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希望如此吧。”牙哥衝我點點頭笑了笑,看上去似乎依舊有些忐忑。

軍列在路上走了整整四天。不停地讓車、不停地停車讓普洱大動肝火。他一邊大罵鐵路沿線的調度是吃幹飯的,一邊粗著嗓子讓我們注意警戒,一旦停車便荷槍實彈地站崗,嚴禁任何人靠近我們的武器裝備。

9月19號,我們終於抵達位於西北戈壁的終點。

我曾想,如果不是因為身上這身迷彩,或許今生我都不會踏上這片塞北的黃土塬,不會感受到雁門關外的寒霜冷月,不會聆聽到毛烏素沙漠吹來的凜冽西風,更不會有機會見證平地驚雷利劍出鞘的壯美與豪邁。

這是一片貧瘠的土地,夏末秋初便是一片枯黃。座座土丘逶迤千裏,如同剛從巨大烤箱裏做出的規格相近卻擺放淩亂的麵包。目光所及,有幾處殘損的建築屹立於稍高的土丘之上,就像大地上隨意長出的臼齒。有人告訴我們,那就是烽火台——古時戍邊用來通報戰況的。繼而有人告訴我,這裏即是九百年前嶽飛抗金的主戰場。

想當年“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裏路雲和月”是何等豪邁,“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又是何等壯烈。在古戰場安營紮寨,沙場點兵,這是一件充滿浪漫主義的事。可是,對於軍人來說,浪漫主義從來隻存在於詩詞歌賦之中,現實——特別是作為一名普通士兵所麵臨的現實永遠是艱苦而單調的。西北缺水,每天早上用來洗漱的水龍頭就像患了前列腺炎的大叔在晨尿;而到了晚上,凜冽的西風灌進板房,把我們的宿舍變成冰窖,我們把帶來的所有衣服都穿上蓋上,把自己裹成一個個粽子,即使這樣,徹骨的寒冷還是侵入我們的被窩,一次次把我們凍醒。

安頓下來之後,我們進行了大約兩周的適應性訓練。普洱告訴我們,導彈發射時間定在10月7號,來的一共有六個發射連隊,能打的卻隻有一枚導彈。

“同誌們!”普洱清了清嗓子,又開始了他的勵誌演講,“你們知道導彈發射升空是什麼樣的一種感覺嗎?你們知道親手把導彈送上太空是什麼感覺嗎?你們想不想體會一下?!”

隊伍中頗為配合地響起歇斯底裏的聲音:“想!”

“但是——”普洱的聲音無比的威嚴,“彈隻有一枚,發射連卻有六個。怎麼辦呢?”

隊伍中鴉雀無聲。

“辦法隻有他娘的一個字:搶!”普洱的話一出,指導員就在隊伍的一側猛地咳嗽,聽上去像是得了肺結核一般。

“要搶到這枚彈,光耍耍嘴皮子可不行!”普洱說完,還意味深長地瞟了一眼指導員,似乎是要提醒作為政工幹部的指導員別光顧著耍嘴皮子。“咱們得靠幹!真刀實槍地幹!沒日沒夜地幹!隻有咱們專業學得更好,操作做得更好,才能讓領導放心。他們放心了,彈才會交給我們,你們說是不是?”

“是!”

“那好!從現在開始,大家比別的連早起半小時,晚睡半小時,抓緊學,抓緊練,抓緊幹!”

“幹”一出口,普洱伸出去的右臂在空中畫了一道優美的弧,又幹脆地收回來,變成一個拳頭握在胸前。他的拳頭握得緊緊的,似乎一把就揪住了我們這幾十號愣頭青的心,讓我們緊跟著他的節奏,隨著他一起焦慮,一起亢奮,一起緊張,一起豪邁。

我偷偷地問牙哥:“為啥能打的隻有一枚彈?”

“你以為我們的彈像步兵的子彈、炮兵的炮彈一樣隨便造?”牙哥笑著看看我,說,“我們的導彈金貴著呐。我當了七八年兵,還沒打過一次實彈。”

“啊?!”我吃驚地望著他,“不會吧?”

