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周四，羅斯福總統突然於佐治亞溫泉逝世，享年63歲。那天下午，總統在畫師為自己畫像時突然病倒，從此不省人事，隔了幾個鍾頭就逝世了。
前文提過，即將到來的勝利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其複雜性可與戰爭中種種嚴重的危險相提並論。的確，羅斯福可以說是在戰爭最高潮的時刻，而且最需要他的權威來指導美國政策的時候死去的。4月13日，周五清晨，當我獲悉此噩耗時，仿佛受到了一次巨大的打擊。
我跟這位卓越人物的關係，在我們共同工作的漫長而驚心動魄的歲月中，曾起過極其巨大的作用。這些關係都已經告終，我被內心湧起的一種深沉而無可挽回的情感壓倒了。我到下議院去，原定11時開會，我隻用短短幾句話建議：為了悼念我們卓越的朋友，我們應該立即休會。這種因一個外國元首逝世而采取休會的空前做法，是符合全體議員一致願望的，他們僅開了8分鍾的會，便緩緩地魚貫走出會議室。
許多國家采用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來悼念羅斯福。一麵麵鑲著黑邊的旗幟掛在莫斯科。當最高蘇維埃開會的時候，他們起立默哀。日本首相向失去自己領袖的美國人表示“深切的同情”，他把“美國人今天的有利地位”歸功於這位領袖。德國無線電台中所說的卻正相反，“羅斯福將在曆史中成為這樣一個人，就是由於他的煽動才使現在的戰爭蔓延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他是終於做到使他的最大的敵手、布爾什維克蘇聯得勢的這樣一個總統。”
4月17日，周二，當議會開會的時候，我提議向國王陛下奏明議會深切的哀悼和他們對於羅斯福夫人及美國政府和人民的深厚同情。照常例應當由各黨領袖發言來支持這樣一個提議，但我當時有一種自發的感覺，認為應該由我單獨代表下議院發言。那一天，我找不到比我當時在那個悲痛事件的情感中所說的更為恰當的話。
我說：“我和這位偉人的友誼是在這次戰爭中開始和成熟起來的。我們今天向他的功績和名望表示敬意。在上次戰爭結束以後，我曾經見過他，但隻有幾分鍾。1939年9月，我一進海軍部，他就給我發來電報，請我就有關海軍或其他問題跟他直接通信，隻要我覺得有需要，不論何時都行。我得到了首相的許可後，就這樣做了。我知道羅斯福總統對海戰有濃厚的興趣，就提供他一連串關於我們海軍事務和各種作戰行動的消息，尤其是包括普拉特河口的戰鬥，這次行動照亮了戰爭中第一個黯淡的冬天。
“當我擔任了首相，而戰爭在極度可怖的激烈狀態中爆發的時候，當我們自己的生死存亡還懸而未決的時候，我已經能夠在最親密和愉快的交誼之中跟總統互通電報。這一情況在全世界鬥爭的整個升沉起伏之間，始終繼續保持下來，直到上周周四我接到他最後的電報為止。這些電報表明，他在處理疑難複雜的問題上所一貫具有的明確的見解和活力，並沒有衰退。我可以指出，這樣的通信（在美國參戰以後當然大為激增），包括我們之間來往的電報，計達1700件以上。其中有許多長篇電報，大多是處理那些在其他階段得不到正式解決、必須由政府首腦一級來討論的比較困難的問題。除了這些通信以外，還得加上我們的九次會議——一次在阿根夏，三次在華盛頓，一次在卡薩布蘭卡，一次在德黑蘭，兩次在魁北克和最後一次在雅爾塔。大約共有120天親密的個人接觸，其中有一大部分時間我和他住在白宮裏，或在海德公園他的家中，或在他稱為香格裏拉的藍山城他的別墅山莊裏。
