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酒盛行於唐，始現於漢，跟屈原生活的戰國末期風馬牛不相及，既然關公戰秦瓊都隻能是說戲人嘴裏抖出的包袱，那麼嗜酒的屈原自然也就不可能喝到這種用西域明珠釀造的酒。
葡萄酒第一次出現在中原典籍上是在司馬遷的《史記》中：“大宛以蒲桃（葡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據同一本書記載，公元前139~前115年，張騫、李廣利出使西域，然後把釀造葡萄酒的原料——葡萄經甘肅帶回了內地。當時，跟著張騫、李廣利一起到來的除了葡萄還有另外幾種東西。
“張騫使西域還，乃得胡（核）桃種。”（張華《博物誌》）從此這種有如人腦的東西開始成為中原人們生活的一部分。唐代段成式在《酉陽雜俎》曾這樣描述他所見到的胡（核）桃樹：“樹高丈許，初春生葉，長三寸，兩兩相對。三月開花如栗花，穗蒼黃色，結實如青桃。九月熟時，漚爛皮肉取核內仁為果。”也就是通常我們見到的核桃仁。南北朝時期後趙的石虎就特別愛吃這個“漚爛皮肉”之後取出的核桃仁。每次吃炊餅，他都要“以幹棗、胡桃瓤為心，蒸之使坼裂”方肯食用。
如果說葡萄和胡桃的到來隻是為中原民眾的生活增加幾許亮色，並無多大實用價值的話，那麼胡麻的傳入則絕對可以稱得上是中原與西域物質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中國食用油的曆史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西周時期，當時用的是動物油，凝結的稱脂，融解的稱膏。由於動物油的來源有限且不固定，於是人們開始尋找新的代替資源——植物油，不巧的是地大物博的中華古國偏偏缺乏優良的植物油來源。
早期人們習慣用蓖麻的籽來榨油，但蓖麻不僅產籽少而且籽粒的出油率也不高。這樣，尋找一種優質的植物油來源就成了中原地區人們的當務之急。
成書於秦漢的《爾雅》裏有個“蘇”字，原注是“桂荏”。
“荏”也就是白蘇子，一種油料作物，籽粒可以榨油，而且出油率也不算低，但它卻有個致命的弱點——無法密植。這個時候，胡麻適時地出現了。據《漢書》記載“張騫外國得胡麻”，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也說，“漢使張騫始自大宛得油麻種來，故名胡麻。”“胡”
暗示了它的來源，“麻”說明了它的用途同雌麻一樣是用來榨油的。
由於胡麻單產、出油率高，油的質量也很好，所以一經引入就迅速在中原大地傳播開去。《廣雅·釋草》裏說，“狗虱、鋸勝、藤宏、胡麻也”，翻譯成現代文大約就是狗虱、鋸勝、藤宏都是胡麻。
一個新奇的外來物品，在信息交流極不發達的古代居然能一下子湧現如此多的別名，讓人不得不佩服胡麻的傳播速度。
陳壽《三國誌·滿寵傳》記載：“孫權至合肥新城，寵（滿寵）馳往赴，募壯士數十人，折鬆為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具。”把麻油用到戰場上，就算到了農業高度發達的今天也不現實，更何況在生產力和生產水平都相對落後的三國時期，可見當時的胡麻產量確實很大。
除了用來榨油之外，胡麻還是一種極其優良的調味品，用它為佐料製作的胡餅在曆史的很多時期都深受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喜歡。
根據東漢劉熙在《釋名·釋飲食》裏的解釋，胡餅乃是因其表麵撒了一層胡麻而得名。東漢時，“靈帝好胡餅，京師皆食胡餅”，西晉時才子王長文“於成都市中蹲踞齧胡餅”，東晉時大書法家王羲之更是“坦腹東床齧胡餅”。到了唐朝，著名詩人白居易還曾寫有一詩《寄胡餅與楊萬州》：“胡麻餅樣學京都，麵脆油香新出爐。寄與饑饞楊大使，嚐看得似輔興無。”可見在唐朝胡餅流布之廣，就連京城長安這種胡餅的二手產地都一夜間成了天下胡餅商們心目中的聖地。
到了今天，葡萄、胡桃、胡麻這些天山下的來客更是完全融入了我們的生活，成為了我們生活和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前世今生說大豆
豆製品在今天多得讓人眼花繚亂，但你知道，古人是如何吃豆的嗎？
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大豆早已不再陌生，各種各樣的豆製品更是深入人心，但這都是後來的事。在先秦的時候，大豆遠沒有這麼多的吃法，那時候大豆是作為主食的，煮熟了當飯吃，就像今天的大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