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應該是孩子最好的傾聽者，但是我們這一代人，基本上都很少跟父母講自己的困惑。『言*情*首*發www.Klxsw.com比如父親，我有的時候壓製著自己的叛逆，不願意對他說一些不尊重的話。
結婚後說得就更少了，一旦沒忍住，媳婦兒回來就會跟我說：“你幹什麼呀？老人都已經這麼大歲數了，你順著他點兒不就完了。”我心裏也想：“是啊，跟爸較什麼勁啊！那麼大歲數，需要孩子們照顧、體諒。”現在我和爸爸可以溝通，但絕對不在一個很深的層麵上進行全方位的溝通。他現在老了，像老小孩一樣，我大部分時間是逗他開心，永遠在應付他。我一直在思考，所謂真正的“父親的力量”在哪裏。對孩子來說，跟父母之間能夠達到心靈的溝通，也就是有什麼事情都能說，真的很難。跟母親是什麼情況呢？母親的情感比較柔軟，會給我一個小小的溫床，讓我小憩一下。可是睡了一小覺，醒來後我發現這遠遠不夠，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所以我有時候敷衍媽媽，說：“媽，沒事兒，你放心吧。”可能在心靈思想最深處，我們不能達到互相的理解，她也不能給予我很多啟發——而我特別渴望有這樣的人出現。將來我一定給石頭這方麵真正的支持，給他心理的幫助，那種幫助是我們倆牢不可破的情感紐帶，這點很重要。
可能有人會說我對李燃的選擇，理性因素太多。其實，這些還是和我的原生家庭體驗有關。父母的吵架，乃至最後的離異，對我來說，除了在記憶中留下大段的空白外，僅剩的一部分也不太正常。還曾記得，離婚這個決定是我媽先提出的，她說：“反正兒子已經上了大學，離開家了，女兒也漸漸長大，跟他們說一些事情，他們也能理解我。”於是我媽堅持要離。我父親並不這樣想，但他們除了吵架打鬧外，也沒有其他溝通方式，兩人越來越疲憊。這時候發生了一件促成他們離婚的事。當時我媽媽還在西安市話劇院工作，我爸爸雖然已經從西安市話劇院轉到了西安市藝術學校當老師，但是工作關係還在西安市話劇院。那時人們還靠單位分房，我家原本有一所小房子，後來國家提高福利，蓋了一棟新樓，又給我家分了一套新的。新房子裝修好了，搬新家的時候我媽提出了分居，也就是變相離婚。那時我剛離開家，讀大一，他們發電報通知了我這件事——我大學期間一共接到過兩次電報，第一次是他們通知我要離婚，讓我回家；第二次是爸爸告訴我他的腿骨折了。我接到電報後，回家待了三天，三天都沒合眼，一直與他們交談。在舊房子裏我跟爸爸談了一天一夜，現在已經回憶不起談話內容了。我隻記得聽他不停說，一包一包地抽煙，說那些陳芝麻爛穀子的事兒及過去一直以來的積怨，滿心苦悶一堆一堆倒出來。我覺得他們當時已經無力麵對現實了，婚肯定是離定了，因為兩人之間已經魚死網破。他們讓我回去無非是需要宣泄，需要安慰，需要幫助，想對我傾訴。他們各自聊起過去的事兒，無非就是各自的不容易。我媽媽那時候基本上就跟祥林嫂一樣，隻要我一提“不要離婚”這句話，她就激動地不停說。有一次我太壓抑了，聽得心裏十分難受，甚至跑到廁所就吐了。我是他們的情感垃圾桶，他們可以全部向我宣泄，可是我裝滿了，向誰去傾訴呢？沒有人。所以我不停地嘔吐，直到再也吐不出什麼。這件事導致我很長一段時間心裏像擰毛巾一樣擰巴著，一直生活在陰影中。還好我在外地上學，不必每天跟他們在一起。距離遠了，我還好一點。隻要一看見他們，我心裏就特別難受。後來，我對感情的認識就有點不正常了，導致自己時常傷痕累累。第二次接到家裏的電報，是爸爸告訴我，他下雪騎自行車把腿摔折了，那時候他們剛離婚不久，我上大二。我趕回家一了解，原來是一個下雪天，我爸要去醫院給我在北京的親戚拿藥，他執意非要騎自行車去。那天雪下得特別大，地上很滑，他剛騎上去就摔了一跤，正好碰見單位同事路過。同事勸他：“郭老師，下這麼大雪，您還騎自行車啊？多不安全，坐公交車吧！”我爸應和道：“沒事兒沒事兒。”他拍了拍雪，又繼續往前走，騎著騎著，“啪嘰”又摔了一跤。路過的行人又勸他說：“老師傅，這麼大雪別騎了，路多滑呀。”他爬起來還是說：“沒事兒，沒事兒。”拍拍雪又往前騎，第三次摔倒，腿就直接骨折了。他斷的部位很奇怪，居然是在大腿骨頭最硬的地方，醫生說這塊骨頭一般都是不會壞的，可見摔得有多重。我爸打電報讓我回來，但學校隻允許請一個禮拜的假。我回去在病床前整整伺候了一個星期，後來我妹妹也偶爾過來幫幫忙，雖然她已經懂事，但畢竟還是太小了。那時我覺得父親很可憐，在西安沒有親戚，離婚後媽媽也沒去看過他，同時心裏還有一股怨氣——因為離婚帶來的不愉快。那幾天，我在病床前伺候他，搬了兩個小凳子躺在上麵。晚上沒事，我躺著聽歌，看爸爸在一旁痛苦，疼、難受、不舒服，正好我聽到一首譚詠麟的經典歌曲《愛在深秋》，於是拿給爸爸聽，歌詞大意是讓人對回憶要放下。我先和他聊了幾句。我說：“爸，其實沒什麼，離就離了，你不是要跟我去北京嗎？事兒過去了，該放下就放下吧！來，聽首歌。”我記得老爺子聽完老淚縱橫！看著他哭，我傻傻待在那，也沒勸他別哭了。在當下，我真真切切地感覺到老爺子可憐。那是唯一一次父親在我麵前表現出來他脆弱的一麵。大學四年，兩封電報，重新定義了我對父母親關係的認識，也在一定程度上給我帶來了一種持續性的思考：怎樣處理夫妻關係，如何做合格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