
而英迪拉·甘地本人亦被指為獨裁統治,因為她曾運用其在國會的多數席位去修改憲法以及削減各邦在聯邦係統下所被賦予的能力。議會曾多次指責敵對黨係所管理的邦份為“無法治及混亂”,並強製執行“總統規條”,以奪回這些邦的控製權。另一方麵,某些官員又對英迪拉·甘地過度扶持山齊·甘地而表示不滿。不少過去的著名自由運動人士如賈耶·拿蘭恩等都站出來發表言論對抗英迪拉政府。
另外,英迪拉的政敵亦宣稱英迪拉在1971年的大選中舞弊。在1975年6月,阿拉哈巴德的印度最高法院發現她在大選期間派一個公務員在自己的競選陣營裏服務。從技術角度來講,該次選舉應該作廢。所以法院裁定她要退位並在未來六年中禁止參加選舉。
雖然當時的議會早已經被認為是於黑幕之下運作,但這次卻是首次有法院對貪汙下達了裁判。英迪拉·甘地固然提出上訴,但她的政敵卻咄咄逼人要求她辭職。他們在全國發起示威,示威後期演變成騷亂。人民黨則勸喻警方如果被要求開槍鎮壓時不要執行。公眾的不滿、艱難的經濟環境以及反應遲鈍的政府令印度的時局愈演愈烈。其後,一場巨大的集會包圍了議會和英迪拉·甘地的居所,要求她下台。
英迪拉·甘地隨即要求總統艾哈邁德頒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艾哈邁德是一位屬於保守派的政治人物,亦是英迪拉·甘地的忠誠夥伴,他曾經在邊境邦份擔任地方政府首席官員,並協助推行將數以百萬計的孟加拉人遷徙到印度的政策。由於印度政治體製上總統處事須聽從獲選總理的勸告和提議,所以國家從而進入了緊急狀態。某些愛國人士都認為這對政治夥伴是政治上的魔鬼。在確保了國家緊急狀態的實行後,英迪拉下令警察和軍隊鎮壓示威和騷亂,並下令逮捕敵對政權的領導層,而這些被逮捕的人士當中,有很多都是在獨立前曾反抗英國而下獄的鬥士。在所有印刷媒體在被資訊廣播大臣所控製的情況下,警察從而亦獲得了無限的權力和撥款。大選則被無限期延後,所有非執政黨控製下的地方政府都被解散。
作為總理的英迪拉·甘地在未經過國會的詳細討論的情況下,推行了一係列的增加賦稅和政製修改的政策。她曾經嚐試去動議修改國家法律,務求在國家緊急狀態被解除後,她能免於被政治起訴。其後,她又要求總統頒布“特別法”,讓她能不經國會去執行法令。資訊廣播大臣古積拉爾因不滿在政務上受到英迪拉和山齊的過分掣肘而辭職(古積拉爾其後在1997年亦成了印度總理)。除這些極少數例子外,幾乎所有人都默默遵從著英迪拉·甘地和山齊·甘地的管治方式。
英迪拉政府的緊急狀態政策維持了19個月。在這段時間裏,國家在經濟上有了顯著的進展。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大部分的暴亂都得到平息,政府的效率也提高了。縱然貪汙腐敗的情況依然存在,但一些熱心的政府官員則協助減免了一些稅項。在英迪拉·甘地的20點計劃中,農業和工業的生產量得到了提升,令印度的財政狀況可以立足於國際社會上。但另一方麵,不少政治人士被逮捕下獄。期間,山齊·甘地強製清除在德裏的貧民窟,令數十萬計的人民流離失所,數千人被殺。
1977年,英迪拉·甘地倡議印度再舉行大選,由於她的受歡迎程度比先前預估的為低,結果遭受慘敗,人民黨獲得大勝,而英迪拉·甘地的長期政敵德賽則成功登上總理寶座。國大黨也因此而分裂,英迪拉派在國會的影響力被降低。人民黨的元老查蘭·辛格則下令逮捕英迪拉·甘地和山齊·甘地。
這一次的失利,令英迪拉·甘地真正意識到了群眾力量的強大。她開始重整國大黨,將原本的國大黨執政派精簡為以她為首的國大黨英迪拉派,重新製定了競選綱領。
英迪拉·甘地下台後,由於國內的大眾依然麵對著艱難的生活,所以漸漸地開始對執政的人民黨產生了不滿。而英迪拉·甘地則同時發表公開講話,為國家在緊急狀態時所犯下的錯誤道歉,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形象。1979年6月,因未能解決國內的經濟困難,德賽宣布辭職並由查蘭·辛格接上總理之位。
查蘭·辛格上台後,嚐試組織一個由人民黨主導的政府,但並得不到很大的支持。所以,查蘭·辛格提出與英迪拉派的國大黨合作,但卻引起了黨內某些人士的不滿。不久之後,當時的總統雷迪下令解散國會重選,而英迪拉·甘地則在當時撤回她對查蘭·辛格的協助。
1979年的大選開始後,英迪拉·甘地開始深入群眾四處奔波,每周會見選民近百萬人。鑒於1977年國大黨在大選中失利,代表錫克人的阿卡利黨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所以,英迪拉·甘地決定想在錫克人中尋找盟友,牽製住阿卡利黨。在經過一番篩選後,她最終選中了賈奈爾·辛格·賓德蘭瓦勒。
賈奈爾·辛格·賓德蘭瓦勒是印度錫克教組織中激進派的領袖,領導並影響著旁遮普地區的錫克教徒,而且,也是以保守派為主的阿卡利黨的勁敵。他原先隻是一個普通的錫克教傳教士,因為嚴格按照錫克教的教規過著傳統的苦行生活而受到一些老教徒的尊敬,加上他的傳教演講充滿激情,極富吸引力,很受年輕人的崇拜。在旁遮普邦的各個農村,他的講話甚至被奉為“聖諭”。他招募那些信仰錫克教的年輕人,試圖建立一個“卡利斯坦獨立國運動組織”,而他理想中的卡裏斯坦國是由錫克教人統治的。
當英迪拉·甘地找到他的時候,這個充滿了夢想的宗教狂熱分子毫不猶豫地答應了結盟的要求。因為他知道,想要建立起一個理想的,完全由錫克教人統治的國度,必須依靠印度政府的力量,才能伺機擴大自己的宗教力量。
錫克教是1469年“上師”那諾上師創立的一個宗教組織,是一種試圖把印度教和伊斯蘭教融為一體的新宗教。從第六代上師開始到第十代上師,錫克教為了對抗莫臥爾王朝的壓迫,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帶有軍事化色彩的組織。此後在英國統治印度時期,錫克教徒就占軍隊人數的四分之一。在印度國內的錫克人約計1630萬(1991年),其中大部分生活在旁遮普邦,其餘散居在德裏地區、哈裏亞納邦和孟買等地。居住在旁遮普的錫克人,雖人數不多,僅占全國人口的2%,但全國二分之一強的糧食由他們提供,故而該地有著“印度糧倉”之稱。
二戰結束之後,隨著世界各地獨立運動的興起,錫克教徒中也出現了諸如建立“錫克人自己統治的卡裏斯坦國”的聲音。尤其是在1947年《蒙巴頓方案》通過後,穆斯林國家獲得獨立,錫克人就希望建立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國度。但是,根據印度憲法的規定,錫克教隸屬於印度教,根據法律的條約,它根本就不是一個獨立的宗教,所以錫克教徒們希望獨立的要求並沒能實現。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在位期間,錫克人曾經提出要將旁遮普邦一分為二的要求,即其中一邊由錫克教統領,另一邊由印度教統領,但這個要求遭到了尼赫魯政府的拒絕。
英迪拉·甘地上台後,錫克教阿卡利黨的首領再次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即要將旁遮普邦一分為二。並且,公開宣布說如果政府不答應這個要求,那麼他將效仿聖雄甘地,采取非暴力不合作行動,絕食而死。迫於當時國內形勢的壓力,英迪拉·甘地不得不妥協,但也隻同意以語言為基礎,將旁遮普邦一分為二。
英迪拉·甘地的這一做法激起了當時居住在旁遮普邦的印度教極端分子的怒火,他們甚至放火活活燒死了三名支持英迪拉·甘地的國大黨黨員。此舉立刻激怒了鐵腕作風的英迪拉·甘地,在全國多數人的支持下,英迪拉·甘地下令出動軍隊,逮捕印度教狂熱分子和極端分子,使得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之間的矛盾稍稍得到了緩和,同時也為她自己贏得了錫克教徒的支持。
1980年,英迪拉·甘地在賈奈爾·辛格·賓德蘭瓦勒的支持下,成功得到了旁遮普邦競選的勝利,為自己的當選贏得了非常重要的一票。同時,賓德蘭瓦勒借助英迪拉·甘地的扶持,勢力也日漸發展壯大,甚至開始招兵買馬,組建屬於自己的軍隊,最後更是在錫克教青年人中招募失業者和對政府不滿者組成了一支反政府武裝,並將這支武裝的總指揮部,定在了錫克教的神廟——阿姆利則金廟。
麵對賈奈爾·辛格·賓德蘭瓦勒這種越來越明顯的分離主義做法,英迪拉·甘地采取了從分化、瓦解、談判到最終武力鎮壓的種種舉措,但成效甚微,隻能改變策略,加為安撫。但是她的讓步和安撫的舉動,並沒有使得局麵好轉,反而加劇了賓德蘭瓦勒的囂張氣焰。
1983年4月4日,以賈奈爾·辛格·賓德蘭瓦勒為首的錫克教反政府武裝在阿姆利澤附近和警察發生激烈衝突,雙方從言語對抗到開火,期間不過短短幾分鍾而已。在這一次的交火中,一共有21人喪命,受傷者超過200人。
4月25日,一名高級督察在阿姆利則金廟附近執行任務途中,被廟中的錫克教徒開槍擊殺。
10月6日,6名印度教徒在乘坐公共汽車時,被一群錫克教極端分子毆打致死,公共汽車也在事後被這群人放火焚毀。
隨著錫克教狂熱分子和極端分子的屢屢出手,錫克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張。終於,在1984年初,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發生了大規模衝突,在這一次衝突中,雙方一共有294人因此喪生。
同年5月,兩名印度教政治家在接受一名印度教記者的采訪時,被一群突然出現的錫克教徒打死,凶手其後躲入阿姆利則金廟中。
6月1日,一群手持槍支的錫克教徒突然衝出阿姆利則金廟,向正在附近巡查的一隊警察開火,導致11名警察當場中彈身亡。行凶者在看到大量警察靠近時,再一次躲入阿姆利則金廟中。英迪拉·甘地當初求警察和軍隊恪守尼赫魯訓令,不得進入阿姆利則金廟的命令,此時儼然已經成了凶手的庇護所。
印度八大黨派由此開始向英迪拉政府施加壓力,稱如果政府再不采取有效措施遏止旁遮普邦錫克教極端分子和宗教狂熱分子的暴力行為,八大黨派將聯合向印度民眾公開發表宣言,要求英迪拉·甘地辭去總理一職。此時,英迪拉·甘地本人終於遭遇到了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挑戰。
為了挫敗錫克教徒一而再、再而三的分裂恐怖行為,忍無可忍的英迪拉·甘地終於下定決心,鏟除這股造成印度不穩定局麵的毒瘤。她秘密召見當時出任西部軍區總司令一職的拉吉尼·辛格·達亞樂,在經過一番秘密討論後,終於製定出了一個名為“藍星”的軍事行動計劃。
這個計劃的目標,就是徹底拔出躲藏在阿姆利則金廟中的錫克教極端分子和狂熱分子。
在拉吉尼·辛格·達亞樂的秘密調動下,五月底,7萬印度軍方士兵將阿姆利則金廟圍個水泄不通。這一次,印度軍方不但出動了坦克、大炮,更是派出了武裝直升機,占領製空權,試圖逼迫阿姆利則金廟中的錫克教極端分子不戰而降,避免大規模的流血衝突。
但是,麵對7萬殺氣騰騰的印度軍人,賈奈爾·辛格·賓德蘭瓦勒卻沒有絲毫要投降或是服軟的意思。麵對英迪拉政府的談判,他依然給出了“除非印度政府承認錫克教的獨立,並且支持錫克人成立卡裏斯坦國,否則決不屈服,血戰到底”的回答。
賓德蘭瓦勒認為,這7萬政府軍雖然看起來殺氣騰騰,坦克、大炮甚至是武裝直升機都一並登場,對阿姆利則金廟虎視眈眈,看似隨時都有可能發動攻擊,血洗金廟,但實際上他們根本不敢真的發動攻擊。他認為,英迪拉·甘地不會也不敢忤逆其父尼赫魯留下來的遺訓,讓軍隊進入阿姆利則金廟。