“我欽佩他是一個政治家、實幹家和軍事領導人。我極其信賴他的正直、感人的品格和見識，我對他還有一種今天無法用語言表達的個人的尊重——我應該稱它為情誼。他愛他的祖國，尊重它的憲法，和他判斷變化不定的輿論傾向的能力，這些始終是有目共睹的。此外，還得加上他那顆跳動不已的寬宏大量的心，這顆心經常因見到強國對弱國的侵略和壓迫的種種現象而激起憤怒，采取行動。如今這顆心永遠停止跳動了，這的確是一個損失，人類一個痛苦的損失。
1945年3月，德國韋瑟爾附近，美國傘兵部隊在空降（羅伯特·卡帕拍攝）
“羅斯福總統的病痛沉重地壓在他身上。他在這許多年的動亂和風暴之中，竟能克服肉體上的病痛，這真是一個奇跡。
“千萬人中找不到一個像他那樣深受病魔折磨而殘廢的人，會試圖投入一種體力和腦力都很緊張，以及艱苦而永無休止的政治論爭的生活中去。千萬人中沒有一個敢於嚐試，一代之中沒有一個人會得到成功。他不僅進入這個領域，不僅積極活動於其間，還成為那個場麵裏不容置辯的主人翁。在這樣一種精神戰勝肉體、意誌戰勝生理缺陷的非凡努力之中，他得到了那個高貴的婦女、他忠誠妻子的鼓舞和支持，她的崇高理想跟他的理想並駕齊驅，今天下議院充分表現出對於她的深切而尊敬的同情。
“毫無疑問，總統預見到籠罩著戰前世界的巨大危險。比起大西洋兩岸大多數消息靈通人士來，更具先見之明。他用全力促進美國和平時期輿論可以接受的預防性的軍事準備。
“當不和睦的現象開始出現的時候，他的同情寄托在哪一邊是絲毫不用懷疑的。對於法國的陷落和本島以外大多數人認為大不列顛行將覆滅一事，使他感到極大的痛苦，雖然他對我們從來沒有失去信心。這些事情之所以使他感到痛苦，不僅因為歐洲之故，而且也因為一旦我們被擊潰或者在德國奴役下苟延殘喘，美國也將暴露在嚴重的危險之下。當我們處於孤獨的緊急時期，英國所忍受的痛苦使他和他的無數同胞對我國人民充滿著最熱烈的情感。在1940—1941年那個嚴峻的冬季中，希特勒下定決心要用猛烈的空軍閃電戰把我們的城市“夷為平地”，他和他的同胞們正和我們中任何人一樣，感同身受，或許還要更強烈些，因為想象中的痛苦時常要比實際的更為厲害。毫無疑問，英國人，尤其是倫敦人，所忍受的痛苦，在美國人的心中所燃起的怒火，比我們所遭受的大火災更難熄滅。還有，那時，雖然有韋維爾將軍的勝仗（確實是由於我國給他派遣援兵之故），但在美國卻廣泛地存在著一種擔憂，認為德國在1941年春季經過充分準備之後，一定會向我們侵犯。在1月裏，總統派了現已去世的溫德爾·威爾基先生到英國來，他雖然是總統的政敵和反對黨的候選人，但在許多重要問題上跟他有同樣的見解。威爾基先生帶來了羅斯福總統的一封親筆信，信中有朗費羅的幾行著名的詩句：
邦國之舟，揚帆前進吧！
揚帆前進，強大的聯邦！
憂患中的人類，
正全神貫注地將他們的一切未來希望，
寄托在你的命運之上。
“大約就在那個時候，他想出了一種援助的非常措施，叫作《租借法案》。這種辦法是有史以來任何國家中最無私和最慷慨的財政法案。它的效果是大大地增強了英國的戰鬥力，並且為所有的戰爭努力服務，使我們好像變得人數多了，力量大了。那年秋天，我在戰爭期間第一次跟總統會見於紐芬蘭的阿根夏，我們共同起草了後來稱為《大西洋憲章》的宣言。我相信它將長久成為我們兩國人民和世界上其他各地人民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