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麵對英國輸華鴉片第一階段的反應是，信任林則徐，諭旨：“既有此番舉動，若在示弱，則大不可。朕不慮卿等孟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後德，控製之良策也。”道光對英國毫無示弱，態度是強硬的。他還發出調兵上諭：“著裕泰等於湖南省派兵一千名，寶興於四川省派兵兩千名，桂良等於貴州省派兵一千名，務令詳加挑選，預備調遣。一俟接到琦善谘調，立即前往，合力堵剿，務稍遲誤。”麵對英國強索香港的要求，道光帝連發七道上諭，包括令琦善發兵撻伐、令伊裏布探查夷船，倘若駛進口岸，就痛加剿洗、嚴防夷逆北犯等。在這一階段，道光對戰勝英國蠻夷充滿信心，後人則說他“貪功開釁”，很有兩眼一抹黑不知天高地厚的意思。
皇帝鬥誌高昂，官兵卻早已不是100多年前的滿洲鐵騎了。旗人整天提著鳥籠喝茶聽戲，戰鬥力今非昔比，勇猛的凶性經過幾代消磨，也逐漸退化了。這就應驗了“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老話。箭不磨都生鏽了，人失去了挑戰也就喪失了勇氣。而英國人不遠千裏而來，可是衝著利益來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急需要市場和原料來“錢生錢”，這就像是貓見了腥，哪有後退的道理。敵人的意誌異常堅決，全副近代裝備，而清軍腆著大肚子，提著100多年前的長矛大刀，哪有不敗的道理！爾後英軍逼近京畿，朝廷上下驚慌失措。道光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撤了林則徐，向英軍示好。
但是投降絕非道光的本意。他知道被史書記上一筆“割地求和”會對自己產生多麼不良的影響。在英軍強占香港後的近一個月時間內，道光帝禦令前線將領務必“進剿”，不使英軍染指香港。“逆夷在粵猖獗，必得聲討致罪，聚而殲旃，方足以申國法。……唯當一意進剿……斷不可為其所惑，致誤機宜。”接任的琦善了解實情，委婉地將困難寫成奏折並附上義律的照會一並“冒呈禦覽”。道光見到奏折及琦善代陳的“照會”，即朱批道：“朕斷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戲弄，迷而不返，膽敢背朕諭旨，仍然接遞逆書，代逆懇求，實在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汝被人恐嚇，幹為此遺臭萬年之舉，今又摘舉數端，恐嚇於朕，朕不懼焉。”與領導意誌不一的琦善被革去大學士，拔去花翎，交部嚴加議處了。
英軍強占香港後，道光在一天之內連發四道上諭：嚴懲琦善；派新欽差奕山赴粵“一意進剿”；嚴令前線將領極力攻剿，“毋使稍留餘孽，致滋後患”；令兩江總督裕謙進剿北上到達浙江的英軍，“殲此醜類”。自此到1842年5月下旬，道光一再發出各種“痛殲蠻夷”的上諭，無奈奕山等人收複香港的軍事行動毫無進展，江浙前線節節敗退，將帥逃命，潰不成軍。戰場上的失利，使意誌脆弱的道光帝再次被投降妥協思想困擾，改變了態度。而英國撤換溫和的義律後，蓄意擴大戰爭，進攻廈門，攻陷鎮海，進入長江口，布陣於南京江麵。麵對戰場的失利，道光翻遍前賢著作不得其法，最後同意了大臣穆彰阿的看法：“兵興三載，糜餉勞師，曾無尺寸之效，剿之於撫，功費正等，而勞逸已殊。”他同意簽訂了合約。
應該注意到，道光帝之所以簽訂合約是看重了“功費正等”四個字。道光是個節儉到吝嗇的皇帝，內務府給他做件新龍袍都需要請示彙報開支。祖訓讓他守住家業，他就以祖宗家業不流失為標準，旨在做到使祖宗財富不外流。道光帝雖然在最後接受條約時，心情痛苦萬分。據記載：“傳聞和局既定……一日夜未嚐暫息。使者但聞太息聲，漏下五鼓，上忽頓足長歎。”（《軟塵私議》，《鴉片戰爭》叢刊，第5冊，第529頁。）道光歎息自己竟然要和蠻夷議和，竟然要割讓一個叫做香港的島嶼，羞愧萬分，但一想到繼續戰爭就要花更多的錢，繼續看著國庫的銀子見少，他又決心長痛不如短痛，不如花點兒錢使戰事趕快平息。算計小錢吃大虧。道光帝並沒有意識到暫時的妥協是要以強國為後盾的，國不強，妥協隻是助長了以後進一步的妥協。
道光皇帝先是貪功開釁，中間戰和不定，最後惜財求和，清朝焉有不敗之理。
好皇帝道光晚年很有自知之明，在遺囑中說：“在我列宗列祖之功德，自應若是尊崇，昭滋來許，在朕則曷敢上擬鴻規，妄稱顯號，而亦實無稱述之處，徒增後人譏評，朕不取也。……（墓碑）斷不可於五孔橋南別行建造，石柱四根，亦不準豎立，碑文亦不可以‘聖神功德’字樣率行加稱。”道光還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給祖先抹了黑，要求後輩不得按往例立聖德神功碑。他的這種自我懲罰依然是傳統的、舊式的，至死都不知道作為身處變革時期的國家領袖，應該如何應對失敗與屈辱，更不用談奮發圖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