事實上,早在1981年,賓德蘭瓦勒就曾經被逮捕過。罪名是嫌參與刺殺Hind Samachar Group領導人Jagat Narain而被捕,後由於證據不足出獄。其後,他又因為開槍射殺一名外國記者而再次鋃鐺入獄,不過因為狂熱的錫克教極端分子劫持了一架波音客機,迫使英迪拉政府將其施放。
麵對拒不投降的賓德蘭瓦勒和躲在阿姆利則金廟中的錫克教極端分子,英迪拉·甘地終於在6月2日下達了最後通牒。但是賓德蘭瓦勒麵對這最後通牒依舊無動於衷,並且聲稱,除非英迪拉政府同意錫克教建立獨立的卡裏斯坦國,否則他就會命人燒掉旁遮普邦多餘的糧食,並且禁製一切糧食運出旁遮普邦,毀掉“印度的糧倉”。而且,他的錫克教狂熱分子,將會以一天一名的速度,暗殺政府官員和當地的名人,直到政府妥協。
在進行了一係列的交涉和談判無果後,在6月6日淩晨,英迪拉·甘地終於下達了進攻的命令。
一時間,機槍和火箭炮,坦克和大炮,紛紛發出了震天徹底的怒吼,無數的子彈射入阿姆利則金廟。直到這一刻,賓德蘭瓦勒還在組織錫克教徒進行頑強抵抗。這場戰鬥,一直整整持續了一天,傍晚時分,當政府軍的坦克衝破金廟大院圍牆的時候,裏麵早已經是血流成河。這一戰,一共有576人喪生,348人受傷,1474人被捕。賈奈爾·辛格·賓德蘭瓦勒本人在之前的激烈交火中死於彈雨之下,身中72槍。
政府軍攻打阿姆利則金廟,領袖人物賈奈爾·辛格·賓德蘭瓦勒身亡的消息傳出後,一群激進的錫克教極端分子頓時展開了瘋狂的報複。
6月16日,就在賓德蘭瓦勒死後的第十天,旁遮普邦朗達爾區的國大黨主席那爾·辛格在一家商店購物時,被三名錫克教徒毆打致死。
6月29日,所謂的錫克教“流亡政府”主席賈格吉特·辛格·喬漢在英國倫敦的一家電台中公開發表申明,要求錫克人消滅英迪拉·甘地極其所有家人,為賓德蘭瓦勒報仇雪恨。
此後,印度軍方的一些錫克人開始發生兵變,他們闖入軍事禁區,殺死負責看守的士兵和軍事主管,搶奪大量的彈藥和軍械,然後進入阿姆利澤地區。一些錫克族人甚至攜帶槍支秘密潛入了首都,企圖進行暗殺和恐怖活動。
1984年10月31日,一個普普通通的早晨,陽光明媚,空氣爽朗,一切看上去都和平常沒有區別。上午9點剛過,英迪拉·甘地同往常一樣離開她在新德裏的寓所,步行前往政府大廈南區的總理辦公室。在她的日程表上,今天早上10點整,英國著名導演彼得·烏斯季諾夫會對她進行采訪。
由於此前發生的兵變和錫克教極端分子的恐怖威脅,總理府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戒嚴的狀態,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總理府門前的這條街道,兩段分別設置了路障了警衛,街道一側的林蔭處也有便衣值守,製高點更是有狙擊手待命。
總理府內的警衛,此前一直是以錫克教徒為主。但自從6月6日英迪拉·甘地下令軍隊攻進錫克教至高神廟阿姆利則金廟,擊斃了錫克教領袖賈奈爾·辛格·賓德蘭瓦勒之後,負責保衛總理安全的保衛隊長便撤換掉了警衛隊中的大部分錫克教徒,隻留下為數幾個忠心耿耿的人。
當天,負責貼身守衛英迪拉·甘地前往總理辦公室的其中兩名警衛,一個叫本特·辛格,一個叫薩特萬特·辛格。這兩人都是錫克教徒,也是沒有被撤換掉的為數幾人之一,深受指揮官的信任。其中,本特·辛格當英迪拉·甘地的警衛已經超過8年,深受英迪拉·甘地本人的信任。
可是,當天,當這兩名警衛護送英迪拉·甘地走向辦公室,在經過拱門的時候,薩特萬特·辛格根據規定,舉槍向總理行禮。英迪拉·甘地麵帶微笑,點頭向他問好。但就在此時,站在她身後的本特·辛格卻突然衝到了她的麵前,並從頭頂的頭巾中取出一把左輪手槍,對準她就扣下了擊發的扳機。6顆子彈射進了她的腹部和胸部。與此同時,薩特萬特·辛格也用手中的衝鋒槍向她和她身後的保鏢們開了火。
槍聲驚動了總理府的其他警衛,當他們從四麵八方包圍而上的時候,英迪拉·甘地已經倒在了血泊中。與此同時,在總理辦公室等候英迪拉·甘地到來的彼得·烏斯季諾夫也和英迪拉·甘地的助手庫馬爾·達瓦、索尼婭·甘地(英迪拉長子拉吉夫的妻子)也衝了出來。
庫馬爾和索尼婭立刻指揮警衛對英迪拉·甘地采取搶救措施,同時將她送往全印醫學研究員。在防彈車上,索尼婭拚命呼喚婆婆的名字,但英迪拉·甘地此時已經沒有一點反應。
下午1點20分,雖然有12位醫術高超的醫生所組成醫療小組的全力搶救,但身中16槍的英迪拉·甘地,還是永遠離開了人間。
也許,在當初下達以武力攻進阿姆利則金廟命令的那一個瞬間,英迪拉·甘地就已經預感到死神已經來到了自己的身邊。所以,她早已經留下了一份遺書。她在遺書中寫道:“正如有人所擔心的,一小撮人在策劃令我意外的死去。如果那樣,那我將坦然而去,而那些謀害我的人就會因此備受煎熬。”
英迪拉·甘地不幸身亡後的十幾分鍾內,全印度的廣播電台、電視台中斷了所有節目,播音員用一個無比沉痛的聲音向印度人民宣布:印度的國母,英迪拉·甘地總理,於今天不幸遇刺身亡。
二、鐵娘子的一生
1917年11月19日,英迪拉·甘地出生在印度北方邦安拉哈巴德市的一個名門望族家庭——尼赫魯家族。
尼赫魯家族的祖先是來自查謨-克什米爾邦和德裏的婆羅門家族。英迪拉·甘地的祖父摩迪拉·尼赫魯是北方邦安拉阿巴德的一名訟務律師,也是印度國民大會黨在前甘地時期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曾經擔任主席一職,同時也是著名的《尼赫魯報告》的作者。該報告規劃了有關印度未來的政府體製,以對抗當時的英國殖民政府。英迪拉·甘地就降生在她祖父用打贏一場官司所得的收入建造的阿南德宮中,這座建築,又被稱作歡喜宮。
英迪拉·甘地的父親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則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律師,同時也是印度獨立運動的其中一名領導。英迪拉·甘地是他與妻子卡瑪拉所生的。在英迪拉出生的那段時期,尼赫魯開始與聖雄甘地聯手推動印度獨立運動。
英迪拉·甘地和她的母親一直都疏遠尼赫魯家族,所以她從小就隻能從多病的母親身上獲得關愛,而她祖父和父親的政治身份亦令她難以與同輩的人親近,故此英迪拉·甘地從小就培養出了堅強、獨立自主的個性。
12歲時,英迪拉·甘地就聚集了一班少男少女,創立“猴子隊”(名字源自印度教史詩羅摩衍那,傳說中毗濕奴的一個化身羅摩在與邪惡勢力作鬥爭時,得到一群猴子的幫助,英迪拉認為他們就有如這班猴子),為國大黨承擔參加遊行集會、散發宣傳品等工作。另外,尼赫魯因從事獨立運動的關係,房子附近經常遭到警察的嚴密看守。有傳聞說英迪拉·甘地經常替父親帶出一些重要文件,以轉交給其他獨立運動人士。
16歲時,她在聖雄甘地的安排下,成功排解了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發生在德裏的糾紛。聖雄甘地對於這位誌同道合的友人之女非常看重,也非常欣賞,在他遭到刺殺之前,還曾經打電話給英迪拉·甘地,要她回報近期的工作,並囑咐她不要忘記不論伊斯蘭教徒還是印度教徒都是生活在一起的親兄弟。
1936年,她的母親卡瑪拉與病魔掙紮多年後,終於因為肺結核與世長辭。當時的英迪拉·甘地隻有19歲,在她的童年時期中,並未曾享受過一段穩定的家庭生活,這對她日後的性格發展有著很大影響。
在母親逝世後不久,英迪拉·甘地開始進入印度、歐洲和英國的一些著名學府讀書,如桑蒂尼蓋登(又名“寂鄉”)、牛津大學等,攻讀政治、行政和社會管理學等學科。她廣泛地閱讀有關藝術、考古學、建築學及宗教思想方麵的書籍。博覽群書大大開拓了她的眼界,但因成績不佳最終都未能獲得學位。
在她旅居歐洲大陸和英國的時候,她邂逅了同在英國留學的印度青年費羅茲·甘地,並於1942年3月26日在故鄉結婚,改名為英迪拉·甘地。當時正值獨立運動最後爆發“脫離印度運動”的前夕。英迪拉與她的夫婿就因參與獨立運動而被逮捕入獄數個月。1944年,英迪拉·甘地產下拉吉夫·甘地,兩年後又產下山齊·甘地。
1947年,在印度獨立與分裂的過程中,英迪拉·甘地為數以百萬計的巴基斯坦難民組建難民營,以及為病人提供藥物資助。這是她首次於公共事務上出力,也是她未來踏足政壇的一次寶貴經驗。
印度獨立後,由於費羅茲的記者和保險員工作關係,需要回到安拉阿巴德工作,所以英迪拉夫婦二人之後又返回當地居住。他們的婚姻在最初的時候相當美滿,但隨著英迪拉·甘地帶著兩名兒子遷居德裏,去協助她那剛當選首任總理而麵臨重大壓力的父親後,這段關係逐漸開始惡化。英迪拉·甘地成了她父親的私人助理及看護,並經常為父親分憂。隨著這樣的聚少離多,夫婦二人的暫別似乎逐漸演變成婚變。
1952年,印度舉行第一次大選,英迪拉·甘地分別管理尼赫魯家族以及她丈夫費羅茲這兩個競選陣營。當時費羅茲並沒有詢問他嶽父尼赫魯的意見就自行參選,最後成功當選遷回德裏,但他卻選擇在德裏另外找一間房子居住而沒有與妻子同住。費羅茲當選議員後不久就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名聲和地位,最主要是他揭發了一些國家保險業的醜聞,為自己樹立了一個反政府貪汙的戰士形象。這一事件令當時的財政大臣、也是他嶽父尼赫魯的助手下台。
在這一連串事件之後,費羅茲和英迪拉兩人正式分開了。不久,費羅茲更有了婚外情。但是,在1957年印度大選後不久,費羅茲心髒病發作需入院治療,這一事件卻戲劇性地挽救了夫婦二人瀕臨破裂的婚姻。英迪拉悉心照料患病的丈夫,令她和費羅茲以及孩子們之間的關係拉近了。但好景不長,1960年9月8日英迪拉正在國外陪伴父親出國訪問之際,費羅茲終於因病過世。
自從1947年印度獨立以後,英迪拉·甘地便擔任她父親尼赫魯總理的私人秘書,陪同他出訪了中國、蘇聯、美國、法國等,還參加了萬隆會議等重要國際會議,會見過周恩來、納賽爾、蘇加諾等國際知名人物。1959年2月,她成功當選為國大黨主席,成為國大黨中僅次於父親尼赫魯的第二號人物。
1964年5月,尼赫魯逝世,英迪拉·甘地在新總理夏斯特裏力勸之下決定參與競選進入政府機關,並立即被委任為資訊廣播大臣。其後不久,印度南方爆發了反印地語騷動,當時官方正打算通過印地語作為國家官方語言,但在南方的一些地區根本並不使用印地語,在不滿情緒下,當地人民爆發了騷動。事件發生後,英迪拉趕往馬德拉斯(現稱金奈)處理。在那裏,她為自己樹立了一個良好的形象。
雖然夏斯特裏在初時頗為照顧英迪拉,但事實上英迪拉又是他最重大的政敵之一,故此二人開始產生矛盾。
1965年印巴戰爭開始,英迪拉·甘地卻在此時選擇前往克什米爾首府斯利那加度假。當時巴基斯坦部隊正集結於相當接近的位置,有不少人都勸她改往查謨或德裏等較為安全的地方,但英迪拉·甘地卻堅持己見。她重整了當地政府並邀請傳媒到訪,務求令國家民眾消除疑慮。當時的大眾就形容她為“一群婦人內閣中唯一的男子漢”。
1966年1月,夏斯特裏在蘇聯塔什幹與巴基斯坦簽署和議之後數小時突然去世,他的死因至今依然是一件懸案。當夏斯特裏的死訊傳到印度首都後,一場激烈的繼承權爭奪戰就正式展開了。在熱門繼承人中,有一個名為莫拉爾吉·德賽的,此人早在首任總理尼赫魯去世時,就有意坐上總理之位,可惜敗於夏斯特裏手下。另外一位就是已宣誓為代總理的南達,他也曾在尼赫魯死後代任總理一職。毫無疑問,這兩人都是當時印度總理的熱門人選。
