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13日—9月14日深夜，達拉第與張伯倫取得了聯係。法國政府認為，假如英法兩國領導人一起去見希特勒，也許會有轉機。但張伯倫主意已定，他主動給希特勒發了一封電報，想去訪問他。當天下午，他接到希特勒的回電，受邀前往貝希特斯加登。於是，他在9月15日早晨乘飛機到達慕尼黑機場。
無論從哪個方麵來看，這一舉動都有失妥當。無論是希特勒在9月12日發表的挑釁性演說，還是其隨後鼓動蘇台德的亨萊因黨徒叛變，都沒能得到當地民眾的支持。亨萊因已經逃到德國去了，蘇台德的日耳曼黨失去了領袖，顯然已無法采取直接的行動。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其提出的“第四次計劃”中，正式向蘇台德的日耳曼黨領袖提出地方自治的行政計劃，內容不但超出了1938年4月亨萊因在卡爾斯巴德提出的要求，也完全符合張伯倫在3月24日演說時提出的意見，以及西蒙爵士8月27日演說中發表的聲明。
消息傳到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簡直無法相信。在他們第一次控製住蘇台德區形勢的時候，英國首相竟然親自到訪德國會見希特勒，這必然會削弱捷克與德國打交道時的底氣。張伯倫此行使蘇台德的日耳曼黨有機會提出更多要求，他們依照柏林的訓令公開要求蘇台德歸入德國。
張伯倫首相在9月16日下午到達慕尼黑機場，隨後乘火車前往貝希特斯加登。與此同時，德國所有的電台都在轉播亨萊因要求蘇台德歸並到德國的聲明。這是張伯倫下飛機後聽到的頭條新聞。顯然，這是有預謀的，目的是為了讓首相在見到希特勒之前就知道這件事。對於歸並的問題，無論德國政府或亨萊因本人都沒有提出過，而且就在幾天之前，英國外交部已經宣布這一要求不是英國政府所能接受的。
張伯倫和希特勒會談的現存記錄，已由法伊林公布了。我們可以從中了解張伯倫當時的感受：
我想，盡管我從他的臉上看出這是個殘酷無情的人，但我覺得，這還是個作了保證之後可以信賴的人。
事實上，早在幾個月以前，希特勒就已準備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所等待的隻是最後的信號而已。張伯倫首相在周六，即9月17日返回倫敦，立即召集內閣會議。那時朗西曼勳爵已經回來，他的報告當然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這些日子以來，勳爵的健康狀況一直很不好，執行這項使命又使他的精神極度緊張，身體也更加消瘦。他建議采取“一項直截了當的行動政策”，即“把以日耳曼人占多數的地區移交給德國”。
首相和朗西曼勳爵堅信，隻有把蘇台德區割讓給德國才能勸阻希特勒不下令進犯捷克斯洛伐克。在和希特勒會談時，張伯倫強烈地感受到希特勒身上“充滿鬥誌”。他的內閣則認為法國毫無鬥誌，根本談不上抗拒希特勒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要求。還有大臣甚至提出“民族自決權”“少數民族要求公正待遇”等論調，表現出一副“支持小人物反抗捷克暴徒”的態度。
是時候同法國政府采取一致後退的步驟了。9月18日，達拉第和博內到達倫敦。張伯倫已決定原則上接受希特勒在貝希特斯加登提出的要求。剩下的隻是擬出建議，由英法兩國駐布拉格代表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法國內閣送來了一份比較周全的草案。他們不讚成公民投票，因為這樣一來，斯洛伐克和露西尼亞地區也可能會提出同樣的要求。他們讚成直截了當地把蘇台德割讓給德國。不過他們也建議，英國應該和法國、蘇聯（他們從來沒有與之磋商過）共同為捷克斯洛伐克這個支離破碎的新國界提供保證。
我們中的許多人，包括那些不在內閣圈子裏的，都認為博內完全就是個失敗主義者，他所有的花言巧語，其目的無非是一句話——“不惜任何代價來謀求和平”。他在戰後所寫的一本書中，竭力把責任都推到張伯倫和哈利法克斯身上。當時他心裏的想法，大家都很清楚。他願意付出任何代價，隻要法國不用履行不久前還被重申的莊嚴而明確的義務，即為了保衛捷克斯洛伐克而戰。這時，英法兩國的內閣從表麵看來，就像兩個熟透了的西瓜在一起被壓碎了。實際上，它們需要做的應該是刀劍出鞘。當然，在不與捷克斯洛伐克人商量這一點上，英法兩國是完全一致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應該聽從保護人的決定，這些孩子般頭腦單純的人受到了不能再壞的待遇。
