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的追溯顯然不是問題的終結。相反，它是問題的開端。語言製度的表象下潛隱著更為廣闊的宗教、倫理、社會及曆史的動因。
上帝是右手使用者嗎？亞當呢？夏娃呢？那一改變人類命運的禁果，夏娃究竟是以哪一隻手去承接的呢？芬徹告訴我們，《創世紀》對這一問題是緘默的；曆史上有關這一主題的宗教繪畫的對比研究，亦不能給出一個一致的回答。不過，《聖經》中卻不乏鮮明的抑左揚右的訓誨，如：“你施舍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馬太福音》6∶3）上帝告誡約拿說：“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與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這是否意指著不辨善與惡？
當基督說到審判的日子的時候，更為有力地點出了他心中的左右之別：“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麵前。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一般。把綿羊安置在右邊，山羊在左邊。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馬太福音》25∶31）這裏的“右”完全等同於“榮耀之位”。又如《傳道書》論智愚說：“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傳道書》10∶2）右與左劃分著智與愚。
基督教文化中現今依然流行的一種習俗是：一個人不慎將鹽灑翻，他會把它們撿進右手然後從左肩之上扔出去。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最後的晚餐》畫出猶大將鹽灑翻。而據說，魔鬼是從人的左肩之後施法誘惑的。這與新婚之時婚戒佩戴於左手中指——“符咒之指”（charm finger）以避邪惡之迷信相仿佛。以左手宣誓是無法被信任的，正如“左撇子的恭維”（a left-handed compliment）不足取一樣。“左”與“邪惡”、“欺詐”成了同義語。
宗教繪畫就這一主題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挑戰。眾多的畫幅為什麼竟背聖道而馳，讓幼小的基督被懷抱在聖母的左側？芬徹的回答是：“把幼小的基督抱在左側，恰恰是將他安置在觀賞者和藝術作品的右側這一神聖榮耀的地位。”我記起曾經見到一幅羅馬中古時期的繪畫，畫麵正中是那著名的蛇與樹，左側是夏娃用左手從蛇的口中接受智慧之果，亞當則站立在右側。從觀賞者的角度看，芬徹的結論是有說服力的。
人類學視角
芬徹多處引述了法國社會學家羅伯特?赫茲（Robert Hertz）的名著《死亡與右手》（Death and the Right Hand）。盡管芬徹並不滿意赫茲過於思辨性的概括論述，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這些引述中領略一下赫茲典型法國人類學派的風格力量——把所追詰的問題的根源放置在人類的思維架構之中。眾所周知，二元論是西方宗教思維的特質，在這樣一種思維架構中，作為微觀宇宙的人體何以逃脫無所不在的兩極之律（the law of polarity）？赫茲的人類學視角把宗教觀念的出現同人類的這一思維總體緊密聯係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