相較於這兩人的相互競選、拉票,英迪拉·甘地則是顯得很平靜,看起來並無意爭奪政權。然而正當德賽和南達爭得火熱、互數不是之際,人們的眼光開始轉移到英迪拉·甘地這位前總理的女兒身上。當時的國大黨主席卡馬拉奇認為英迪拉·甘地在全國都享有盛名,而且又是尼赫魯的女兒,所以推選其出任總理一職。這個提議獲得了十個邦的首席部長支持,在這種情況下,英迪拉·甘地宣布參選,並於議會兩院中獲得355票,超過德賽所得的169票一倍有餘,成功當選印度第三任總理,也是印度第一位、同時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位女總理,那一年,她48歲。
英迪拉·甘地當上總理後,開始著手組建自己的內閣領導班子。她將父親留下來的內閣成員進行篩選,去蕪存菁,按照自己的意願,重新組建起一個新的內閣。大選後,國大黨內部矛盾也開始出現尖銳化,英迪拉·甘地穩紮穩打,小心翼翼,幾經波折後,終於站穩了腳跟。但是國大黨仍然在1969年分裂成了組織派和執政派兩大派係,而英迪拉·甘地所在的執政派,則被認為是正統意義上的國大黨。
盡管以德賽為首的反對派進行了一係列阻撓活動,但1971年的大選,國大黨仍然以壓倒性的優勢獲得了競選的勝利,英迪拉·甘地再度蟬聯總理一職。此時,她的聲望已經漸漸達到了印度國內的巔峰,人們稱呼她為“印度的女皇”、“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女人”。
同年,因為1970 人民聯盟在巴基斯坦大選中獲得大勝,並於翌年與總統會談要求自治但遭到拒絕,巴基斯坦內戰徹底爆發。英迪拉·甘地覺得時機已經成熟,於是悍然出手,幹預巴基斯坦內戰。
1971年3月25日巴基斯坦總統葉希亞頒布了軍事管製條例,將人民聯盟的骨幹成員逮捕,引起東巴基斯坦人的強烈反對。由於大批東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湧入印度國境避難,印度遂以此為契機通過了協助東巴基斯坦分離分子的決議,於1971年4月開始對西巴基斯坦展開零散的攻擊,並於同年11月21日展開大規模進攻。12月16日印度軍隊戰勝了駐守東巴基斯坦的守軍,身為總理的英迪拉·甘地宣布於翌日停火,第三次印巴戰爭隨之結束。其後,東巴基斯坦在印度協助下獨立,成為現時的孟加拉國。
在1971年的戰事中,美國曾派遣第七艦隊到孟加拉灣戒備,並警告印度不要利用東巴基斯坦的種族屠殺為借口,而對西巴基斯坦、以及有主權爭議的喀什米爾地區進行大規模的攻擊。美國的這種行徑令印度與其的關係更加疏遠,有見及此,英迪拉·甘地開始加速製定一係列新的國防以及外交方針。印度和蘇聯在之前已簽訂友好與合作條約,令印度在這次戰事中獲得更多政治以及軍事上的支援,從而在這次戰事中獲勝。戰後,英迪拉·甘地邀請新任的巴基斯坦總統阿裏·布托到西姆拉作一星期的會談。在談判幾乎破裂之際,印巴雙方突然簽署了西姆拉協定,注明喀什米爾地區的主權爭議應以談判與和平方式解決。
英迪拉·甘地因為這條和約被印度輿論猛烈批評,認為她應該利用手上的93,000名巴基斯坦戰俘作為籌碼,以取回喀什米爾的土地。但這項條約確實減低印巴雙方在不久將來會發動戰爭的可能性,從而亦避免了聯合國或其他國家幹涉事件。在不抵觸一些敏感問題的前提下,英迪拉·甘地允許印巴貿易正常化,但很多其他往來則仍凍結多年。
同時,鑒於1964年中國爆發了第一顆原子彈,英迪拉·甘地感到中國的核武器發展已經對印度構成威脅,並且認為兩個超級大國並無意促成印度的穩定,所以決定加速本國的核發展。
1974年,印度成功在拉賈斯坦邦的博克拉進行一次不公開的核試,這次核試驗的非官方代號為“微笑的佛祖”。雖然這次核試驗被形容為以和平為目的,但毫無疑問,印度在當時已成為新晉的、世界第六個核國家。這次舉動同時也導致了日後巴基斯坦的核發展。
1977年,國大黨在大選中失利,導致國大黨分裂,民主黨趁勢而起。但英迪拉·甘地在下台後並沒有失去信心,她多方奔走,並且積極在錫克人中尋找盟友,終於在1979年的大選中重新勝出,繼任總理一職。但與賓德蘭瓦勒的合作,無疑是與虎謀皮,這也直接導致了後來印度軍方血洗阿姆利則金廟,而英迪拉·甘地也成了錫克教狂熱分子和極端分子的眼中釘、肉中刺,在1984年10月31日,前往總理辦公室的途中,被她的兩名錫克教警衛開槍殺害,享年67歲。在她遇刺身亡的消息傳出後,全國掀起了反錫克教徒的暴動,不少錫克教徒在這場暴動中被殺死或無家可歸。
英迪拉·甘地任職總理期間,她的英雄形象就一直深入民心,但同時,她的性格也和父親尼赫魯一樣不太喜歡與人接觸。這多數是因為她童年動蕩生活的影響,雖然她對她的父親和家族充滿自豪,但她卻難以發展出一個普通人應有的社交生活。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左右,她曾經和一個紐約記者多洛菲·諾文通過通信而相熟,但由於政治立場問題而中斷了聯絡。所以除了政壇盟友外,她沒有私下的知己。她的孩子們都在英國念書,不過都沒有取得學位。英迪拉·甘地的個性比較特別,有人說她是個非常孤僻的人,說這位夫人是“冷酷”的;但對某些人而言,她似乎又很靦腆,會在他們麵前局促不安;而對另一些人來說,她又顯得傲慢與冷淡。
在外交場合,據會晤過她的人說,除了斯文的微笑和頻頻點頭以外,她沒有過多的應酬話。談話時,很注意聽對方講,而她則很少開口。英迪拉·甘地對家中的仆人和秘書人員,尤其對那些為尼赫魯家服務的仆人非常和氣,她同那些為她工作的人保持著同事關係,而不拘泥於禮節。她有著廣泛閱讀的興趣,幾乎可以涉獵國內外大多數雜誌。她能閱讀法文、德文報刊,對詩歌和電影以及有關環境問題的書籍也頗感興趣。英迪拉·甘地在日常生活中,養成了比較有規律的生活習慣。
她最疼愛她的小兒子山齊·甘地。不少史學家認為山齊·甘地利用了她對自己感情上的依賴。可能因為山齊有其父親費羅茲的影子,而且英迪拉·甘地覺得桑賈伊因為父親之死而不滿她,所以竭力去取悅他。當時她的長子拉吉夫·甘地已經長大,而且明確表示對政治沒有興趣,所以英迪拉·甘地的母愛幾乎都傾注在了年少的山齊·甘地身上。其結果卻演變成後來英迪拉·甘地對山齊·甘地在政治上的過分支持,而背棄了民主,腐敗以及濫用權力。拉吉夫·甘地曾經說過,他永遠不會原諒弟弟對母親1977年大選失利之後的所作所為。
英迪拉·甘地逝世後,外界對她的評價褒貶不一,既有讚揚她的政績和對印度的建樹,亦有人不滿其強硬政治手段和蓄意栽培她的兒子成為接班人。縱然如此,英迪拉·甘地依然是印度一代傳奇人物。
在遇刺前不久,英迪拉·甘地曾經發表過以下言論:“我一生人都用來為人民服務。即使我死了,我相信、我每一滴血都會用來哺育印度,讓她變得更加強大。”
猛虎之噬——拉吉夫·甘地之死
一、噬血的鮮花
在印度政壇的曆史上,有過這樣一個政治家族——
這是一方豪門顯貴,這個家族中的祖孫三代,都曾經作為印度的最高領導人,執掌印度政壇,為印度的穩定事業和經濟發展做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
這個家族,就是印度獨立後首位總理尼赫魯所在的尼赫魯家族。在傳承到其女英迪拉,也是印度迄今為止唯一的一名女性總理身上時,因其與一名姓“甘地”的記者結合,所以改姓為“甘地”,也就有了後來的“甘地家族”。
正是這樣一個在印度政壇上叱吒風雲的政治家族,卻不曾受到上天的眷顧。從尼赫魯逝世後,一個名為“奧裏薩邦”的魔咒,如同在這個家族裏生根發芽一樣,像是影子一般,揮之不去,一直伴隨在這個家族的繼承人左右,並最終令他們先後步上了尼赫魯的後塵。
至今,仍然沒有人知道,這個名為“奧裏薩邦”的小鎮,與這個家族之間,是否有著宿命的淵源。正如印度婆羅門中信仰的宿世天罰一般,當一個人,來到他的宿命之地,命運的巨輪,就會不可逆轉地開啟,直到天罰降臨。
1984年,拉吉夫·甘地的母親,印度迄今為止唯一一名女總理英迪拉·甘地,在奧裏薩邦進行演說後不久,就在10月31日,被她的兩個錫克教警衛開槍刺殺。
1991年5月21日晚10點20分,印度國大黨主席拉吉夫·拉特納·甘地在幫助印度統一共產黨競選時,在泰米爾納德邦首府馬德拉斯以南40公裏斯裏督佩魯姆普杜爾,被一獻花女子用炸彈炸死。而在這起刺殺案發生的八個小時前,拉吉夫·甘地,就在“奧裏薩邦”的戈拉布德縣進行著演說。
仿佛是宿命的詛咒一般,拉吉夫·甘地從同樣被刺殺身亡的母親英迪拉·甘地手中,接過那已經締造出雛形的和平事業僅僅七年,曆史,便再度重演了。
1991年,注定將是印度政壇曆史上又一個動蕩不安的歲月。自1989年11月國大黨重蹈1977年的覆轍,第二次在大選中失敗,走下印度執政的舞台後,由人民黨聯合其他四個政黨組成全國陣線聯盟,執政印度。但從聯合政府執政以後的兩年時間裏,先後有兩位總理上台執政,卻均因政局不穩而難以為繼。印度國內,教派衝突不斷,種族矛盾日益突出,嚴重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使得聯合政府的政權變得岌岌可危。
1991年3月13日,文卡塔拉曼總統宣布解散議會,印度議會人民院(下院)在這種局麵下,果斷決定將大選提前舉行。第十屆人民院的大選序幕就此拉開。
此時,因為1989年在大選中失敗而退下執政舞台的拉吉夫·甘地,敏銳地意識到,自己東山再起、重展宏圖的機會,終於來到了。麵對此次大選,作為國大黨主席的拉吉夫·甘地可謂是精神百倍、信心十足、誌在必得。
國大黨作為印度第一大黨,擁有百年的曆史和其他政黨難以媲美的執政經驗,實力雄厚,曾為印度的發展和穩定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民間的影響力和號召力都是無與倫比。
而且,為了贏得此次大選,拉吉夫·甘地還做出了一係列有針對性的精心準備。他利用上兩屆政府政績平平、威望下降的事實,找出他們執政時的弊端,在民族和教派問題上下了一番苦功,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團結、統一和建立穩定政府、降低通貨膨脹”的口號,迎合了廣大選民渴望安定的心理,贏取了大量的民心,為大選做好了充足的準備。
雖然形勢對國大黨有利,但拉吉夫·甘地仍不敢掉以輕心。他認為其他黨派在大選仍然存在著優勢,要想讓國大黨取得最後的勝利,仍需要花大力氣去爭取一切有可能的選票。
1989年國大黨在大選中的失利,令拉吉夫·甘地意識到,想要最大限度地爭取所有選民的選票,就必須打出“親民牌”。如果脫離了群眾,不但會落下不體察民情的口實,而且還會給其他黨派趁勢而起的機會。所以,他為了贏得最後的大選,他決心改變自己以往防彈衣不離身,保鏢24小時全方位貼身保衛的情況,極力要塑造出一個親和民眾、能與民眾打成一片的“平民化總統”的形象。
於是,他一改往常出門時候的狀態,不穿防彈衣,深入民間,和所有民眾親切握手交流,耐心地傾聽他們的心聲,並且做出合理的承諾。長相帥氣的拉吉夫·甘地,又時刻保持著一種令人感到親近、溫暖的笑容,這樣的舉動和做法,很快令他在選民中間贏得了極好的口碑。但這種被嚴重削弱了的保護措施,卻也給了一個名為“泰米爾猛虎”的斯裏蘭卡反政府武裝組織有了刺殺他的機會。
泰米爾猛虎組織,全稱泰米爾伊拉姆猛虎組織,是斯裏蘭卡泰米爾族的反政府武裝組織。這個組織的前身,是1976年由18個泰米爾人政黨組成的聯合解放陣線。
1948年,斯裏蘭卡獨立後,人口占百分之七十四左右的佛教僧伽羅族人在政治上占據了主導權。他們大多居住在人口最集中、經濟較為發達的西部、西部沿海地區和中部山區。而隻占了百分之十八左右人口的泰米爾族人則主要居住在賈夫納半島和中部沿海地區。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是19世紀中葉英國種植園主從印度南部招來的工人,許多人至今沒有斯裏蘭卡國籍,政治和社會地位相對較低。