牙哥告訴我,這個型號的導彈,是四年前才換的。換型之後,全旅就打了一枚彈,還是一連打的。那一年,人家打彈,我們隻有遠遠看著的份。

“所以啊,這一次我們一定要加把勁,爭取把這個機會搶到手,以後退伍了,也算是不枉咱這導彈兵的稱號。”

實彈發射的日子一天天臨近了。來的六個發射連都鉚足了勁想搶這枚彈。大家都知道,有了彈就有了機會,就有了功勞,幹部可以提升,士兵可以立功,最不濟也算是打過彈的,這在旅裏可是最牛×最能獲得別人尊敬的資本。反之,沒有搶到彈,咱就隻能是觀眾,是陪襯,是搭配紅花的綠葉,是打醬油的部隊。於是,一連貼出了保證完成發射任務的決心書,三連四連發出了比誰作風過硬比誰操作熟練的挑應戰,五連進行了集體宣誓,六連還組織了全體官兵聯名寫了請求參加發射的長信,貼在了旅前進指揮部的門口。隻有我們沒動靜,該幹啥幹啥,看上去一點緊迫感也沒有。

可是我知道,普洱一定是有招的。

9月30號,有消息放出來,旅前進指揮部有了讓一連實施發射的初步意向,但是還沒有形成最後的決議。下午,各連組織輪訓的時候,全旅唯一的那台導彈發射車卻出現了故障。這下可急壞了指揮部的首長們,旅長雙手叉腰衝著幾個營長和連長吼道:“你們不是決心挺大嗎?又是決心書又是保證書的,這次剛好考驗考驗你們,看看誰能把這故障排除了。”

一連長自告奮勇,帶著隊伍就上去了。一幫人對著發射車搗鼓了半天沒搞出個所以然來,灰溜溜地帶回了。三連、四連緊隨其後,也沒解決問題。後麵的五連、六連一看那架勢,連上去的勇氣都沒了。倒是普洱在那裏氣定神閑地,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

旅長衝著營長和連長們罵起了娘:“你們不是挺能嗎?怎麼現在都認慫了?!光喊口號有個屁用?打起仗來喊口號掛橫幅寫戰書能嚇跑敵人嗎?我告訴你們——今天誰排除了故障,這枚彈就交給誰打。如果誰都排除不了,明天就回湖南!打彈,打個毬啊!”

營長、連長們麵麵相覷,不知如何收場。

這時普洱的聲音意外地炸響:“夏拙!”

我頭皮一緊,下意識地高聲答:“到!”

“你去看看!”

我咽了咽發幹的嗓子,高聲回答:“是!”

旅長拉住普洱,滿臉狐疑地問道:“新兵?”

普洱回答:“是。”

“成嗎?”

“成!”

“我看你是瞎搞!”旅長暴怒起來,“這麼重要的任務你交給一個新兵蛋子?!出了問題誰負責?!”

“報告!”普洱的聲音顯得有些漏氣,“我負責!”

“你怎麼負責?”

普洱咽了咽口水,“如果損壞了彈,我申請就地免職。”

靶場一片寂靜,靜得讓人毛骨悚然。

“好!軍中無戲言。”旅長艱難地揮揮手表示同意。

普洱把我叫到跟前,用隻有我能聽明白的聲音嘀咕道:“重點看看彈上電源的各項參數設置。”

我隻能點點頭。

普洱忽然拍拍我的肩膀,用無比溫柔的聲音說道:“去吧!”那一瞬間,我突然想起了夏躍進。

問題不大,確實是彈上電源的一組技術參數由於操作失誤設定過高,造成了電壓不穩定所致。這些在普洱給我的那本帶著腳臭味的書裏就能找到答案。我按照相關要求重新設定好參數,然後爬出了彈體。

普洱的眼神十分急切,“怎麼樣?”

“可以了。”

“你確定?!”言下之意是:如果你這裏有什麼閃失,老子年底就要脫下這身製服了。

“確定。”

普洱向旅長申請由二連獨立執行一次操作,以檢驗故障排除情況。

我們都知道,機會來了。

從占領陣地到齙牙按下“點火”之前,整套操作流程如行雲流水一氣嗬成。導彈正常起豎,各項指標正常。

“好!”旅長宣布,“這枚彈就歸你們打了!”

二連的全體人員雀躍起來。旅長在遠處指了指我,“列兵,你過來。”

我跑步過去,立定,敬禮,高喊:“首長好!”

旅長點點頭,“幹得漂亮!叫什麼名字?”

“報告首長!我叫夏拙。”

“大學生?”

“是!”

“不錯!後生可畏啊!”說罷,旅長扭頭鑽進了他的迷彩越野車。

普洱走過來,出人意料地笑了笑,“小子,幹得還不錯——不過別翹尾巴。明白?!”

我高聲回答:“明白!”

