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楚國的失敗是自找的，原因是犯了一個致命的決策失誤。秦國是出戰方，應是客場作戰；楚國在本土，是主場作戰。雖然大軍對壘，勢均力敵，當守軍也不容易，勢力不濟，不應該先出手，而應該如廉頗、李牧抗秦，堅拒不出，秦便無可奈何。但楚國一出戰，楚國就變主為客，處於勞軍狀態，露出了破綻。勝利的天平便傾斜到了秦國一方。
反之，秦國收縮軍力，其虛弱之處，楚軍難以窺探，秦軍沒有給楚國任何的偷襲機會。無論楚國如何挑釁，我自巋然不動。最終秦軍抓住機遇，一舉破楚。
這是從戰術來看勞逸。從戰略上分析，“勞”往往是因貪求名利而勞師遠征、窮兵黷武，“逸”則往往在於休養生息、安撫百姓不妄動幹戈。在現代社會，一個國家要想有充實的國力，至少要有三五十年，甚至是百年間的和平，才能夠保證實現的。隻要將財力都用在改善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民生等地方，而不是消耗在軍費中，那麼，這個國家自然會強大起來，輔之強兵之策，自然能以逸待勞，鞏固國防。
三、從有形到無形，從常勢到勝勢
戰場形勢瞬息萬變，“形”、“勢”是兩個基本的變量因素。如何把握？也就是說，在戰術行動中，如何有效實現“形”與“勢”之間的轉化關係呢？我們可從製勝關鍵、知己知彼、預知得失、料敵察機四個方麵來探討。
製勝關鍵
討論製勝關鍵，主要是從戰術組織原則上對行動管理進行討論，也就是戰術決策的一些基本要求。
一要用兵貴一。“一”在中國文化中的含義非常廣泛，從戰術管理的角度講，“一”主要指軍隊的整齊劃一，行動如一。《六韜·文韜·兵道》記載武王曾問太公，用兵最重要的原則是什麼？太公說：“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
從用兵的角度講，“一”就是“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第一，用兵的關鍵在於把握好戰機，“一”就是要明白萬事萬物的根本，凡根本皆有關節，抓住關節即是抓住樞紐。第二，在關節點上，通過敵我雙方的實力對比，結合戰場處境，將態勢調整到有利局麵，實現攻守、主客、強弱的轉化，達成“我實敵虛”、“我強敵弱”的態勢。
第三，戰爭是否成功，關鍵在於最高決策層。這裏不是強調國君要親征，親自謀劃，而是要能夠充分信任將領，給予其臨機處置的軍權。最高統帥部在後方，可以從戰略上進行決策，但有些戰術決策，應交給前線指揮部具體實施，因為他們比後方更了解前線情形，更易做出準確的判斷與合適的行動。
說到這裏，“一”便有了“軍權貴一”的含義。國君當然要提防軍權旁落、尾大不掉，避免將帥獨霸一方，割據一地，甚至是叛亂謀反，如唐代的藩鎮割據、北宋趙匡胤掌兵奪權、袁世凱的小站練兵，都是擁兵自重，脅迫皇權。但在戰時，也不能對將領隨意猜測狐疑、掣肘作戰，否則，容易造成國君與將帥之間的不協調，貽誤戰機，或者中了反間計，將大將置於死地，如南宋高宗對嶽飛的擔憂，明末崇禎皇帝對袁崇煥的懷疑。
從戰術執行的層麵講，“一”是要做到“軍令一致，攻守一致，步調一致”。軍令一致，強調軍隊各部門、各兵種的協調一致，俗話說“軍令如山倒”、“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便是強調軍隊執行命令的堅決性，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學著理解。
攻守一致，強調作戰計劃要清晰果決，這樣才能三軍用命，作戰意誌堅決，作戰行動果決。
步調一致，強調參戰各係統，包括裝備、後勤、政工以及非軍方動員係統和保障係統，能相互協調，確保整體行動的有序運轉。對參戰部隊來說，必須全程確保火力協調、時間協調、人員協調、裝備協調，不能左翼打起來了，右翼還一無所知。更糟糕的是，如果部門之間不是相互鼎力支持，而是互相防範，需要協同的時候不協同，需要輔助的時候不輔助，會導致千裏之堤毀於蟻穴。
作戰指揮，一般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垂直化管理，也就是常見的軍、師、旅、團、營，一級管一級，下級要絕對服從上級，但平級之間，則是協調關係，有可能是你不知我，我也不知你，隻要能和自己的上級聯絡就可以了，不能亂聽其他部門的發號施令。其優點在於各司其責，以將帶兵，在冷兵器時代便於管理；在低水平火器時代，可以用於組織作戰。但不利於高強度、高科技、高合成的現代戰爭，因為這種體製，會導致指揮係統冗長、戰場反饋延後、作戰分配複雜。
另一種是扁平化管理，現代戰爭中，有時戰術分隊執行的是戰略問題，需要統帥部直接幹預，比如美軍對本·拉登的突襲，便是由最高指揮係統直接指揮完成。在現代戰爭中，戰略、戰役、戰術等行動的界限已經模糊，需要建構反應靈活的戰場控製係統，及組織完備的軍事協調中心，能將各參戰係統和保障部門合理歸口，通過信息化、網絡化，將戰略和戰術係統有效溝通，組成有機整體，才能保證行動一致。
二是用兵貴機。“機”包含“時機”和“機要”兩個內容。《兵法百言》總結說：
勢之維係為機，事之轉變為機，物之要害為機，時之湊合為機。有目前為機，轉盼即非機者；有乘之則為機，失之即無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