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需要新啟蒙
決定社會變革的主要是兩個因素：一個是理念，一個是領導力。理念可以正確也可以錯誤，領導力可以弱也可以強。最好的組合是正確的理念、強的領導力，最差的組合是錯誤的理念、強的領導力。當然還有次好的或次壞的組合。強的領導力兩個極端都有可能，但變革期間沒有強的領導力真是不成。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對中國過去60多年的曆史給出一個解釋，前30年領導力強但理念錯了，所以出現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災難。改革前25年有好的理念和比較強的領導力，所以我們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後來的10年，改革進程之所以出現停滯甚至倒退，是因為我們的理念倒退了。
現在人們老講改革阻力，現在改革阻力確實很大，但我們不要以為20世紀80年代、90年代沒有阻力，沒有既得利益集團。任何體製下都有既得利益集團，如果沒有既得利益集團，計劃經濟不可能維持那麼久。改革前25年和我們現在最大的區別不是那時沒有改革的阻力，也未必是現在的阻力比那時強大得多，而是那時改革動力比現在強得多，那時候從上到下有一批人以改革本身作為使命，他們沒有那麼多計算，現在不是這樣了，大家都在等著別人改。
中國未來的改革，特別是政治體製改革是否能成功，很大程度上仍然取決於我們有什麼樣的理念和領導力。正確的理念來自思想市場的競爭，隻有思想市場的自由競爭，才能使我們走出錯誤理念的陷阱，為我們的改革創造新的思想和觀念。
人類曆史上，我覺得有兩個500年是創造思想、創造觀念最重要的時期。這兩個500年所創造的思想，就決定了我們今天的生活，決定了我們今天的思維方式，決定了我們今天的遊戲規則。
第一個500年就是在公元前的那500年，所謂“軸心時代”。大體來講，也就是從孔子到耶穌那500多年。這500多年裏，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出現了偉大的思想家，包括孔子、老子、蘇格拉底、亞裏士多德、柏拉圖、釋迦牟尼、耶穌，等等，都出現在那個時代。他們所創造的思想，奠定了整個後來的人類文明的基石。
第二個500年就是從公元14世紀意大利開始的文藝複興一直到公元18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一般認為，啟蒙運動的中心在法國，標誌性人物是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等。其實不光是法國，英國偉大的思想家如大衛·休謨，德國偉大的哲學家如康德，都對啟蒙運動做出了巨大貢獻。
第二個500年跟前一個500年不太一樣。前一個500年的偉大的思想家想的是什麼？當時天下大亂，人類麵臨的問題是怎麼從“天下無道”變得“天下有道”，他們更多強調的是對人的內心的改造，無論是創造宗教，還是創造像儒家這樣的道德哲學，目的都是為天下立道。第二個500年裏，思想家們更多強調的是人的權利、人的尊嚴、人的自由。他們不再認為人類是由上帝創造的，必須接受神權的統治，而是認為每個人有自然的權利，自由和平等與生俱來，別人不可剝奪。在這個基礎上，人類又要相互合作，共同發展。啟蒙思想家認識到，我們沒有辦法改變人的“心”，我們能做到的是約束人的“行”。亞當·斯密講的“看不見的手”的市場機製，我們用法治和民主的方式約束政府，都是為了人的幸福，讓人們相爭而不相害，不僅不對別人形成傷害，而且給別人帶來價值。比如，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上，一個人如果想賺錢，首先要給別人創造價值，否則你不能賺錢。這就是亞當·斯密的理論。啟蒙思想家認識到，人類的和諧和進步需要政府，但政府的權力必須受到法治和民主的約束。當權者的權力是哪裏來的？過去說是上帝給的，也就是所謂的“君權神授”，或者如我們中國人說的統治者是“天子”，現在人們不再這樣認為了。所有的統治權都來自人民的授予，也就是人民的同意。而且，所有的統治者和普通人一樣，既有善的一麵也有惡的一麵，我們怎麼能夠約束他們惡的這一麵？就是通過一整套的權力製衡體係，讓一切權力都受到法律的約束和人民的監督。這就是法治和民主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