由於政治上處於劣勢的泰米爾族人對由佛教僧伽羅族人主持的政府在語言、就業、教育和宗教等方麵的政策不滿,兩民族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並多次發生流血衝突。
20世紀70年代初,泰米爾人正式提出建立獨立的“伊拉姆國”的主張。1976年18個泰米爾人政黨組成聯合解放陣線,要求在泰米爾人聚居的東部和北部地區實行自治,一些激進分子後分裂出來組成泰米爾伊拉姆猛虎解放組織。組織的大本營在位於斯北部的賈夫納半島,其最高領導人是普拉哈蘭卡。
事實上,這個準備刺殺拉吉夫·甘地的猛虎組織,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甘地家族”豢養起來的一頭猛虎!隻是將“幼虎”豢養長大的英迪拉·甘地,做夢也不會想到,就在她被錫克教徒刺殺後的第七年,作為自己繼承人的兒子拉吉夫·甘地,竟然會成為這頭羽翼已豐的猛虎,不惜代價也要除掉的“眼中釘”。
在尼赫魯在世時候,他曾經想要解決印度與斯裏蘭卡兩國之間泰米爾人的問題,可惜至死也未能如願。等英迪拉·甘地上台,出任印度總理時,為了繼承其父親要將印度變成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策略,她希望能夠通過支持泰米爾分離主義分子,在斯裏蘭卡建立一個親印度的政府,來加強印度在南亞一帶的影響力,使之成為印度向大國策略邁進的一個臂助。
同時,為了達成這一大國策略,印度還想通過其長達6100多公裏的海岸線實現其製定已久的海洋戰略,從而成為一個世界性的臨海大國。而要達成這個目標,就必須要把印度洋控製在自己的手中。為了控製印度周邊的海域,印度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其中,位於印度南部的斯裏蘭卡,一直都是印度政府重點“關照”的對象。
自1983年7月23日,泰米爾猛虎組織打死13名政府軍僧伽羅士兵,成為泰僧兩個民族之間長期流血鬥爭的導火索後,以英迪拉·甘地為總理的印度政府,就在暗地裏支持斯裏蘭卡的泰米爾武裝分子在印度境內從事反政府活動,並向其秘密提供武器上和財政上的各種援助。
英迪拉·甘地認為,要想讓斯裏蘭卡成為印度的“後院”,幫助印度視線海洋戰略,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支持斯裏蘭卡的泰米爾人掌權。而且,支持在印度境內有著7400萬人口的泰米爾人,還可以為她所在國大黨在政治上起到難得的幫助,並且能夠幫助她穩定在國大黨內的地位,是一件一舉兩得的好事。同時,印度南部以泰米爾人為主體的泰米爾納德邦占印度人口的百分之七點四,它的政治傾向對印度中央政府的決策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早在印度獨立初期,泰米爾納德邦就有明顯的分離傾向,企圖建立一個脫離印度中央政府,由印度南部其他四個達羅紕荼語係的族人組成一個新的獨立的國家。後來經過印度政府的安撫和武力幹涉,這一目標才沒能達成。
但是,在南印度區域,擁有此類思想的泰米爾人,仍然具有一定的勢力。他們經常在斯裏蘭卡泰米爾人問題上向印度中央政府施加壓力,聲稱如果中央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製止斯裏蘭卡對泰米爾人的屠殺,印度泰米爾人將重新考慮獨立。
正是出於這種政治上的考慮,為了保證國內的安定和團結,同時為了安撫這些印度泰米爾人,英迪拉·甘地指示印度有關部門專門準備一筆巨額資金,從國外購買大批的武器和物資交給泰米爾猛虎組織,還在印度建立多個避難所,給泰米爾人提供庇護。並且,她命人在印度的南部地區秘密建立了一個軍事基地,專門用來泰米爾猛虎組織的成員,還特地為他們聘請了黎巴嫩和以色列的軍事教官,教授組織成員遊擊戰和一係列恐怖活動的基本技能。
直到1984年10月,英迪拉·甘地死於錫克教徒的刺殺,其子拉吉夫·甘地任選國大黨主席,上台執政,這一政策都不曾改變。拉吉夫·甘地出任印度總理後,正逢國內局勢動蕩,根本沒有多餘的心思去重新考慮對斯裏蘭卡泰米爾人的問題,於是便沿襲了其母英迪拉·甘地在世時的政策,自己則全力穩定國內局勢。
正是有了印度的政策支持,斯裏蘭卡泰米爾分離分子的勢力日漸強大,並提出了要建立獨立的泰米爾家園的主張,為此進行了一係列的軍事行動。
1987年1月,泰米爾反政府武裝在斯裏蘭卡北方省賈夫納地區成立了一個名叫“泰米爾國”的“民事政府”,控製了這一地區。這一舉動激怒了斯裏蘭卡政府,馬上宣布對泰米爾分離組織進行清剿。在開展針鋒相對的清剿行動的同時,斯裏蘭卡還作出和解的姿態,呼籲和包括泰米爾猛虎組織在內的泰米爾強硬派舉行和談。
但泰米爾反政府武裝無視了斯裏蘭卡政府的和解意願,在政府單方麵宣布停火的幾天之後,泰米爾反政府武裝開始頻繁製造恐怖流血事件。不斷的流血事件終於徹底激怒了斯裏蘭卡政府,在接下來的幾個月時間裏,政府軍對猛虎組織等反政府武裝展開了強硬的攻勢。
斯裏蘭卡政府的軍事行動,顯然與印度政府之前定下的方針政策相悖。所以印度政府開始通過各方渠道,向斯裏蘭卡政府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停止對泰米爾反政府武裝的鎮壓。然而,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更何況,這還是一隻張著血盆大口的“猛虎”!此時的斯裏蘭卡政府已經不可能再容忍泰米爾反政府武裝的存在,所以他們對印度當局的警告和施加過來的壓力不管不顧,繼續進行大規模的清剿。
同年5月,印度政府不得不采取緊急措施,以救援將要被打殘打死的斯裏蘭卡泰米爾反政府武裝。印度東部海軍司令部所屬部隊緊急進入戒備狀態,其軍艦也在斯裏蘭卡附近海域遊弋,向斯裏蘭卡政府施加壓力。在施壓無效後,印度政府又宣布,將向斯裏蘭卡賈夫納地區受戰火波及的泰米爾人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公開與斯裏蘭卡政府為敵。6月,印度空軍強行進入斯裏蘭卡賈夫納半島上空,向泰米爾反政府武裝空投了25噸食物和藥品,給彈盡糧絕的泰米爾猛虎組織解了燃眉之急。
印度這一侵犯斯裏蘭卡領空的事件引起了斯裏蘭卡政府的強烈反對,南亞各國也同聲斥責。然而,印度並沒有將斯裏蘭卡政府的強烈抗議放在眼裏,仍然是一意孤行。非但如此,印度軍方還向南部港口派駐了7000人的部隊,準備直接出兵賈夫納地區。斯裏蘭卡政府眼見外交照會不管用,便直接發布了全國緊急動員令,準備給印度即將到來的軍事侵入以全力打擊,兩國關係已經緊張到劍拔弩張的地步。
同時,斯裏蘭卡政府在印度全力支持泰米爾人的情況下,為了解決國內的民族矛盾,應對印度軍隊隨時可能入侵的狀況,不得不向西方國家進行政治上的求助,並打算將東部港口亭可馬裏租借給美國,作為美國的一處軍事基地。這令印度感到本國的“地區霸主”地位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加上斯裏蘭卡泰米爾分離運動在一部分印度泰米爾人中引起了民族獨立思潮的泛起,印度南部地區的不穩定因素又有了死灰複燃的跡象。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拉吉夫·甘地重新考慮了關於斯裏蘭卡的泰米爾人問題。出於本國政治和維護“地區霸主”地位的需要,印度政府認為不能讓斯裏蘭卡的泰米爾人在獨立問題上走得太遠,因此,做法上開始有了轉變。
1985年,印度政府開始在斯裏蘭卡政府和泰米爾反政府武裝之間充當起調解人的角色,希望通過談判的方式,解決這一民族矛盾。但斯裏蘭卡政府和泰米爾反政府武裝之間的談判,無一例外,全部以失敗宣告結束。在這種情況下,拉吉夫·甘地為了維護印度現有的利益,決定訪問斯裏蘭卡。
1987年7月,拉吉夫·甘地正式訪問斯裏蘭卡,並於29日,同斯裏蘭卡總理簽署了《關於在斯裏蘭卡建立和平與正常狀態的協議》。該協議規定:斯裏蘭卡政府軍與泰米爾反政府武裝於7月31日在全國範圍內停火。泰米爾反政府武裝分子必須在5日內放下武器;交戰雙方必須在兩天內無條件停止一切敵對行動;斯裏蘭卡政府軍返回營地,釋放所有在武裝衝突中被捕的政治犯,並解散東方省和北方省當地負責保衛僧伽羅人的民兵。斯裏蘭卡政府必須無條件釋放被捕的泰米爾反政府武裝分子;泰米爾人占多數的北方省和東方省年底以前要建立一個單一的經選舉產生的省級委員會和實行半自治。泰米爾語和僧伽羅語一起成為官方語言。印度政府將確保它的領土不被泰米爾人用來從事損害斯裏蘭卡統一、領土完整和安全的活動。協議還規定在斯裏蘭卡政府的“邀請”下,印度將向斯裏蘭卡派出維和部隊監督停火。
然而,這份和平協議並沒能為斯裏蘭卡帶來真正的和平。在泰米爾分離分子看來,沒有邀請他們參與協議的具體談判和簽署就是對他們的侮辱,這份和平協議,隻不過是印度政府和斯裏蘭卡政府強加給他們的。他們認為,印度是背信棄義、出爾反爾的“小人”,態度突然的轉變使他們喪失了主動性,不得不接受協議。泰米爾猛虎組織首領普拉哈卡蘭在印度和斯裏蘭卡簽訂這份和平協議後,曾經公開表示,在泰米爾人問題上,作為一個調和者,印度表現得有失公允——他們將賈亞瓦納德視為貴賓,卻將泰米爾人視為囚犯。更重要的是,泰米爾人的要求並沒有得到實現。
《印斯和平協議》簽訂後,根據協議,印度政府派出五萬名維持和平部隊進駐斯裏蘭卡,監督斯裏蘭卡政府軍和泰米爾反政府軍實行停火。然而,由於這份和平協議並沒能滿足泰米爾人要建立一個獨立的泰米爾家園的要求,泰米爾反政府武裝對協議采取了抵製的態度。協議簽字僅僅幾個月後,雙方衝突再起。
1987年10月,就在和平協議簽訂後的第三個月,斯裏蘭卡海軍截獲一隻載有17名泰米爾人的小船,並認為這17人是猛虎組織成員,要將他們帶回審查,17人集體服毒自殺。消息傳出後,引起了泰米爾反政府武裝的瘋狂報複,數日之內,就有200多僧伽羅人和穆斯林慘遭殺害。
泰米爾猛虎組織的瘋狂報複行動激怒了斯裏蘭卡政府,輿論一邊譴責猛虎組織的殘酷暴行,一麵指責印度軍隊的袖手旁觀,變相縱容。麵對輿論的巨大壓力,拉吉夫·甘地不得不改變對斯裏蘭卡的策略——
先是以看協議正式文本為由將普拉哈卡蘭從賈夫納叢林的營地中騙出,送到新德裏軟禁,後因普拉哈卡蘭以絕食相威脅,才不得不將其釋放。此後,又發生了多起被俘猛虎組織成員集體服毒自殺的事件,泰米爾猛虎組織由此正式與印度政府反目,開始在斯裏蘭卡對印度派出的五萬名維和部隊進行襲擊。
麵對泰米爾猛虎組織的襲擊,印度政府發表聲明,強烈譴責泰米爾猛虎組織濫殺無辜,稱將毫不猶豫地采取強有力措施來對付試圖破壞《印斯和平協議》的人。同時,駐斯裏蘭卡印度維和部隊受命恢複斯裏蘭卡北部和東部省份的正常秩序。此後,印度軍隊先後在斯裏蘭卡北部地區對猛虎組織進行了大規模的清剿。在印度軍隊強大的攻勢麵前,泰米爾猛虎組織首領普拉哈卡蘭曾幾次呼籲停火談判,但拉吉夫·甘地均未理睬,堅持要求猛虎組織像其他泰米爾反政府武裝那樣,交出全部武器,停止抵抗。
直到拉吉夫·甘地在1989年國大黨大選失利後下台,印度派出的維和部隊才從斯裏蘭卡撤出。可以說,拉吉夫·甘地和泰米爾猛虎組織之間,從之前的頗有淵源,到全力扶植,再到現在的兵戎相向,已經結下了解不開的仇怨。這隻曾經由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母子一手扶植起來的“猛虎”,麵對被認為是“背信棄義”的拉吉夫·甘地,終於露出了它那駭人的獠牙和足以撕毀一切的利爪!
