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出現這麼多特區的時候，特區就開始不“特”了。
這是必然，這也是當然。
（二）新特區的以“新”為“特”
特區不特了，但特區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又增加了不少。而且我們這裏所講的“特區”並不是指那些開放城市與地區（因為它們雖有特區之實但畢竟沒有特區之名，正如那位老人所言“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而是真正的特區。
中國社會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尤其是新世紀最近幾年以來，先後批複了一係列有名有實的“特區”。從上海浦東新區到天津濱海新區，再到重慶成都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武漢長株潭城市群兩型社會試驗區，沈陽國家新型工業化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等等，而且據說待增加的名單還有一長串。
但很有意味的是，無論是國家層麵的批準者、各個特區入圍者還是社會的評論者、研究者，都不約而同地在“特區”前加了一個字，一個“新”字。但是這個“新”卻不是指時間意義上的新，而是具有更為豐富的內涵與意味。
因為雖然都叫特區，但是“新特區”與過去的“特區”已經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首先，新老特區的行為方式截然不同。
當年老特區建立時不僅要達到什麼目的是明確的，就連如何去實現這一目的的方法也是心中有數的。隻是要幹的事在當年尚缺少意識形態的支持，尚未形成共識，所以要隻幹不說。或者換句話說，當年特區的最大含金量在於決策層允許你去幹當時社會製度和中央文件還不允許幹的事情。
而新特區，要解決的問題固然是清楚的，目的也是明確的，可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如何實現這些目的的方法卻沒有現成的。既不可能照抄照搬，也不可能因循守舊，必須靠自己去創新，去探索，去真正走出一條新路。
比如，成渝特區要解決城鄉協調發展的問題，再不能走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的二元發展老路了，可是如何實現城鄉統籌，如何實現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不是隻靠文件中表表態就行，決心再大，態度再堅決，總得要有真辦法。但辦法是什麼，到目前來說，中國社會不知道，國際社會好像也不見得明白。
又比如，武漢長株潭特區要解決和諧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再不能走高消耗高汙染的老路子，可是如何既能發展又節約資源、既能發展又不破壞環境，做到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同樣不是說說那麼簡單，同樣要靠創新去趟出一條新路子。
再比如，沈陽工業化實驗區則必須對老工業基地如何實現新型工業化破題。既要更加工業化、深度工業化，又要避免國際社會所出現過的老工業區的發展怪圈，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次，新特區沒有了意識形態的羈絆，卻不得不與利益發生正麵衝突。
當年特區麵臨的是意識形態之爭，不涉及具體的利益糾葛，雖然有理論上的政治風險，卻沒有現實中的直接對手。而新特區固然沒有了政治的風險，卻不得不麵對更為複雜、更為現實、更為剛性的利益衝突。
抽象的政治隻會把你打翻在地，現實的利益卻會與你玩命。說深圳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不會也不可能親自來找深圳麻煩。不同政治主張派別之間的鬥爭都會拿深圳來說事，卻不需要深圳自己赤膊上陣。所以，深圳隻需要埋頭一直往前走就可以了。
而新特區，我們以成渝特區為例。真正去協調城鄉肯定意味著要把原本給城市的錢轉送到農村，把已經裝進城市群體腰包的錢掏出來給農民，城市能同意嗎？城市中的群體能同意嗎？我們一定要認識到，做蛋糕皆大歡喜，無論做的蛋糕多麼小；切蛋糕左右不是，無論切的蛋糕多麼大，甚至有些時候蛋糕越是大切起來矛盾越大。
我們再以兩型社會特區為例。過去以環境為代價的發展可以把環境成本從發展收益賬本上抹掉，所有參與者皆大歡喜。現在環境也要花錢了，如果扣除掉環境成本就沒有了利潤，這種賠本買賣還怎麼做？這表麵上看隻是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深藏在背後的事實是打破了依靠既有發展模式的一些群體本來賺大錢的飯碗，他們怎麼能不跟你急。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新特區必須把握好製度創新中的變與不變。
正如我們前文所講，老特區肩負有打破對社會主義僵化認識束縛和計劃經濟運行體製的使命，所以它的一些做法、一些製度設計與安排可以完全不考慮與當時既有製度體製的相容性，甚至越是對立越顯示出它的意義與價值。這樣的製度變革起步雖然困難但持續運行容易，我行我素就是它的成功秘訣。經過三十多年的變革，打破舊體製的使命已經被老特區很好地完成，計劃經濟體製已經成為了明日黃花，姓社姓資的爭論已經列入不了權威政治話語。今日的中國已經進入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