10月4號,距離實彈發射還有三天。如果不出意外,牙哥張大福將負責按下“點火”那個紅色按鈕,成為“扣動導彈扳機”的那個人。然後立功受獎,順利晉升為中級士官。對於一個導彈兵來說,最榮耀的莫過於能參加一次導彈發射,而對於一個參加發射的導彈兵來說,最最榮耀的莫過於能夠按下那個點火的按鈕。往小了說,這是崗位所決定的,往大了說,這是命運的安排。

所謂命運,不過是由無數偶然連起來的生命軌跡,意外和驚喜,都不過是概率事件。我們無法預知,更不可能操控命運,我們可以順應,或者抗爭,但終將臣服於命運的安排。

4號下午,旅前進指揮部政工組送來一張照片請牙哥辨認。這是一張拍攝於駐地縣城二十公裏外一條山澗中的車禍照片。由於浸泡時間過長,照片中遇難的人物麵部已經深度浮腫,額頭上的血跡凝結成塊,遮住了左邊的近半個臉頰。

據說,車禍是因為中巴車超載並轉彎過急導致。事後,交警用起重機從水裏吊起中巴車,再用切割機將嚴重變形的車身割開,他們在一名年輕女性遇難者身上找到了一張山西某縣到太原的汽車票,一張太原到長沙的火車票,還有一張長沙到懷化的汽車票,攥在遇難者手裏的,是懷化到駐地縣城的中巴車票。錢包裏還有一張遇難者本人與一年輕士兵的合影。正是這張照片讓公安聯係了旅裏的保衛部門。

經辨認,合影中的士兵正是一營二連的張大福。

遇難者的照片剛交到牙哥手裏,我們就聽到一聲淒厲的“梅子——”然後就看見牙哥昏厥在訓練場上。

牙哥昏厥後醒來,醒來之後慟哭到再次昏厥,如此經曆了整整兩天,才恢複點元氣。我知道梅子和牙哥的故事,知道他們相濡以沫十多年即將修成正果,我甚至知道牙哥為了給他心愛的梅子買一枚鑽戒,拍一套婚紗照,連煙都戒了。

我知道,牙哥與梅子之間的愛情,是甚於親情甚至生命的愛情。相比之下,如今多數人激情浪漫的戀愛和婚姻顯得如太陽下燃燒的蠟燭那樣浮華蒼白,經不起推敲。

我後來還知道,原來牙哥和梅子的老家,就在離我們演習場不足三百公裏的晉西北。而她,卻數千裏南下,奔波三天,輾轉四趟,隻為趕去見自己的愛人一麵。

駐訓指揮部派出了一名保衛幹事陪同牙哥回湘處理梅子的後事。我們看著牙哥神情恍惚,丟三落四地收拾著回旅部的東西,心中泛起海水一般苦澀的哀傷。我們默默地為牙哥收拾好行裝,送他坐上車,卻不知道接下來該做點什麼。悲觀的情緒籠罩在二排六班、二排,甚至是整個連隊。可是我們再有三天我們就要執行發射任務了。

普洱集合我們,表達了對梅子去世的哀悼。普洱說:“軍人真正的偉大不在於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而在於為了我們的國防事業奉獻了自己的全部青春甚至生命。”普洱頓了頓,說,“更偉大的在於,我們不但犧牲了自己,還犧牲了我們的家庭,我們的父母、家屬、小孩都在陪著我們奉獻,陪著我們犧牲!”

普洱低沉著嗓音說道:“張大福同誌的家屬走了,我們的工作還得繼續,哪怕是我們的戰友犧牲了,我們的戰鬥也還得繼續。所以大家要打起精神,鼓足幹勁,為了奪取三天後實彈發射的勝利而不懈奮鬥!”

當晚,我躺在床上,輾轉難眠。腦子裏盡是九個月前的除夕夜,哨所的燈光下牙哥小心翼翼掏出士兵證內夾著的梅子的照片。照片中的梅子清純而寧靜,朝氣又靦腆;衣衫素潔,表情賢淑,雙眸如溪流一般清澈,笑容像秋日午後的陽光一般明朗。我又想起牙哥的大簷帽內側帽牆中貼著的他和梅子的大頭貼,兩人在一個個卡通相框中笑得沒心沒肺,像一對現世活寶。無論如何,我都不願意相信此時此刻兩人已經陰陽兩隔,我更不願意相信,此時美麗的鄉村英語老師,我們二排六班兄弟的軍嫂——梅子,已經殞命在湘西的莽莽叢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