1990年11月底,泰米爾猛虎組織的領導人普拉哈卡蘭,在斯裏蘭卡北部賈夫納叢林的一個秘密指揮部裏召集領導成員開會,分析印度的發展趨勢。經過一係列的討論,他們得出印度現任的以錢德拉·謝卡爾為首的社會主義人民黨政府將是一個短命政府的結論。他們認為這個政府極有可能在1991年大選之前就提前下台,而國大黨的拉吉夫·甘地卻極有可能在1991年的大選中重新上台執 政。
一旦拉吉夫·甘地一上台,就極有可能再次向斯裏蘭卡派駐維持和平部隊,鎮壓泰米爾猛虎組織,甚至有可能搗毀猛虎組織設在印度泰米爾納德邦的活動基地。所以,參與這個會議的組織成員集體討論後決定,必須在拉吉夫·甘地上台執政之前,將其暗殺掉;否則,他一旦上台,就很難再對他下手。
組織領導人普拉哈卡蘭為了籌備此次暗殺拉吉夫·甘地的行動,親自指定了四名精明強幹的中層指揮官,並對他們進行了詳細的分工:巴比,負責組織人員和安排庇護所;穆蘇拉賈,負責通訊聯絡和財政;穆魯根,兼管上述幾人離開印度後的工作;西瓦拉桑,負責領導整個暗殺行動小組。
會議結束後不久,巴比便在印度泰米爾納德邦首府馬德拉斯的舒巴新聞照相館和一個印刷所建立了這個暗殺小組的活動據點。
鑒於拉吉夫·甘地的警衛措施比較嚴密,警惕性高,采用定時炸彈和槍擊的暗殺辦法不容易奏效。所以,經過反複考慮、論證,猛虎組織決定采用其慣用的“人體炸彈”的做法。前不久,他們就是采用這種方法炸死了斯裏蘭卡國防部長韋傑拉通。
製造炸彈的任務交給了猛虎組織的忠實成員、電子專家帕魯裏巴。帕魯裏巴接受任務後,精心設計製造了一種腰帶炸彈。他在腰帶上安裝了六枚炸彈,每枚炸彈重約80克,炸彈中共安放了2800個碎片,殺傷力極強。炸彈間用銀絲與電路相連,裝有保險引爆兩個套環開關,用9伏電池引爆,以做到萬無一失。製成的腰帶炸彈最後安裝在特別的綠背心上,這一“人體炸彈”經由西瓦拉桑親自檢查,定為完全合格。
1991年3月,隨著印度大選的展開,猛虎組織暗殺拉吉夫·甘地的準備工作也已基本完成。充當人體炸彈的人選是完成暗殺任務的關鍵,炸彈的設計和製造幾乎是完美無缺,作為炸彈載體的人必須沉著、冷靜、富有獻身精神。經過普拉哈卡蘭的親自選定,決定由西瓦拉桑的表妹塔努和一名叫蘇帕的婦女組成自殺敢死隊。塔努負責行刺,蘇帕擔任替補殺手。塔努的真名叫佳雅特麗,長得十分漂亮,曾遭印度軍隊的汙辱。她曾發誓,不雪恥辱決不為人。殺死拉吉夫·甘地以雪心頭之恨是她的夙願,因此,當西瓦拉桑一把任務講明,塔努立即十分樂意地接受下來。
1991年5月20日,第十屆人民院選舉正式拉開帷幕。這次選舉是在國內各類矛盾十分尖銳的背景下進行的,因而大選一開始,就蒙上了濃厚的暴力色彩。競選開始不久,就有上百人在與選舉有關的暴力事件中喪生,輿論認為這是印度獨立以來的曆次大選中前所未見的。動亂的社會環境使十多億印度人民在武裝保護下進行投票,成為印度曆史上史無前例的“暴力下的民主”。
然而,這些暴力事件並沒能引起拉吉夫·甘地對自身安全的重視。他依然保持著“裸身”,深入到選民中間去爭取選票。在比哈爾邦競選時,他甚至沒收了保鏢的汽車鑰匙。這種疏於防範的舉動引起了保安人員的擔憂和外國記者的注意。一位美國記者在采訪他時提到了安全問題,但拉吉夫·甘地十分自信地告訴記者,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自己現在不是總理,因而無所畏懼。
但事實卻是,來自於泰米爾猛虎組織的暗殺行動,正一步步地在向他靠近。
就在拉吉夫·甘地為了競選四處奔波的同時,猛虎組織負責此次暗殺的西瓦拉桑,也在活動據點裏分析著從各方麵收集到的關於他的一切情報。從拉吉夫·甘地近期參與競選時候的種種舉動中,西瓦拉桑留意到了一件令他感到萬分驚喜的事情——
他注意到拉吉夫·甘地不但一改以往全副武裝的架勢,防禦力量大幅度削減以外,還喜歡深入到選民中間去,而且,隻要有人向他獻花,他就會毫不拒絕地接受過來,有時候,還會將收到的獻花再轉贈給選民中的婦女,以爭取選票。
根據這一點,西瓦拉桑很快就製定出了一個適合塔努執行的暗殺方案。
就在印度第十屆大選拉開帷幕的這一天,西瓦拉桑得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情報。這個情報表示,在第二天,也就是5月21日,拉吉夫·甘地將參加在泰米爾納德邦斯裏佩魯姆布杜鎮的競選集會。這個消息讓膽大心細的西瓦拉桑意識到,他們準備已久的計劃,終於等來了一個適合的時機。
於是,在暗殺小組的活動據點裏,當著所有成員的麵,西瓦拉桑召開臨時緊急會議,並在會議上當場決定要實施暗殺拉吉夫·甘地的計劃。對於這個決定,兩名負責充當“人體炸彈”的敢死隊成員塔努和蘇帕都沒有表現出一絲一毫的畏懼,在她們看來,為斯裏蘭卡泰米爾人的獨立事業獻身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情。
5月21日,拉吉夫·甘地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5月23日和26日的兩輪投票,不顧辛勞,風塵仆仆地趕到安得拉邦的維沙卡帕特南參加競選集會。集會結束後,他又馬不停蹄地按照事先製訂好的計劃,前往泰米爾納德邦首府馬德拉斯繼續進行競選。
由於搭乘的飛機臨時出現了故障,因為,當拉吉夫·甘地抵達馬德拉斯機場時,已經是晚上時間九點整了。一下飛機,拉吉夫·甘地就準備前往距機場45公裏遠的斯裏佩隆布杜爾鎮,去參加那裏的預選集會。當地負責安全保衛工作的警察局長,認為那裏地處偏僻,警力不足,便以時間太晚為由,希望他取消這個行程。而且,警察局長表示根據收集到的情報,泰米爾猛虎組織的成員,極有可能已經滲透到了那一塊區域,如果沒有做好充分的安全工作就貿然前往,恐怕無法保證他的人身安全。
但拉吉夫·甘地不願意失去這次競選拉票的機會,執意要前往,警察局長在萬般勸說無果的情況,隻好安排警力,陪同他前往斯裏佩隆布杜爾鎮。
幾乎是在拉吉夫·甘地抵達斯裏佩隆布杜爾鎮的同時,猛虎組織暗殺小組的成員西瓦拉桑、塔努、蘇帕、哈裏巴布和娜麗妮也乘汽車來到了這個小鎮。負責充當“人體炸彈”的塔努已穿好了那件炸彈背心,打扮得楚楚動人。她的手裏拿著一個檀香木花環,以便接近拉吉夫·甘地。
斯裏佩隆布杜爾鎮是泰米爾納德邦的一個小鎮,當拉吉夫·甘地在當地警力的陪同下驅車來到這裏的時候,已經得知這位英俊的政治家要來小鎮競選消息的選民,早已從地麵八方彙集到了會場,爭相一睹他的風采。
當地的國大黨成員,將競選機會的會場設在了一片的開闊草地上。他們用鮮花點綴了講台,又在通往講台的道路上鋪上了紅地毯。然而,集會選在這樣一個空曠、毫無障礙的地方舉行,這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決定。開闊的地形,不但不利於安保工作的展開,而且也會增加意外襲擊發生的概率。
而猛虎組織的成員,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輕而易舉地進入到了這個會場中。進入會場後,塔努手持花環與歡迎的群眾一起站到主席台旁,因為這個位置,最有可能也是最容易借著鮮花的機會,接近拉吉夫·甘地;哈裏巴布站在記者區,負責記錄下拉吉夫·甘地被炸死的全過程;而作為此次暗殺計劃的策劃者和主要負責人,西瓦拉桑則擠在主席台附近遙控暗殺行動。
晚上10點,當拉吉夫·甘地從乘坐的汽車中風塵仆仆地走下來時候,早已等候在會場上的選民們沸騰了。他們一個個伸長了脖子,翹首望著這位具有傳奇色彩又長得英俊非凡的政治家,鞭炮聲、歡呼聲幾乎同時響起,聲音振聾發聵,激動的人群,一度衝散了會場上負責警戒的警員。
當拉吉夫·甘地走上紅地毯,走向講台的時候,兩側的選民再一次沸騰了。他們歡呼著,紛紛湧向了拉吉夫·甘地,向他獻上一束束鮮花和一個個花環,負責警戒的警員再一次被人群擠到了一邊。
拉吉夫·甘地微笑著,向著這些激動的選民們點頭、招手示意,並親手接過了他們獻上來的一束束鮮花和一個個花環。
這時候,早已在人群中等待多時的塔努,拿著手中那個檀木香的花環,開始隨著激動而狂熱的人群,開始向拉吉夫·甘地靠攏。從她手上拿著花環,和她臉上的表情來看,誰都以為,這又是一個準備向這位帥氣的政治家獻上花環的女孩兒。根本沒有人意識到,在這如花般嬌豔的笑容下,一隻斑斕猛虎,已經張開了它的血盆大口,露出了那駭人的獠牙。
塔努混在人群中,一步,一步地向著拉吉夫·甘地接近,一切,看起來無比的順利,遠比他們之前計劃中還要來得順利。對塔努而言,越是接近拉吉夫·甘地,那麼引爆炸彈炸死他的可能性也就越高。但是,就在她 快要來到拉吉夫·甘地身邊的時候,已經開始維持現場秩序的警員裏,一名女警,抓住了她的手臂。然而,隨後,拉吉夫·甘地對女警官示意說要給每個人一次機會。於是,女警鬆開了手,塔努終於來到了拉吉夫·甘地的身前。
她獻上檀木香花環,隨即又跪下來向拉吉夫·甘地行吻足禮。拉吉夫·甘地則彎下腰伸出手來,試圖將她扶起來。這時候,兩人之間的距離,已經近的不能再接近了!就在這時,塔努啟動了炸彈背心的爆炸裝置,人群中火光一閃,接著便響起了震耳欲聾的爆炸聲,一股濃煙升騰了起來。
最初的幾秒鍾過後,等從震驚中清醒過來的人群意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的時候,整個會場頓時發生了難以控製的巨大騷亂。人們連推帶搡、跌跌撞撞地奪路而逃,有幾位還算冷靜的選民這時候發現,偌大的會場裏,已經找不到拉吉夫·甘地的人影了。
安保人員開始爆炸地點找尋拉吉夫·甘地的蹤跡,但等到濃煙散去,找到的,卻隻有幾具血肉模糊的屍體,從這些麵目全非、殘肢斷臂的屍體上,已經無法辨認出究竟哪一具才是拉吉夫·甘地的。