英法兩國在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他們的決定或最後通牒時說：“英法兩國政府都認識到，要求捷克斯洛伐克作出的犧牲是多麼的巨大。他們都覺得有責任坦率說明這些條件對國際安全是如何必要……首相最遲應在周三同希特勒先生再次舉行會談，如有可能還會提早，因此我們認為應請你方盡早給予答複。”於是，在9月19日下午，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接到了立即把捷克斯洛伐克境內日耳曼人占半數以上的地區移交給德國的建議。
無論如何，英國沒有保護捷克斯洛伐克的義務，也沒有提出過非正式的保證。而法國的確為這樣的條約所約束：如果德國進攻捷克斯洛伐克，法國必須對德作戰。20多年來，捷克斯洛伐克始終是法國的忠實盟友，幾乎成了法國的附庸，在國際聯盟和其他場合都支持法國的政策和利益。如果世上還有所謂神聖莊嚴的義務，那麼現在的法捷關係就是了。勃魯姆和達拉第的聲明猶在耳邊，法國政府竟自食其言，這可以看作大劫來臨的預兆。我始終認為貝奈斯的屈服是錯誤的，捷克斯洛伐克應該保衛自己的防線。
按照我當時的看法，一旦戰爭爆發，法國在全國人民熱情澎湃的情況下，一定會起來幫助的，而英國也會立即同法國采取一致行動。在這次危機高潮時（9月20日），我在巴黎待了兩天，拜訪法國政府中的朋友雷諾和曼德爾。這兩位部長都非常苦惱，甚至想退出達拉第內閣。我反對他們辭職，因為就算他們辭職，也無法改變事態的發展，反而會讓法國政府失去兩個能幹、果斷的人，從而變得更為虛弱。在這次痛苦的訪問之後，我就回到倫敦。
9月20日深夜至9月21日淩晨2時，英法兩國駐布拉格公使拜訪了貝奈斯總統，告知已無法根據1925年的德捷條約進行仲裁，“在法國和英國無法承擔責任的狀況還沒有出現之前”，極力敦促他接受英法兩國的建議。也許法國政府也對這一通知感到羞愧，所以隻是由法國公使口頭提出。
9月21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迫於壓力接受了英法的建議。當時在布拉格有一位名叫富歇的法國將軍。他從1919年起就是法國駐捷克斯洛伐克軍事代表團成員，1926年升任團長。他馬上向法國政府申請離職，隨即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軍隊，還取得了捷克斯洛伐克國籍。法國曾提出以下辯解，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拒絕屈服，並由此發生戰爭，法國當然應該履行其義務。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因為受到壓力而屈服，那就無損於法國的榮譽。對此，我們隻能交給曆史來評判了。
同一天，即9月21日，我向倫敦新聞界發表了一篇關於此次危機的聲明：
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兩國的壓力下被分割，這無疑是西方民主國家向納粹武力威脅的徹底投降。這種失敗不會給英國和法國帶來和平或安全。相反，這會讓兩國的處境更為危險。僅僅使捷克斯洛伐克中立，就能讓德國抽出25個師的兵力來威脅西線。此外，這將為勝利的納粹打通一條向黑海的道路。受到威脅的不隻是捷克斯洛伐克，還有所有國家的自由和民主。以為把一個小國送入虎口就可以獲得安全，這絕對是個致命的謬見。德國的戰爭潛力會在短期內得到迅速增長，其速度將比英法兩國完成必要的防禦措施快得多。
在9月21日的國際聯盟大會上，李維諾夫提出正式警告。
現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內政正受到鄰國的幹涉，而且受到公開的咆哮式的攻擊恐嚇，說什麼要以武力相加。歐洲最古老、最文明、最勤勞的民族之一，曆經數個世紀的壓迫後才獲得獨立，今天或者明天，也許就要決定是否拿起武器為保衛獨立而進行戰鬥了。
對於奧地利被吞並的這一重大事件，國際聯盟竟然毫不在乎地放過去了。蘇聯政府深知這對於歐洲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命運的重要性，所以在德奧合並之後就立即向歐洲各大國提出正式建議，為應對這一事件可能發生的後果應立即進行集體磋商，以便采取集體性的預防措施。遺憾的是，蘇聯的建議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如果實行這一建議，我們不至於受到現在全世界為捷克命運所感到的這種震驚……在我動身來日內瓦的前幾天，法國政府第一次詢問我們：一旦捷克斯洛伐克被攻擊，我們將采取什麼態度。我以政府的名義提出以下毫不含糊的答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