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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21日，根據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巡回法庭的判決，尼科爾斯基被執行死刑。被捕前他已經是蘇聯國家安全機關的一名大尉。1956年11月8日，根據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的決議，他被平反昭雪。
從史料中看出，尼科爾斯基當年來華同時肩負著兩項使命。一是代表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參加中共的成立大會，一是作為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指導中國的工人運動。卡爾圖諾娃博士也說：“從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中央黨務檔案館保存的資料和文件中也已發現委托尼科爾斯基到中國去的任務，他應當同馬林一起幫助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籌備並召開中共‘一大’會議。他還承擔著赤色職工國際主席委托給他的義務，更確切地說，就是承擔著其機關設在赤塔的職工國際理事會委托給他的義務。”因此，中共一大結束後，尼科爾斯基仍繼續留在中國為赤色職工國際做工作，他積極參與組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就是一例。據包惠僧在1958年8月14日回憶說：“約在8月初（1921年8月——作者注）組織工作方麵召集我們開會，張國燾傳達馬林和李克諾斯基的意見：要設立一個領導工人運動的專管機構，定名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並擬定了一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綱要……”
接著，尼科爾斯基還參與了派遣一批代表出席1922年1月召開的“遠東勞苦人民大會”的工作。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一書中提到當年陳獨秀讓他“去見尼科羅夫斯基，以便解決旅行上的技術問題”，“尼科羅夫斯基引我到他的工作室坐下，開始用他那生硬的英語和我交談。他將中俄邊境滿洲裏一帶的情形摘要相告，並問我是否已準備了禦寒的衣服。我答稱一切均已準備齊全，可以即日啟程。他便從自己的寫字台的抽屜裏取出一張某個商行的公文表格，表麵看，這張紙很平常。讓我看過後，他說：‘這張表就是您的身份證，上麵被大頭針壓有印痕，這是暗號。’他向我詳細地講述了如何秘密地把這張卡片交給所規定好的滿洲裏的一個理發館的老板，這個人把我送過邊境。”由於有了尼科爾斯基給的這個證件，張國燾才順利抵達伊爾庫茨克，然後到莫斯科出席會議。張國燾回憶說：尼科爾斯基是一位“言簡意賅，相貌一般的人……我應該說，他是一位有才能，辦事認真，有豐富經驗的工作人員。”何立波：《鮮為人知的中共一大參加者：俄國人尼科爾斯基》，2007年10月29日，中國新聞網。
在1921年的初夏，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幾乎同時到達上海，他們共同工作到這一年的12月。這期間，他們兩人幾乎天天都在一起。據中共一大參與者的回憶，都認為尼科爾斯基是馬林的助手，因為參加中共一大時，尼科爾斯基才23歲，馬林已經38歲了，年齡較尼科爾斯基大得多。而且，馬林精通英語，在中共一大代表中，李達和李漢俊都操一口流利的英語，與馬林可以自由交流；相反，尼科爾斯基隻會俄語，僅懂一點英語，與中國代表交流困難。由於語言障礙，他在會上很少發言。但事實情況卻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馬林才是尼科爾斯基的助手。在荷蘭發現的“斯內夫利特檔案”中記載：“……和尼科爾斯基同在上海期間，我隻局限於幫助他執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交給他的任務，我從來不獨立工作，以避免發生組織上的混亂。”馬林頗受列寧器重，是列寧親自推薦來華的，身份是共產國際執委，但為什麼卻成為隻有23歲的尼科爾斯基的助手？尼科爾斯基在當時當地有何來頭?其中原因至今不得而知。作為中共一大這樣重大曆史事件的參與者，中國學者始終對尼科爾斯基懷著強烈的好奇。因此，為了認識尼科爾斯基的“廬山真麵目”，史學家們一定會有進一步的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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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