後來,安保人員從爆炸現場找到一塊已經不能走字的手表,上麵的時針和分針清楚地指著“十點二十分”的位置。正是在這個時間,拉吉夫·甘地,步上了其母的後塵,在被刺殺中永遠地離開了人世。
拉吉夫·甘地背刺身亡的消息,如同是一道晴天霹靂,不僅驚呆了他的家人,更是驚呆了整個印度。為了追查行刺者的身份,緝拿躲在幕後的元凶,印度中央調查局成立了由中央調查局局長維傑·卡蘭領導,由200名來自調查局精英分子組成的“特別調查小組”,負責偵破此案。同時,印度政府懸賞100萬盧比(約合5萬美元),獎勵能夠幫助調查小組辨認行刺者身份的線人。
案件的偵破工作進展得並不算順利,因為從動機上而言,會製造爆炸案刺殺拉吉夫·甘地的勢力,最有可能的,就有三股:一是拉吉夫·甘地在大選中的競爭對手;一是曾經刺殺過英迪拉·甘地的錫克教極端分子,因為早前在拉吉夫·甘地訪問美國的時候,就有錫克教極端分子策劃要謀殺他;最後一個,就是已經淪為遊擊隊的泰米爾猛虎組織了。根據得到的情報篩選後,調查組認為錫克教極端分子和猛虎組織策劃此次爆炸刺殺案的可能性最大。
特別調查小組經過現場調查後發現,在現場死亡的18人中,有兩人的屍體,所經受的爆炸侵襲最為厲害:其中一人是拉吉夫·甘地,而另一人則是一名婦女。這名婦女的上身被炸得粉身碎骨,但頭部還算完好,被拋到了爆炸中心四米以外的地方。根據多年來的破案經驗判斷,調查人員認為這名婦女是將炸彈綁在腰上或者是腰背部位,因為隻有在這個位置引爆,才有可能讓屍體出現這種狀況。而這種“自殺式人體炸彈”的刺殺方式,正是泰米爾猛虎組織一向慣用的刺殺手法。
調查小組將現場搜集到的殘留炸藥送去化驗,經過比對,刺客所用的這種炸藥,是一種美國生產的,名為“回旋加速亞甲基三硝基甲苯炸藥”的可塑性炸藥,在爆炸時會有成千上萬個直徑一毫米左右的子母彈飛出,殺傷麵積極大。從對炸藥的化驗和對刺殺方式的分析判斷,顯然,泰米爾猛虎組織有極大的嫌疑。
5月25日,印度警方逮捕了泰米爾猛虎組織的一名成員向卡爾,根據此人的公認,警方順藤摸瓜查獲了在刺殺拉吉夫·甘地現場拍攝的錄像帶。根據這份錄像帶中所記錄下的內容,調查小組確定了那個向拉吉夫·甘地鮮花的婦女,就是此次以“人體炸彈”方式行刺拉吉夫·甘地的那名刺客。調查組的成員通過反複觀看這盤錄像帶,發現刺客在彎腰裝出要對拉吉夫·甘地行吻足禮的時候,曾經回頭朝不遠處的主席台附近看了一眼,似乎是準備接受什麼指令。根據這一發現,調查組再次找來向卡爾辨認,確定當時在主席台附近的位置上站著的人群裏,赫然就有這次刺殺案的策劃人和主要執行人的西瓦拉桑。
有了向卡爾這個突破口,調查小組隨後又先後捕獲了穆魯根,製造人體炸彈的帕魯裏巴和娜麗妮等人。穆魯根供認了刺殺拉吉夫·甘地的所有經過,使得早前撲朔迷離的疑案終於水落石出,大白於天下。
印度警方乘勝追擊,終於在8月20日發現了西瓦拉桑等人的蹤跡,並將他們包圍在班加羅爾以南某村莊的一幢房子裏。經過 20 多分鍾激烈的槍戰,警察 衝進了房屋,但是,包括西瓦拉桑、蘇帕在內的七名嫌疑犯,卻均已服用氰化物自殺。至此,拉吉夫·甘地被刺案終於宣告破獲。
在不到七年的時間裏,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這對手握國家最高權力的母子二人,雙雙死於非命,在印度乃至世界曆史上留下了罕見而令人震驚的一頁。
二、宿命的選擇
拉吉夫·甘地,於1944年8月20日出生在印度孟買的一個政治世家。拉吉夫·甘地的家族,稱為“尼赫魯家族”,在其母英迪拉嫁給一位名為“甘地”的記者後,才改名為“甘地家族”。
他的外祖父尼赫魯,是印度獨立後的首位總理,被印度人民稱為“印度政壇最耀眼的明星”。他的母親英迪拉·甘地,是印度獨立後的第三位總理,也是印度迄今為止唯一的一位女總理。
然而,出生於如此政治世家、豪門顯貴的拉吉夫·甘地,卻是生來對政治不感興趣。比起繼承家業,拉吉夫·甘地對成為一名飛行員更感興趣。他向往那種自由自在、不受束縛、與世無爭的平淡生活。
雖然母親英迪拉·甘地更希望他能繼承家業,但見拉吉夫·甘地對政治提不起一絲興趣後,隻能退而求其次,將注意力放在了他弟弟山齊·甘地的身上。
拉吉夫·甘地自幼在印度北部的達拉冬接受中等教育,1962年,被母親送往英國留學。先後在倫敦帝國學院和英國劍橋的三一學院深造,學機械工程。在英國留學期間,他和來自意大利的同校同學索尼亞相愛,後結為夫妻。
1965年,拉吉夫·甘地結束了在劍橋的學業,回到印度,考入了印度飛行俱樂部,接受正規的飛行訓練,並於1966年11月獲得了飛行資格證書。1968年12月,他正式擔任了印度民航公司國內航線的飛行員,後來又升為機長。他對自己的工作十分熱愛,把飛行事業當做終身事業。他淡泊名利,與世無爭,對於政治漠不關心,不求聞達。如果說他有夢想,那就是他一心想駕駛一架最先進的飛機。
然而,也許是宿命的安排,拉吉夫·甘地終究沒能在自己喜歡的生活中停留過久。他的胞弟山齊·甘地,在一次空難中不幸喪生,他的母親英迪拉·甘地,再一次勸他子承母業,繼承家族的傳統,步入政壇。
麵對母親的召喚,拉吉夫·甘地猶豫不定,他既希望自己能夠給母親一點幫助,但又實在不願意成為一個政治人物,去過那種爾虞我詐的生活。索尼婭也十分反對丈夫從政,為此她曾經苦苦哀求婆婆放過她的丈夫,甚至躲在自己的房間裏哭過好幾天。她曾對人說,寧願孩子們沿街乞討,也不願拉吉夫·甘地走上政壇。然而能夠在政治上叱吒風雲的人物,又有哪一個不是心硬如鐵、殺伐果斷。在英迪拉·甘地的一力勸說之下,母命難違的拉吉夫·甘地不得不脫下他喜歡的飛行員服裝,摘去常係在脖子上的領帶,換上了國大黨人的傳統裝束——寬鬆式無領襯衫長袍,戴上一頂白色甘地帽,從此離開了飛機駕駛艙,踏上了母親為他準備的政治航船的甲板。
1981年2月,拉吉夫·甘地在其胞弟山齊·甘地原來的選區被選入印度國會。在母親的扶持下,1983年2月2日,38歲的拉吉夫·甘地被任命為印度國大黨書記,開始主持國大黨的日常工作。
1984年10月31日,英迪拉·甘地被她的兩個錫克族保鏢刺殺身亡,其後,僅數個小時的時間,拉吉夫·甘地就被印度國民大會黨推舉為新總理,組織新的內閣。兩個月後,他在全民大選中獲得了巨大的勝利。當然,這一次的勝利,有很大部分得歸功於民眾對他母親不幸被刺身亡的同情。
拉吉夫·甘地上台後,迅速采取一係列措施,穩定政局,改善同鄰國的關係,調整經濟,積極引進外國資金和技術,發展生產。他以印度新一代年輕領導人的特點和形象為國內外所矚目。有的評論家稱他具有現代頭腦、清新麵目和務實作風。但是,他未能突破業已形成的內政外交格局,不久就陷入了困境。
1989年的大選中,各反對黨派實行大聯合,在各個選區同國大黨候選人進行一對一的較量。結果,國大黨喪失了在議會的多數席位。總統文卡塔拉曼決定舉行中期選舉,以便產生新的一屆政府。 正是在這一年,國大黨在大選中失利,拉吉夫·甘地被迫下野。
1991年5月21日晚10點20分,拉吉夫·甘地在幫助印度統一共產黨競選時,在泰米爾納德邦首府馬德拉斯以南40公裏斯裏督佩魯姆普杜爾,被一獻花女子用炸彈炸死。
拉吉夫·甘地被害,使得雄踞印度政壇40餘年的尼赫魯家族塌了大半個天。國大黨失去了最具影響和凝聚力的領導人,印度政壇失去了傑出的政治家。印度報紙稱這是“民族的不幸”、“國家的悲劇”。印度一時間失去了維係穩定的領導人。
拉吉夫·甘地的死訊傳遍了世界,各國政要紛紛發表談話表示哀悼,唁電像雪片似的從世界各地飛往印度。美國總統布什、英國首相梅傑、巴基斯坦總統謝裏夫對拉吉夫·甘地的不幸逝世表示哀悼。在北京,中國總理李鵬代表中國人民對拉吉夫·甘地之死表示哀悼,稱他為印度傑出的政治家、中國人民熟知的朋友,生前為改善和發展中印關係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拉吉夫·甘地遇害時僅是國大黨主席,未擔任政府職務,但以錢德拉·謝卡爾為首的看守政府還是決定為拉吉夫·甘地舉行隆重的國葬,全國放假一天,下半旗致哀。
拉吉夫·甘地的全名是拉吉夫·拉特納·甘地,他的母親在為他取這個名字的時候,糅合了自己三個最親愛的人,即她的雙親和丈夫的名字。“拉吉夫”意為“荷花”,義同母親的卡麥拉;“拉特納”意謂“珍寶”,義同父親的賈瓦哈拉爾;而甘地則是丈夫的姓氏。
如今“荷花”雖然已經凋謝,但“珍寶”的光華卻不會消逝。拉吉夫·甘地,他的人品和作為將會長久地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血染鐵蝴蝶——貝·布托之死
一、最後一抹口紅
“我並沒有選擇人生,而是人生選擇了我。出生在巴基斯坦,我的一生折射了它的動蕩、悲劇與勝利。”這是巴基斯坦前總理貝娜齊爾·布托在她的自傳——《東方的女兒》前言中所記錄的一句話。
誠如這句名言所說,這位巴基斯坦曆史上最年輕、也是世界政壇史上最年輕的女總理,用其跌宕起伏的一生,見證了巴基斯坦政壇上的風風雨雨。
她的外表如蝴蝶般美麗,在這柔美的外表下,卻又有著一顆如鋼鐵般堅強的心靈。所以,人們用“鐵蝴蝶”這個名稱來形容她,她是巴基斯坦人民心目中的“冷玫瑰”、“蒙娜麗莎”,有預言說,她會被奉為“巴基斯坦的聖母”。
然而,如同無數政壇上曾經輝煌過的領袖一樣,暗殺者的子彈,終究還是扼殺了這隻“鐵蝴蝶”的一生,為她輝煌而坎坷的生命畫上了血一樣的終止符。
2007年12月27日下午,貝娜齊爾·布托以巴基斯坦反對黨人民黨主席的身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鄰近的拉瓦爾品第市舉行的競選集會上遭遇自殺式襲擊受傷,在送往醫院後,於當地時間18時16分不治身亡。
“鐵蝴蝶”折翅,昭示著又一顆奪目的政治明星不幸隕落。曆經坎坷的貝娜齊爾·布托最終沒能逃過如影隨形的政治暗殺,黯然翅折。痛別祖國8年,重返故土僅兩個多月,伊斯蘭世界屈指可數的政治女強人就倒在了這片生她養她的土地上,留下了永久的遺憾!
