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最令人不能接受的是角川的最後自殺。我雖然不同意有些觀眾把《南京!南京!》視為“漢奸影片”指責。但作為影片的結尾，以角川自殺象征一個民族對戰爭的反省和自責，並不能使我們產生些許釋懷，相反，隻是是感到了一種一廂情願的矯情，並且對編導們創作本片的根本立場感到了困惑。因為，無論從曆史和現實上，日本政府對侵華戰爭不僅一貫曖昧，而且通過“修改教科書”，試圖或已經篡改了曆史，並且在民間，這種傾向也占據了主流。因此，如果說，《南京!南京!》中，拉貝先生對中國難民的那一跪，能令人聯想到現實中，德國(西德?)總理對全世界的那一跪，因而能感受到整個德國對二戰期間納粹給世界造成的巨大災難所表達的真誠的懺悔的話，那麼，《南京!南京!》中角川的自殺，則純屬中國人的自我安慰!那一槍顯然是陸川開的!這是影片在立意和曆史觀上的根本失誤。
文化人類學的著作《菊花與刀》的作者，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曾在該書中分析了日本文化的特點，在與西方的“罪感文化“對比的前提下，把日本文化總結為一種獨特的“恥感文化“。“罪”，是要靠內心來主動反省的，而“恥”則是因外力而被動感受的。前者隸屬於個人，是良心的自責和懺悔;而後者則是人前的報複和炫耀，是雪恥的焦慮和衝動。對日本人來說，“恥感”是高於一切的，它決定著人們的價值判斷、行為準則和義務認同。有鑒於此，戰後幾十年來，日本朝野對侵華戰爭，尤其是南京大屠殺的一而在，再而三的抵賴、就都能找到其根源所在。由此可見，《南京!南京!》所選擇的角川的視角，本來是一個不錯的角度和切入點，但因作者的基本立場有了偏差，就使影片的基調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6、相對於《南京!南京!》的“一廂情願”來講，《拉貝日記》更顯得單純而真誠。這部以拉貝先生日記為藍本改編的電影，將鏡頭基本集中在“安全區”的範圍之內，但是影片所提供的信息量，卻似乎比經過精心構築故事的《南京!南京!》還要大，特別是在表現國人抗爭和日軍的“懺悔”方麵，拉貝日記雖然著墨不多，但顯得更為真實也相對客觀。同是表現抗爭，《南京》和《拉貝日記》表現的手法有所不同，效果也很不一樣。
由張靜初飾演的郎書，是一個愛國的進步學生。家境不幸的她，在日軍入城之後，冒著生命危險，到處拍攝侵略者罪行的照片。一個夜晚，她跑出設在安全區內的學校，和弟弟一起去看潦倒的父親，麵對尾隨而至伺機對她圖謀不軌、並隨後又當著她的麵殺害了她父親的日本兵，她沒有忍讓退縮，反而親手殺死了敵人。尤為令人動容的是，盡管她的父親由於窮困潦倒生前疏於對她們姐弟的照顧，但她還是堅持要給父親“下葬”。並由此引發出後麵一連串險象環生的情節。影片至此，雖然有很強的戲劇性，但人物性格如此，其情節的展開也就順理成章。表現抵抗，可以有多種表現，《拉貝日記》在一個弱女子身上做戲，給人的感受要遠勝於一大批中國軍人的“視死如歸”。
負責具體指揮攻占南京的日軍少佐，對來自上峰要殺戰俘的命令，雖然內心也有不忍甚至抵觸，但也僅僅是心理活動而已;而他對上峰就要“消滅”安全區的“抵製”，也就是悄悄地把消息及時地透露給國際安全委員會的人，讓他們自己設法解決。而當我們看到，當拉貝先生等根據他的情報，及時而智慧地拉響警報，而使安全區和區內的難民得以拯救時，內心的寬慰自然包括對那個日軍少佐的感激甚至敬意。這種敬意首先是來自我們情感和價值判斷，其後便是一個人的民族立場和曆史觀。我相信，不會有觀眾對這個日軍少佐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因為曆史和影片的表現，已經為這個人物的真實性提供了基礎。而《南京!南京!》的“角川之死”，無疑是作者在“替”侵略者懺悔,是想當然的一廂情願。是作者憑空臆造出來的一個“怪物”。
這種“越俎代庖”似的做法看似寬容大度，其實是一種弱國心態的變相體現和所謂“人性”和“普世價值”的濫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