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強是英語專家，才情出眾；提到所謂“追求”，大家一看，所指為何，心知肚明。不過由我這衰老不堪的老頭說出來，卻還應另有別解。對我來說，算是早已通了上海洋涇浜英語，“生發油買來買去”六十多年前已說得滾瓜爛熟。今天雖然洋涇浜英語已經沒用，但年齡既老，也不用再去投師學藝，耗費精神來記生詞、熟語，去學會什麼牛津英語。“才情出眾”對老漢來說，隻是覺得孺子可教而已，難道還要去追求？
但是我確實追求過他，朝思暮想，窮追不舍。那隻是因為他讀書多、見識廣的緣故。
大約十幾年前，我已退休林下，但賊心不死，整天盯住國內外書市，看看有什麼可注意的書。這時看到署名王強的書評文字，講到一些海外奇書，為我見所未見，不禁大喜。大家知道，鄙人承乏改革開放後的北京三聯書店的“第一把手”，沒有什麼招數，但又不甘心蕭規曹隨。事實上，蕭規曹隨也做不到。三聯書店的精神領袖是鄒韜奮先生，他的出版理念是反抗社會上的種種不平。這我如何能做到？無奈之下，想到翻譯出版外國舊書。為什麼不出新書？這中間有技術問題，也有國情問題。技術問題，指的是新書要買版權，我的“生發油買來買去”式的外語怎麼能辦得到？國情問題，是指外國當代的理論太先進，未必適合中國國情。我看過一些“郵政局派”的著作，暈頭轉向，不知所雲（“郵政局派”是指post-，以我的英語，當年隻知其為郵局，而不明另有所指）。於是，一頭紮進房龍（Hendrik van Loon）那裏，把他的書一本本找來，找人翻譯出版，居然部部能銷。特別是《寬容》，初印就是15萬冊。那時“文革”剛結束，大家向往寬容。胡適先生的容忍論當年還不許說，隻能讓房龍稱霸了（這書近年來大陸至少又出了十來個譯本，奧妙在何，我就說不清了）。
外國老書，除了房龍，還有美國人富蘭克林、德國人洛克爾、奧地利人茨威格、法國人莫洛亞、英國人吉朋和靄理士等等。找來找去，直到看到王強著文介紹一本洋書叫《書之愛》，我更加恍然大悟：世界真有高人，連這樣的書也能發掘出來！過後未久，又見此公介紹所謂“負麵烏托邦”三部名著。這時我對王強實在是愛之已極，千方百計打聽此公現在何方。據說他是北大出身的，這就不難，因為北大西語係熟人太多。三找兩找，這位先生終於為我追求到手，有了見麵和通信的可能。
這以後，我表麵上是王強的“長者”，實際上隻是他的“粉絲”。他談論書的文字，我篇篇精研。退休以後，常去國外探親，更有機會實踐他的主張——親自去舊書店踏勘。當然我的“生發油買來買去”式英語，沒法學王強老師的樣在歐美自由旅行，閑逛書店。但紐約的書店，特別是圖書館，終於成了我的常去之地。由於身上美金不足，圖書館更成了我的“新歡”。紐約公共圖書館號稱要把自己辦成“知識大學”和“人民大學”。我一直以為這兩個詞隻有在我們這裏才當得起，現在發現居然“蠻夷之邦”做得比我們還好。我這外國人，一次就能借十五本書。除了英文舊書外，我特別中意的是在那裏見到許多俄文舊書，在十月革命前出的和20世紀90年代以後的。後來國內印出來的《歐洲風化史》三卷，以及別的收在“新世紀萬有文庫”中的書，都是那時的收獲。在美國找俄文舊書，算是我在王強的觀念引領之下自己的一個小小發明吧。至於《書之愛》，找來找去沒找到，想鬥膽向王強去借，不料某天在哥大圖書館發現有這本書。我希望得到一個複印件，人家居然沒問我要單位介紹信，就給我了。以後請蕭瑗女士幫忙，我們才見到了中譯本。
在知道王強之前，我找外文舊書得施鹹榮兄幫助甚多。他去美國，每次都要設法帶許多舊書回來送我（現在那些書都在，想捐給我所在單位的資料庫，居然無人領情收下）。讀了王文，我知道了自己在國外找書的門徑，就更加自由了。
我現在是老得連去美國旅行的“時差”都視為畏途了，許多年沒去那裏。要學到王強的全部本領，這輩子已無可能。所以，隻是希望王強多寫一些，讓我這個老“粉絲”還能紙上談兵，不至於僅僅徒呼負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