事實上,自從貝娜齊爾·布托結束了長大8年的流亡生活從阿聯酋聯合酋長國重返巴基斯坦後,死亡的陰影就一直如影隨形地籠罩著她。
1999年4月,貝娜齊爾·布托夫婦因腐敗和濫用職權被判處5年監禁,並被處以860萬美元罰款。從此,貝娜齊爾·布托帶著3個孩子開始了漫長的流亡生涯。直到2007年,巴基斯坦總統穆沙拉夫因為政治上的需要,前往貝娜齊爾·布托當時流亡所在的阿聯酋聯合酋長國,與她達成政治聯盟,回國後頒布了特赦令,這才令在外流亡長大8年之久的貝娜齊爾·布托得以重新踏上巴基斯坦的故土。
其實從回國之日起,貝娜齊爾·布托就已經做好了坦蕩麵對死亡的準備。2007年9月20日,她曾在巴基斯坦媒體上公開發表了一篇題為《當我返回巴基斯坦》的文章,她在文中寫道:“我的生活不同尋常。我埋葬了50歲的父親和兩個正當年的弟弟。當我的丈夫在沒有定罪的情況下被關押8年——作為我的政治生涯的人質,我獨自撫養我的孩子。在我父親被謀殺後,人民黨讓我擔負起領導的重任,我做出了自己的決定。在那個時候,我沒有推卸自己的責任,現在,我也不會推卸自己的責任……當我的飛機下月在巴基斯坦著陸時,我知道我會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一旦我離開機場,我不知道什麼將等待著我,個人的或政治上的。我祈禱最好的結局,但我也做好了最壞的打算。”
2007年10月18日,貝娜齊爾·布托從阿聯酋聯合酋長國回到巴基斯坦,為2008年年初即將到來的大選作準備。
正如她先前所期待的一樣,巴基斯坦人民給了她空前盛大的歡迎。20萬名支持者在卡拉奇舉著人民黨的旗幟標語和她的巨幅畫像,高喊著口號,載歌載舞。歡迎她的隊伍從機場一直往外足足延綿了6公裏之長。
那一天,她身著綠色的巴基斯坦傳統服裝,頭上裹著白色的頭巾,整個人如同巴基斯坦國旗一樣,隻有白綠兩色。下飛機後,她乘坐一輛特意改裝的防彈大卡車前往巴基斯坦國父真納的陵墓,並準備在那裏發表演講。由於歡迎前來她的人實在太多,通往目的地的道路被堵得水泄不通,車子隻能一點一點地向前挪動。從機場到真納墓地僅有的16公裏,卻讓她所乘坐的防彈卡車足足花了七個多小時。
也就是在這次路途中,一個出自恐怖分子之手的警告,悄然而至。10月19淩晨,車隊在卡拉奇市區擁堵的道路上行進的時候,那輛貝娜齊爾·布托乘坐的防彈卡車旁突然發生爆炸——先是車隊附近發生了一起小規模的爆炸,隨後,在距離貝娜齊爾·布托所乘卡車數步之遙的地方突然爆發一聲巨響,卡車玻璃受損,一輛警方護衛車輛在街中心起火。
目睹了爆炸案發生全過程的米安·阿卜杜勒·拉紮克說:“起先是一次小爆炸,聽到突然響起的爆炸聲,列隊歡迎的人群頓時出現了慌亂,就在人群出現慌亂的事後,一場大爆炸便接踵而至了。”
爆炸發生後,在貝娜齊爾·布托乘坐卡車車頂上的人紛紛下車逃命,一人徑直跳下,其他人使用梯子下車,附近的人們四散逃離。當時和貝·布托在同一輛車裏的助手拉赫曼·馬利克說,爆炸發生時貝·布托正在車中休息。卡拉奇警方高級官員愛資哈爾·法魯基告訴巴基斯坦黎明新聞電視台,爆炸發生後,貝·布托迅速登上停放在附近應對不測事件的飛機,離開現場,被安全轉移到她在卡拉奇的住所。
這次炸彈爆炸雖然沒能對貝·布托本人造成傷害,但那些前來歡迎她的民眾中卻有139人死亡,近400人因此受傷。巴基斯坦內政部長阿夫塔卜·謝爾帕奧在事後表示,這兩起爆炸顯然是自殺式襲擊。
穆沙拉夫之前對於貝娜齊爾·布托所頒布的大赦令,終究沒能在那些恐怖分子之中產生效果。
炸彈爆炸襲擊發生後,卡拉奇當地警方和負責警戒的軍隊迅速采取措施,將傷者送往就近的醫院救治,將民眾疏散。然而,無論警方和軍方如何努力,卻始終找不到凶手。關於這次爆炸案的執行者和幕後主謀,雖然有眾多的猜測,但真相如何,至今仍然是一個沒有被揭開的謎團。
據巴基斯坦媒體報道,爆炸案發生後,貝·布托曾經稱自己知道幕後黑手是誰。她還透露,在回國前就已經接到警告,有4組自殺隊已經開始行動,他們分別來自塔利班、“基地”組織、巴基斯坦境內的塔利班組織和卡拉奇的一個組織。也有報道稱這起爆炸事件是由巴基斯坦北部的伊斯蘭極端組織策劃的,他們一早就揚言要以自殺性襲擊的方式來迎接貝·布托的回國。
雖然這起事件的策劃者直到最後也沒能從隱藏的迷霧之中現身,但是,這卻是給了貝娜齊爾·布托一個非常強烈的信號——有人不歡迎她重返巴基斯坦!
10月23日,就在貝娜齊爾·布托重返巴基斯坦的第六天,也是炸彈爆炸案發生後的第五天,她在自己暫居的公館內又接到了一封死亡威脅信。發信人自稱是“‘基地’和本·拉登的朋友”,暗示她極有可能將在車裏或臥室中遭受致命襲擊。
對於自己撲朔迷離的前程,早在回國之前,貝娜齊爾·布托便已經有了覺悟。她知道,如果自己選擇和穆沙拉夫合作,結成政治上的同盟,不僅不能夠保證人民黨在次年的選舉中勝出,反而可能將原先針對穆沙拉夫的勢力都轉移到她本人的身上。更何況,當年穆沙拉夫是為了反對加入國家民主聯盟才跟人民黨合作的,這也就是說,支持穆沙拉夫的穆斯林聯盟,是從原先整體的穆斯林聯盟中分離出來的,穆沙拉夫的承諾並不能代表整個穆斯林聯盟的意見。
11月13日,巴基斯坦警方接到情報,顯示有人要再度暗殺貝娜齊爾·布托。同時,因為在政治上和穆沙拉夫產生分歧,此時的貝·布托,事實上已經受到了軟禁。
拉合爾,通往貝·布托住所的公路上,巴基斯坦警察站在帶刺的鐵絲路障後警戒,阻止一切車輛通行。這已經是巴基斯坦警方5天內第二次阻止這位前總理參與抗議集會活動了。這一天,巴基斯坦警方出動上千名警察包圍了這位反對黨人民黨領袖、前總理貝·布托在東部城市拉合爾的住處,阻止她參與從當天開始向首都伊斯蘭堡“行軍”的抗議活動。
拉合爾所在的旁遮普省警方稱,他們已經向貝·布托出示了為期7天的拘留令,禁止她離開住處參與集會。旁遮普省警方當地時間13日淩晨開始派遣上千名警察設置障礙,阻斷通向貝·布托住處的所有交通。
一名在現場的法新社記者看到,警方首先在住所周圍設置了雙層鐵絲網,並在外圍搭建木製障礙,後麵部署了一列身著防彈衣的武裝警察。最後,警方在住所最外圍停了大約8輛裝滿沙土的卡車。
路透社記者看到,住所大門處貼著一張有關貝·布托的拘留令。負責實施封鎖任務的警官阿夫塔卜·齊馬告訴美聯社記者,警方已經將拘留令交給貝·布托的代表。“她(貝·布托)已經被拘留,不會被允許離開住處,”齊馬說。一名警官告訴法新社記者,部署在貝·布托住處周圍的警力大約有1100人,而設置的路障將足以“排除貝·布托離開的可能性”。
根據原先預定的計劃,貝·布托及其支持者本該於當天開始從拉合爾市至伊斯蘭堡的抗議行程。整個行程大約270公裏,計劃3至4天走完。不過,巴基斯坦政府認為,緊急狀態下,政府應該禁止任何組織和個人參與遊行集會。警方說,為此,拉合爾全市範圍內已經有1.8萬名警察處於待命狀態,準備隨時應對貝·布托支持者的抗議活動。
麵對警方封鎖,身處住所內的貝·布托當天接受媒體電話采訪時發表強硬言論,要求穆沙拉夫辭去總統職務。這是貝·布托首次發表這種言論。“他是時候離開(辭職)了,他必須辭去總統職務,”貝·布托說。
此前,貝·布托隻是呼籲穆沙拉夫辭去軍職,擔任文職總統。采訪中,曾與巴基斯坦政府開展數月權力共享談判的貝·布托還首次排除與穆沙拉夫共事的可能性,稱隻要穆沙拉夫繼續擔任總統,自己就不會出任總理。“隻要穆沙拉夫是總統,我就不會當總理,”貝·布托說,“即使我希望和他共事,我也會因此失去公眾支持……當他們動用警察的時候,我們之間的談判就已經破裂了,任何與穆沙拉夫有聯係的人都會受到影響。”
另據巴基斯坦媒體報道,貝·布托曾於13日住所被封鎖後表示,她所領導的人民黨可能會抵製即將舉行的議會選舉。
麵對巴基斯坦國內局勢,英聯邦成員於11月12日在倫敦召開外長級會議,並發表一項聯合聲明,要求巴基斯坦盡快取消緊急狀態,否則將被中止英聯邦成員資格。這也是1999年穆沙拉夫上台以來,英聯邦第二次威脅中止其成員資格。
英聯邦由英國及其自治領地和其他已獨立的前殖民地、附屬國組成,現有53個成員。聲明說,如果穆沙拉夫在本月22日前沒有取消緊急狀態,以及辭去軍職,巴基斯坦的英聯邦成員資格將被中止。英聯邦外長在聯合聲明中雖然對穆沙拉夫關於明年1月9日前舉行議會選舉的決定表示歡迎,但認為“在緊急狀態下舉行的選舉將缺乏可信度”,並且這一緊急狀態與英聯邦的宗旨相違背。 路透社說,英聯邦這一施壓努力很大程度上說屬於象征意義,但可能對援助巴基斯坦的部分項目產生影響。
迫於英聯邦的聲明,穆沙拉夫最終解除了對貝·布托的軟禁。雖然撤去了對住所的封鎖,但同時也等於將護衛貝·布托安全的力量產生了削減。自從11月13日巴基斯坦警方接到有人要再度暗殺貝·布托的情報後,針對貝·布托的恐怖暗殺活動,一直都沒有要消停的跡象。
12月8日,幾名不明身份的歹徒持槍闖入了貝·布托的辦公室,在沒有找到貝·布托本人的情況下,這三人開槍殺死了3名她的支持者,然後逃之夭夭。
麵對層出不斷的刺殺和暗殺,麵對似乎無窮無盡的死亡威脅,貝·布托毫不退縮,在一次接受路透社記者采訪的時候,她如是說道:“襲擊婦女在伊斯蘭教義中是被嚴禁的。我不相信哪個真正的穆斯林會攻擊我,因為如果他這麼做,是要受煉獄的!”
12月27日,貝·布托按照原定的計劃前往首都伊斯蘭堡鄰近的拉瓦爾品第市,出席在那裏為她舉行的競選造勢集會。集會在利亞卡特·巴格公園內舉行,貝·布托以人民黨主席的身份發表演講。
演講開始前,貝·布托特意檢查自己的妝容,並拿出隨身攜帶的口紅塗了起來。 她沒有想到,這竟會是自己最後一次化妝。
當一切都準備妥當,貝·布托走上演講台,向在場的上千人發表演講。她對巴基斯坦人民黨的支持者們說道:“我之所以置危險於不顧,來到這裏,是因為我感到我們的國家正處於危險之中,人民在擔憂。我們將帶領這個國家走出這場危機!”
她的話,讓在場的人們群情激昂。這位巴基斯坦最大的反對黨主席的歸來,給這些人帶來了希望,她的支持者們一直高呼著“貝娜齊爾總理!”,表達了他們期待貝·布托重登總理寶座的願望。
此時此刻,在場的支持者們,沒有人會想到,這次演講卻是貝·布托這隻“鐵蝴蝶”在坎坷人生中的最後一次謝幕。演講結束後,貝·布托麵帶微笑走下講台,堅持步行穿過集會人群,走到公園北門,上了一輛黑色的“陸地巡洋艦”防彈越野車。
周圍眾多支持者們仍然不願離去,將她的坐車圍得水泄不通,許多人還高喊著“布托萬歲!”。這時,聽到支持者們高呼聲的貝·布托突然站到了汽車坐椅上,將半個身體探出天窗,似乎是想要回應這些人的高呼。
但就在此時,意外發生了!
