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則是使人民群眾得到的社會福利要隨著經濟的發展不斷有所增加。我們承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群體之間、社會成員之間在財富的分配和占有方麵不可能是無差別的，要保護在改革發展中創造和積累起來的財富及其財富的擁有者，要繼續支持並保護靠勞動和創造先富起來的群體，絕對不能搞平均主義，不能沒有條件地進行“劫富濟貧”；但另一方麵，也是更為重要、當前更需要重點關注的是，一定要讓人民群眾共享社會發展的成果。我們不能讓社會上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收益差距太大，讓一些利益群體超常規地獲得利益，而另一些群眾生活的改善卻趕不上相應的社會發展進步水平。
建立在這樣價值理念上的社會政策就會把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綜合運用多種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係，妥善協調社會各方麵的利益關係，使得各個社會階層與群體都能享有自己可得到的和應該得到的權益與利益，都能在和諧社會的社會結構中找到自己的應有位置和恰當位置，進而實現社會的有序穩定。
（三）量力與盡力：社會政策的實踐要求
出於對社會大趨勢的認知，我們一些決策的同誌在理論上也承認社會政策的重要性，但在實踐中往往“顧左右而其他”舍不得投入。確實，在進行具體的社會政策安排過程中，是要堅持量力而行與盡力而為有機統一，隻是在理性考量現實社會財富能力可能性的前提下，要更加突出盡力的責任感與自覺性。
雖然，今日中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建立在其上的社會主義製度發展水平決定了我們仍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大的發展階段，我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仍然在艱難跋涉中，我們所說的總體小康仍然是低水平的、不全麵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這一階段的社會政策安排不能把群眾胃口吊得太高，吊得太高不僅不利於社會持續發展，也解決不了社會民眾的現實問題。對於西方一些發達國家的高福利社會政策我們還不能操之過急。
但是，畢竟30多年來中國社會財富的積累是巨大的，經濟總量超過了30萬億，在世界排名中位列第二，人均GDP也已經接近4000美元。我們一些社會群體的生活奢華程度、我們一些地區的現代化程度已經讓發達國家瞠目結舌，再老說家底薄，恐怕就不是“不能”的問題了，而是“不為”的問題了。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社會政策含金量的高與低背後更多反映的是決策者對中國社會民眾感情的深厚與否以及對其所宣稱執政信仰堅守的真誠與否。
目前中國社會GDP增長的高速與人民群眾滿足感幸福感的低位徘徊，政府搞建設的“大手筆”與群眾消費“斤斤計較”的巨大反差，充分說明中國社會在社會建設方麵是有曆史欠賬的。而現在到還賬的時候了。我們不主動還，客觀社會發展現實也會逼迫我們去還，與其被動應付不如主動作為。中國在社會建設上要舍得投入甚至傾斜投入，在社會政策的安排上要各個部門全係統參與，不能僅僅停留於民政一個部門。
中國共產黨十六大以來的實踐表明，通過政策導向和製度安排，消除過大的貧富差距，使相對低收入以及一般收入社會群體的生活水準同社會發展的總體水準保持著一種大體同步的關係，從而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這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弱改革和發展過程中的社會阻力，保持社會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