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敵軍前行的道路易行，而後退的道路難行，就可以誘使他們前來；如果敵軍前進的道路難行，而後退的道路易行，就可以逼近敵軍發動猛擊；
如果敵軍駐紮在低窪的地方，附近沒有溝渠通水處，又遇上連綿的陰雨，就可以水淹敵軍，使之陷於滅頂之禍中；
如果敵軍駐紮在荒蕪的沼澤之地，雜草灌木叢生，又時有狂風，就可以用火攻來消滅敵軍；
如果敵軍長時間駐紮在一地，將士鬥誌懈怠，軍隊疏於戒備，就可以實行潛伏偷襲。
要能根據將領的心性和行軍布陣情形，采取不同的應對策略，找到最易於打擊的環節發動襲擊。打仗，雖是軍事問題，實則也是對一個國家、一個政權、一個社會、一個組織、一個將帥的整體檢驗。這就決定了，作戰不是一個簡單的個人強悍與否的問題，也不是一支部隊能否百戰百勝的問題，而是由無數細節、無數環節組成的複雜問題。項羽有萬夫不當之勇，最後兵敗烏江，因其不能用謀；呂布勇冠三軍，一生無立足之地，因其貪利好色；劉琨一生東拚西殺，死無葬身之地，因其勞師遠征、孤軍作戰；嶽家軍驍勇無比，主將死於風波亭，因其有權臣掣肘。
在古代，作戰的成敗係於將帥的個人素養；在當代，戰爭的風險更大，作戰區域可能跨越千裏，作戰時間以秒計算，作戰目標能精確打擊，作戰動員要百無一疏。這就要求戰術謀劃、戰術執行要慎之又慎。慎之又慎，一方麵要求謀略謹慎，強調的是思考的過程；一方麵要求作戰謹小慎微，強調的是作戰的過程。謹慎用兵的典型是蜀漢的諸葛亮。諸葛亮本人就在給後主劉禪上的《前出師表》中說道：“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明代李贄自題聯說“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因為孔明用兵極少弄險，多疑的司馬懿才會認為空城之內必有伏兵，倘若諸葛亮常常冒險，司馬懿也就不會撤軍。
想要知己知彼必須要做到的第三點是要預知得失。勝負生死是戰爭結果的直接判斷，預知得失是對作戰過程的效能分析，作戰，固然有成有敗，但成也有失，敗也有得，要能夠預測作戰得到了些什麼，失去了些什麼。現代戰爭，並非要打個你死我活，有時是為了轉移國內矛盾，如二戰時期的德、日等國；有時是為了發展經濟，如十九世紀許多強國為了貿易、為了商品輸出而搶奪殖民地。
在作戰術預案時，必須要清楚，作戰的目的是什麼？是出於利益，還是道義？這場戰爭，會得到什麼好處？又將失去哪些利益？得失之間，孰重孰輕？
西漢中期，為了徹底消除匈奴的威脅，漢武帝決定派衛青、霍去病統兵遠襲漠北匈奴殘餘，為此朝廷內部意見不一。反對的理由是，此時西漢已經取得了反擊匈奴的數次勝利，漠北匈奴不能對漢朝造成直接威脅，加之距離遙遠，若發動遠途奔襲，成本巨大，國內經濟受到牽製，得不償失。但漢武帝卻力排眾議，毅然決定進軍。經過近兩年的準備後，向匈奴單於本部和左賢王勢力發動進攻。經過這次決戰，危害百餘年的匈奴不再振作，終西漢一朝，再無力南犯。
預知得失，要盡量多謀，要能夠考慮到不同的情況所導致的不同結果，製定出多套預案。既要有打勝仗的預案，也要有打平手的預案，更要有打敗仗的預案。
唐武後初年，徐敬業在江都起兵，以匡扶皇家為號召，向魏思溫詢問如何奪取天下。魏思溫認為，既然誌向在匡複李唐，就要兵貴神速，立刻渡過淮北，直逼洛陽。天下知道我軍在恢複李唐，一定會以死相助。徐敬業本想要執行魏思溫的計謀，薛璋卻說：金陵自古有王氣，應早早建立王號，以長江作為屏障，先要自固。還是先攻常州和潤州，建立霸業，再率兵北上，有了後退的根據地，進軍就無往而不利。徐敬業便聽從了薛璋的建議，親自率兵四千，攻打潤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