據在場目擊者事後回憶的表述中,當時,就在貝·布托從天窗中探出身子,向眾人頻頻揮手致意的時候,一位身穿夾克、戴著太陽鏡的男子突然騎著摩托車出現在貝·布托的附近。他接近貝·布托後,立刻掏出一把手槍朝貝·布托連開三槍,貝·布托旋即中槍倒地。周圍的人群尚未從眼前的變故中反應過來,該男子又突然引爆了身上的炸彈,隻聽一聲強烈的爆炸聲響,他本人及身邊的人群頓時在煙霧中血肉橫飛,周圍一片狼藉。
人民黨副主席法希姆當時坐在同一輛汽車裏。他說,自己當時坐在貝·布托的右邊,薩夫達爾·阿巴西坐在左邊。當汽車開動時,貝·布托從座位上站了起來,向人群頻頻揮手。此時,他們突然聽到一聲槍響,隨即就看到貝·布托倒了下來。
法希姆事後表示,一開始他以為貝·布托是想坐回車裏躲避子彈,隨後就發生了巨大爆炸。即便是爆炸發生後,他仍然以為貝·布托不會有生命危險,但隨後發現事實並非如此。法希姆指出,如果貝·布托當時不站起來向人群揮手,慘劇也許可以避免。
當時也同乘一輛車的貝·布托首席政治顧問薩夫達爾·阿巴西事後描述說,貝·布托當時非常高興,她不停地向支持者揮手致意。阿巴西在車內高喊:“讓我們為布托歡呼!”貝·布托回答:“布托家族萬歲!”話音未落,三聲槍響,隨後爆炸發生,在上千名支持者目睹下,貝·布托倒在了血泊之中。霎時間,整個世界凝固了,在場的所有人都不敢相信:又一場政治謀殺就在他們麵前發生了。
爆炸掀起的塵土彌漫在空中,整個現場一片混亂。撕心裂肺的哭喊聲,尖銳刺耳的警笛聲,淒厲急促的救護車的鳴叫聲,聲聲揪心。地麵上狼藉不堪,殘缺的肢體、流淌的鮮血和炸毀的汽車把公園變成了人間地獄。
身受重傷的貝·布托被緊急送往離現場2公裏遠的拉瓦爾品第總醫院,這是距離現場最近的一家醫院。阿巴西說,貝·布托聽到槍聲後似乎躲了一下,但實際上她已經中彈,倒在汽車坐椅上,身體在大量流血,脖子上、衣服上到處都是。阿巴西和其他人試圖用頭巾為她止血,但由於傷口太深,血流不止。貝·布托被送進拉瓦爾品第總醫院時仍然有生命跡象,但因傷勢過重,最終不治身亡。
不過,拉瓦爾品第總醫院的死亡報告卻顯示,貝·布托在被送往醫院的路上就已經永遠閉上了眼睛。拉瓦爾品第總醫院董事會成員米納拉哈公布了貝·布托的死亡報告。這份長達3頁冰冷的醫學報告,將貝·布托彌留人世的最後41分鍾詳細記錄了下來。
報告是這樣寫的:2007年12月27日下午5時35分左右,拉瓦爾品第總醫院急救室收治了一名女性病人——巴基斯坦前總理、人民黨主席貝娜齊爾·布托。
報告對病人收治時的狀況進行了如下描述:沒有脈搏,沒有呼吸。臉色蒼白。瞳孔放大且對光線無反應。右顳頂區有傷痕,有血液流出並伴有似腦漿狀物質。病人衣服浸滿鮮血。
醫生立刻開始實施心肺複蘇術。手術中發現病人喉管中有血液,醫生隨即進行清除。胸外施壓搶救術開始,病人無反應。隨後被送入緊急手術室,同時繼續進行心肺複蘇術。由於胸外搶救無效,搶救小組開始施行開胸搶救。左胸室和胸膜都未見出血,心肌未見反應。隨後繼續進行人工複蘇術、胸內施壓術和靜脈注射搶救。為了進一步刺激,進行電擊療法,但仍未見心髒反應。6時16分,複蘇手術停止,病人被宣布死亡。
對於貝·布托的傷口狀況,報告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傷口在右顳頂區域,呈不規則狀,5厘米×3厘米大小,位於右耳上方。傷口周圍無其他創傷。傷口呈撕裂狀,有鮮血和類似腦漿狀物質流出,直至發際。傷口內無異物,傷口隨後被縫合覆蓋。最後,報告對貝·布托的死因做出如下判斷:骨骼破損造成的腦外傷,最終導致心髒停止跳動。
與貝·布托死亡報告同時公布的還有米納拉哈的一封公開信。米納拉哈在信中說,醫院認為,隻有對貝·布托進行屍體解剖,方能查出她確切的死亡原因。
“布托家族萬歲!”成了貝·布托留給人們的最後一句話,這位年僅54歲的布托家族的女繼承人,終究未能逃脫家族的厄運,像她的父親和她的兄弟一樣,為政治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對於貝·布托的確切死因,目前一共有兩種說法:
其一是頸部胸部中槍而死。根據Ary-one電視台的說法,貝·布托頭部中彈。警方說,布托離開集會會場時,自殺炸彈襲擊者先是朝她開槍,然後引爆身上炸彈。人民黨的安全顧問說,貝·布托所乘防彈車在遭受炸彈襲擊之前,她的頸部與胸部已經中彈,槍手隨後引爆了身上的炸彈。警官夏希德說:“這名男子先朝貝·布托座車開槍,接著引爆身上炸彈。”
據報道,貝·布托被送到醫院後,醫生們立即對她施行搶救。一位參與搶救的醫生說,一顆子彈從貝·布托頸部後側打壞了她的脊椎神經,另外一顆子彈從肩膀後側射入,直穿胸口而出。盡管醫生不斷按壓她的心髒,但是由於脊椎神經受損,搶救並沒有取得成功。
其二是被炸彈爆炸後所產生的碎片擊傷身亡。美國媒體報道說,貝·布托所在的人民黨的一名支持者說,當貝·布托的汽車行駛到大街上時,突然傳來兩聲槍響,隨即她的汽車附近發生巨大爆炸。貝·布托身受重傷,昏迷不醒,最後不治身亡。
巴基斯坦內務部官員說,當天發生的爆炸為一起自殺性襲擊事件。內務部新聞發言人說:“這是一場自殺性襲擊事件,截至目前我們還不清楚現場人員的傷亡數目。爆炸正好發生在集會地點的外麵,集會結束後,人們正四散走開時,襲擊者引爆了身上的炸彈。”
據悉,貝·布托遇刺時,人民黨領導之一的薩德爾·卡瑪·哈亞特當時就在貝·布托身邊,距離大約9米遠。哈亞特說:“當時,貝·布托坐在車裏,車外的支持者高喊著她的名字。為了表示對支持者的感謝,貝·布托拉開車門準備下車露麵。在這個過程中,她臉上一直帶著微笑。就在這時,我看到一個瘦瘦的年輕人從她的車子後麵直衝過來,然後他舉起槍射向貝·布托。隨後,現場發生劇烈爆炸。過了一會,貝·布托的車子很快駛離了現場。”
讓貝·布托死因撲朔迷離的是巴基斯坦當局和貝·布托助手各執一詞。
巴基斯坦內政部人員2007年12月28日表示,替貝·布托進行緊急救治的醫師在布托體內並未發現子彈或是炸彈碎片,貝·布托是因為撞擊到車頂窗戶的後半部,車窗支杆穿入其右耳處,導致頭骨斷裂死亡的。
但是貝·布托的支持者和助手拒絕接受當局的這一說法,稱這種調查結果是“謊言”。貝·布托的高級副手勒赫曼在第二天就表示,她在幫助清洗貝·布托遺體時,在其頭部發現了明顯的彈傷。勒赫曼回憶說,貝·布托遇襲後正是用她的汽車送往醫院的。貝·布托一路上血流不止。她說:“她的頭部存在明顯的彈傷。我們在給她清洗遺體時,看到了子彈傷口。”
但因為貝·布托的遺體沒有被解剖,所以真正導致“鐵蝴蝶”隕落的原因,也就不可能再有定論了。
在這場刺殺案中,與貝·布托共同身亡的還包括刺客本人及20多名貝·布托的支持者,他們都是刺殺者身上的背心式炸彈的受害者。調查人員隨後在事發現場發現了凶手用於刺殺貝·布托的手槍及背心炸彈的引爆裝置殘片MUV-2,據稱,在巴基斯坦先前發生的約15起自殺式襲擊事件中,這種編號和工廠代碼的引爆裝置都是其中的主角。
貝·布托遇害後,在隨後的新聞發布會上,人民黨副主席阿明·法西姆宣布人民黨為貝·布托舉行為期40天的悼念活動,並要求政府對暗殺事件進行獨立、公正、全麵的調查,讓所有人知道真相。
當醫院宣布貝·布托死亡後,她的家人決定將遺體送到當地恰克拉拉軍用機場,然後轉運到她的家鄉信德省拉卡納地區的蘇庫爾鎮。當貝·布托的遺體從醫院裏被抬出來時,數百名傷心欲絕的支持者簇擁在被高高抬起的靈柩周圍痛哭不已,以至於靈柩隻能緩緩地往前移動。貝·布托的遺體最終被安葬在她的父親阿裏·布托的身邊。
2007年12月30日晚間,人民黨召開記者會,宣讀了貝布托的遺囑,在遺囑中,她欽定其獨子紮爾達裏完成學業後接任人民黨主席。人民黨官方在當日已經任命紮爾達裏為人民黨主席,待其完成學業後正式就任。其父親,貝布托的丈夫阿西夫·阿裏·紮爾達裏被任命為人民黨聯合主席,在紮爾達裏完成學業前負責人民黨黨務。此外,人民黨還成立了一個資深顧問團,負責對紮爾達裏進行輔佐。此外,人民黨還在當日表示,將會參加明年(2008年)1月8日的議會選舉,並呼籲穆斯林聯盟(謝裏夫政黨)也參加議會選舉,謝裏夫發言人在隨後表示,穆斯林聯盟會考慮參加明年1月8日的議會選舉。
刺殺案發生後,基地組織在當天於第一時間即自領責任,稱是他們刺殺了貝·布托。據稱這起事件是基地組織二號人物紮瓦赫裏於2007年10月開始策劃的。基地組織阿富汗領導人兼發言人穆斯塔法·阿布·耶齊德說:“我們終結了美國最寶貴的財產,她宣稱要擊敗聖戰。”
基地組織的聲明與巴基斯坦警方所掌握的情報基本吻合。長期以來,貝·布托親西方的立場被基地組織等極端宗教勢力和反美力量視為眼中釘。貝·布托生前就曾多次指責基地組織,稱它試圖把巴基斯坦作為“革命”根據地。據悉,基地組織對此大為惱怒,其二號人物紮瓦赫裏在2007年10月就下令取貝·布托的性命,為此,特地派出一支敢死隊——拉什卡·簡戈維組織的5名成員來執行這一任務。拉什卡·簡戈維組織是巴基斯坦最讓人聞風喪膽的地下武裝組織之一,其成員曾涉嫌多次襲擊卡拉奇市內的西方目標,在2002年,該組織綁架並且殺害了美國記者珀爾。
盡管刺客本人已在這次事件中同歸於盡,其屍身也被炸得粉碎而無可辨認,但巴基斯坦警方還是在事後的搜捕與調查中發現了許多蛛絲馬跡,並初步確定了刺客的身份:他名叫巴利勒,正是來自於拉什卡·簡戈維組織。
事實上,在貝·布托此次回國遇襲之前,她就曾接到一份絕密情報——4支自殺小分隊已潛入卡拉奇,準備對她下手。
這4支小分隊分別是由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分子、阿富汗塔利班分子、“基地”組織派出的。回國前,貝·布托曾將其中3個小分隊頭目的名字及電話號碼通報給了穆沙拉夫。
10月18日襲擊事件發生後,巴調查人員發現,襲擊者用的是C4烈性炸藥,與某個組織2006年3月襲擊美國駐卡拉奇領事館及試圖謀殺穆沙拉夫所用的炸藥完全相同。迄今為止,巴基斯坦情報機構仍不知該組織的廬山真麵目。一名調查官認為,“這些人與‘基地’組織或塔利班有關聯,是一群不滿女人當權的極端分子。”事實上,“基地”組織發言人和二號人物紮瓦赫裏先後證實,就是他們要“消滅”親美國的貝·布托。
巴基斯坦政府的結論也下得很快——內政部長哈米德·納瓦茲在貝·布托遇刺身亡後的第二天,也就是2007年12月28日,宣稱,巴基斯坦情報部門監聽到的電話對話證明,“基地”組織和塔利班人員,是殺害貝·布托的幕後黑手。
法新社通過某種辦法,從巴基斯坦內政部得到了那次電話記錄,不過對話已從普什圖語被譯為了烏爾都語。通話內容如下:
大毛拉薩希卜:首領,你好嗎?
馬哈蘇德:我很好。
大毛拉:祝賀你,我夜裏剛回來。
馬哈蘇德:祝賀你,他們是我們的人嗎?
大毛拉:對,是我們的人。
馬哈蘇德:他們是誰?
大毛拉:有賽義德,有巴達爾的比拉爾和伊克拉穆拉。
馬哈蘇德:是他們三個幹的嗎?
大毛拉:是伊克拉穆拉和比拉爾。
馬哈蘇德:祝賀成功。
大毛拉:你在哪裏?我想見你。
馬哈蘇德:我在馬吉恩(南瓦濟裏斯坦部落地區的一個小鎮),過來吧,我住在安瓦·沙阿家。
大毛拉:好,我就去。
馬哈蘇德:暫時別告訴他們家。
大毛拉:好。
馬哈蘇德: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把她幹掉的孩子真勇敢。
大毛拉:感謝真主。見麵時再詳談。
馬哈蘇德:我等著你。祝賀你,再一次祝賀。
根據這份通話記錄,似乎的確可以得出“基地”組織正是殺害貝·布托的幕後黑手這個結論。但是這份通話記錄的真偽,除了巴基斯坦內政部以外,沒有人能夠辨別。
不過,就在內政部宣布的同一天,一名在阿富汗的“基地”組織頭目也打電話給新聞界,宣稱對襲擊負責,並說暗殺命令由“基地”二號人物艾曼·紮瓦赫裏下達。納瓦茲說:“我們有證據證明,是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策劃了針對貝·布托的自殺襲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