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所謂“漢學家”或“東方學家”中，對英語文學影響最大的莫過韋利(Arthur Waley)。一代宗師龐德(Ezra Pound)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當然不是韋利所能比肩，但是龐德對中國文學的“翻譯介紹”，是藝術家的天馬行空，不能當作學問來評價。而韋利除了大量翻譯外，他的《“九歌”與中國古代薩滿教》（1955），《袁枚傳》（1956），《“遊仙窟”中的唐代口語》（1966），都是經得起中國學者挑剔的漢學著作。
不過，韋利對英美文學界的影響，來自他流暢而勁斂的中日文學翻譯。龐德的譯詩，氣魄大，卻隻能當創作來讀；韋利的譯文，既是現代式的自由詩，卻又是能成為譯詩標尺的名作。不少英美詩人對我說過，他們對中國詩的理解，來自從小讀韋利的翻譯。例如美國當代女詩人，普利策獎得主凱瑟（Carolyn Kizer)，韋利詩的印象如此之深，她成名的詩組，副標題常是“應和韋利”。韋利下了功夫介紹白居易（《白居易生平與時代》1949），使得白居易在現代英語詩歌讀者中，崇拜者超過李白、杜甫。由於讀韋利的白居易傳記，美國當代詩人如王紅公（Kenneth Rexroth)等，轉而追慕元白詩境界。
韋利之前，英美譯者的翻譯均用西方格律詩。韋利應和龐德，開始用自由詩譯中國詩，使得許多不懂中文的讀者，驚歎中國古典詩歌的“現代性”。的確，隻有自由詩得中國詩原文神韻。誠然，英語詩在曆史上受過意大利詩歌、法國詩歌影響，而其影響既在內容上，也在形式上：譯文仿照原文的格律，輸入新的形式。但是，從龐德和韋利開始，英語翻譯中國古典詩歌，采用自由詩。
其中原因其實容易弄明白：首先，中國詩的格律，與西方詩相去太遠，怎麼花力氣，也無法“仿照”。第二，中國詩從唐代起，就隻用100多個韻部（即在宋金後稱為“平水韻”的分韻法），而英語有1500多韻部。中文押韻比英文容易得多。選用韻詞實在不難，因此流暢自然。一旦譯成英語格律詩，全成了“險韻”，譯文難逃精雕細琢，華麗而做作，與大部分中國詩的意境正相反。
是否韋利的自由詩譯文，把“現代性”強加給中國古典詩？並非如此。中國詩學，的確具有西方現代詩才能取得的品質。這個問題，無法在此短文中詳說。有興趣的朋友不妨一讀拙作《詩神遠遊》。
抓住了中國詩的“現代性”，使韋利和龐德的翻譯，不是“定譯”，也是後人仰視的名譯。然而韋利與龐德完全不同。龐德是詩人而兼翻譯，譯文大氣磅礴，不拘泥細節；韋利是在秀逸的譯文中，內斂詩人氣質。龐德驕傲，唯我獨尊；韋利卻是個書呆子，文靜而專心。
韋利1913年從劍橋畢業，正值大英博物館需要招一個助手，整理中日繪畫。韋利得到這份工作，卻不懂任何東方語言，不得不自學中文日文。應當是中國畫與其題詩，使他明白了中國詩衝淡悠遠的神韻。三年後，1916年，他完成第一本譯詩《中國詩一百首》，沒有出版商肯接受。韋利的同窗好友，著名美學家弗賴（Roger Fry)願意資助。自費印了100本，韋利寄給當時文學界權威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y)，受到斯特拉奇一頓嘲笑；韋利寄給龐德一本，結果龐德與這位無名小職員成為好友，還拉上另一位無名小詩人艾略特，三人每星期在倫敦索和區喝一次咖啡。
1918年，韋利的《中國詩170首》出版，使他首度成名。這部譯詩集，與龐德的《神州集》(Cathay)一樣，已經成為20世紀英國詩歌史的一部分。
此時成為英國知識界領袖的“布魯姆斯伯裏”集團，其核心人物範奈莎與弗吉尼亞姐妹，住在戈登廣場，是韋利的鄰居。因為離大英博物館不遠，韋利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因此看到這個沙龍的人物，熙熙攘攘進出。其中好幾個核心人物，是他在劍橋國王學院的先後同學。他被邀請參加布魯姆斯伯裏的聚會，大半原因也是當時中國詩是個時髦題目。但是韋利卻是一個拘謹的人，與布魯姆斯伯裏那些意氣飛揚的才子才女談不到一起。那對姐妹花很快就不再邀請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