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起來，韓先生還真不是即興暢想，反而還相當有根據。但這種完全根據城市人口分布與院線建設規模所做出來的預測，其實最缺乏的就是與電影創作與生產的實際聯係，稍加推敲，便可以看出其中的不貼譜與“大而無當”來。
其一，中國電影在這十年間能否拍出可供這樣一個龐大的市場放映的足夠多的電影，其二，即使在產量上能夠達到，質量上又能否有保證?所謂質量，還不是指影片的內容與表現手法等能被觀眾評價、議論的層麵，而是這些電影中，能有多少進入院線繼而進入觀眾的視野。事實上，在中國電影的產量和票房都達到峰值的2008年，真正能進入院線並能在票房上有所收獲的電影，所占比例不過在15%左右，因此，以院線建設發展所能覆蓋的人口數量來測算未來電影的觀眾人數和票房，不僅過於天真，而且很不靠譜。再者，在韓三平所列舉的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所謂“一線“的城市中，十年內的平均20%的增長率的根據又在哪裏?中國電影的未來真的具備如此強大的創造力與市場消化能力嗎?我們的電影後備人才真的足以支撐這一偉大的宏願嗎?
國產電影的質量能夠足以對觀眾造成這樣大的吸引嗎?
也就是在同一個論壇上，來自《畫皮》導演陳嘉上等導演對當下中國電影製作和創作能力薄弱，缺乏真正受到觀眾喜愛，能經受得住市場考驗的電影而感到憂心忡忡的態度，或許更接近於中國電影發展現狀的實質。且不說國產電影票房目前這種”倒二八”現象有多麼不正常,即使是在票房上真正能有我們所期待或憧憬的那種”盛況”出現,是否就說明電影作為一項文化產業,就真的完成了它同時還擔負的傳承曆史文化,構建精神文明以及作為一個國家在文化輸出方麵的”名片”的任務呢?是否就真的在實質上形成了一個國家的軟實力?
眾所周知,電影是必須有觀眾參與的藝術。而當國產電影在相對的巨額利潤和飛速增長麵前有點忘乎所以的情形下,保持對國產電影現狀的清醒認識與未來發展的關注憂慮，才是科學和務實的做法。電影拒絕忽悠。電影也不能忽悠。因為動輒幾百萬、幾千萬直至幾億元的投資不僅需要市場的回報，更需要在心靈上給觀眾以滋養。需要觀眾的參與、互動。而影片最終能否在精神、情感乃至價值觀方麵為觀眾提供參照、借鑒直至認同，則是電影在文化和藝術層麵上應該具備的不可或缺的內涵。即使是單純搞笑以及鬧劇類樣式的影片，也不應觸動文化和傳統道德的底線而必須有一個基本的限度。
就當下國產影片的現狀而言，真正能產生高額票房的電影在2008年--2009年中，大約有十幾部，這些影片雖然除極個別如《南京!南京!》外，大都口碑還不錯，但比起中國電影對觀眾影響力的巔峰時期--20世紀八十年代，仍有天壤之別。那個時候，電影不但是全民最普遍的娛樂方式，也是社會發展及民眾生活情緒的晴雨表。伴隨著思想解放的巨大潮流，電影真實而深刻的反映著生活，反映著一般老百姓的喜、怒、哀、樂。且不說17年中那些伴隨幾代人成長的優秀電影和為觀眾津津樂道的眾多銀幕形象，就是“撥亂反正”之後，能像謝晉等老一輩電影藝術家所拍攝的電影作品那樣(如:《芙蓉鎮》、《牧馬人》、《高山下的花環》)，能在觀眾中間引起的轟動、共鳴的作品幾乎是鳳毛麟角。人們觀看今天的影片，包括很多比較優秀的國產大片，能記住的可能隻是比較抓人的情節以及由高科技與錢堆出來的視覺奇觀，而對其銀幕形象的認識與記憶，反倒退而其次;究其原因，是這些人物和和命運或遠離一般大眾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範疇，或在人物性格和發展上，缺乏有力的刻畫和描繪。總之，是與觀眾很少能在精神和情感的層麵上發生互動。也正因為如此，“十七年”後的中國電影雖然明星輩出，但能讓人記住的銀幕形象反倒屈指可數，人們所記住的更多的是明星本人而非他(她)們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如果再算上狗崽隊的努力，或許還有其星座、豪宅、靚車、緋聞什麼的等八卦類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