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虹說：“問得好，你聽我慢慢講下去——”
對你這個問題，我查了不少資料，找到了造成農民工目前生活狀況的根源：
上世紀80年代，第一代農民工進城，創造了第一次“民工潮”，到了90年代初，城市麵臨下崗潮，城裏的人也要再就業，農民工就成了城裏不需要的所謂的“麻煩”。
比如，某個大城市要清退25萬人，所有單位企業每月都要填報進度。
又過了三四年，市場經濟體製逐漸確立，城市又開始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了，農民工們又被允許進城了。然而兩三年之後，他們再一次遭到清退，因為城市又麵臨一次規模性的下崗。
城市對待農民工的態度就像勢利眼，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後，農民工總是處於被動之中。他們在反反複複中的被動中耗去了美好的青壯年，耗來了衰老，耗來了疾病。
近20年來，賺錢的機會確實多了，但他們也因為衰老而競爭不過年輕人，同時他們還要負擔孩子的教育、孩子的房子、孩子的婚禮，僅存的一點點錢，被掏空了。
有數據表明，在北方農村，年輕人結婚的開銷在50萬上下，做兒子的這一結婚，當爸的打工七八年的收入沒了。拿不出的隻能借債，而這個債，女方基本上不會同意結婚後一起還。
城裏人平均退休金是3000塊，而農民工的養老金隻有一兩百，他們在城裏打工平均超過15年，到了晚年有一半以上存款不足5萬塊。
“這個數字，你會震驚的吧？”季虹問向黃默山。
黃默山說：“我聽出來了，照你說的這些情況，我是不是可以這樣認為，努力未必能過上好日子。”
“對對對，你說對了。”林倩插話道，“咱們幾個再努力，也趕不上你的速度，光著腳也趕不上，因為平台相差太遠啦。”
季虹接著說：“這類群體，他們的孩子大部分初高中就輟學了，讀到大專和大專以上的不到20%，六七成的孩子成了下一代農民工，他們的孩子在生孩子之後也進入了父輩的模式，很多人為了孩子上學在縣城買房，但自己又隻能在大城市打工，於是孩子成為下一代留守兒童。
“這就成了一種死循環。誰不想打破這樣的循環呢？但是誰又能做得到？第一代農民工當中最年輕的也有50多歲了，他們麵臨所有老年人共同的看病問題。
“對，下麵說說看病問題，這是個大問題。
“城市老年人看病很方便，但農民工難多了。他們很少去看病，因為他們看不起。買保險對他們來說就是冒險。
“2009年，養老金政策出台後，35%的人不相信或者不理解這項政策和自己的未來有啥關係，於是沒有參保。他們60歲以後，隻能領基礎的養老金——每月僅僅100多塊，參保的人也是很少能搞明白養老金是多繳多得的。
“一位45歲的工人隻繳了11年養老金，但其實是一直按照最低檔繳的，60歲後，每個月隻能領到195塊錢。他在得知這個數字後，問了兩句話，第一句話是‘有什麼用？’第二句是‘我繳了這麼多年，為什麼一個月就拿這麼點兒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