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選題緣由
在漢語史研究中，語言學界基本上把漢語分成先秦兩漢漢語、中古漢語和近代漢語三個階段。而對處於先秦兩漢漢語階段末期的東漢，在時代的歸屬上還有爭議：有的把它定為上古期，如王力先生，他把公元三世紀以前作為上古期（見王力《漢語史稿》第980頁，中華書局1980年。其具體分期為：
（一）公元三世紀以前（五胡亂華以前）為上古期。（三、四世紀為過渡階段）
（二）公元四世紀到十二世紀（南宋前半）為中古期。（十二、十三世紀為過渡階段）
（三）公元十三世紀到十九世紀（鴉片戰爭）為近代。（自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為過渡階段）
（四）二十世紀（五四運動以後）為現代。）；
有的把東漢劃歸過渡時期，如潘允中先生，他把東漢看成是中上古期間的過渡時期（見《漢語語法史概要》第10頁，中州書畫社1982年。其具體分期為：上古——從殷商至西漢是上古前期，從春秋戰國至秦是中期，西漢是上古後期。東漢是上中古期間的過渡時期。中古時代——自兩晉經過十六國時期至隋唐五代，是封建社會達到相當發展、文學語言日益豐富的時代。自宋元明清至鴉片戰爭以前，是漢語史的近代時期。五四運動以後為現代。）。雖未達成共識，但這正說明了東漢確實處於漢語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本文取東漢為過渡時期說。）。
正因如此，東漢詞彙研究的價值也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方一新先生就曾撰寫《東漢語料與詞彙史研究芻議》一文，強調東漢語料在中古漢語和近代漢語詞彙溯源研究中所處的重要地位，“近年來，學者們在致力於六朝以後口語詞彙研究的同時，已經注意到它們與漢代詞彙特別是東漢詞彙之間的密切關係。研究表明，許多六朝乃至唐宋流行的詞語，其源頭可以上溯到兩漢。儘管西漢不少作品的語彙就已呈現出與先秦作品的較大差異，並且出現了像王褒《僮約》一類的口語化文獻，但是比較集中地反映當時口語麵貌且具有詞彙史研究價值的語料，如翻譯佛經、樂府詩歌、神怪小說等，則大多始於東漢。因此，加強對漢代尤其是東漢語言材料的發掘和研究，已經成為詞彙史研究的新課題。”（見方一新《東漢語料與詞彙史研究芻議》，《中國語文》1996年第2期。本選題也可說是這一主張的嘗試。
方先生文章中涉及的東漢語料達二十多種，其中佛經和東土文獻各居二分之一。需要指出的是，有一種比較重要的東漢語料沒有被方先生提及，那就是東漢碑刻語料。時隔不久，張能甫先生在《東漢語料及同素異序的時代問題——對〈東漢語料與詞彙史研究芻議〉的補說》一文中再一次地談到了東漢語料問題，他說：“整個東漢時代的語料，據我們的初步估計，約有三百萬字之多。數量上比較大的有：佛典語料、注釋語料、史書、子書等。東漢所譯的佛經的具體數量，迄今尚無定論。不同的學者，統計的結果不同。據朱慶之先生的統計，約為84—89萬字；如果據許理和先生的統計，那就少得多了，約略為38—40萬字。東漢注釋語料，以鄭玄的為最多，約有30—40萬字，加上王逸、高誘、何休等人的，總計有50萬字左右。東漢史書，以《漢書》為代表，約有50萬字；東漢子書，《論衡》可以作為代表，約有20餘萬字。這幾種加起來，就超過了兩百萬。其他還有一些零散的，加在一起，估計也有百餘萬字。”（見《古漢語研究》，2000年第3期。）遺憾的是，張文在方文的基礎上補充進了注釋語料，卻依然沒有提及東漢碑刻語料。其實，據我們統計，東漢碑刻語料有近10萬字，可以作為出土文獻的代表。要係統地對處於漢語詞彙史的重要階段的東漢段的詞彙進行斷代研究，撇開了這個重要的碑刻語料，那麽，得出的結論無疑是不全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