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上遊下雨，洪水突然來到，如果想要徒步過河，應該等待水勢平穩再過河。
凡是遇到“絕澗”、“天井”、“天牢”、“天陷”、“天隙”這些地形的時候，一定要馬上離開，不要靠近。
行軍作戰要遠離這些地形，而讓敵軍靠近這些地形。我軍應該麵向這些地形，讓敵軍背靠著這些地形。
我孫子認為依山而戰時，應該充分利用地形的便利，利高不利低，這樣可以充分借助山勢，一方麵我軍居高臨下，一旦兩軍開戰可乘勢而衝，不僅免去登山的阻力，還可以借勢來提升己方的衝擊力。相反，敵方則苦於地勢，若發動進攻費時費力，士兵氣勢必然受挫。另一方麵，居高臨下可以清楚地觀察敵軍一舉一動，隨時掌握敵軍的態勢與意圖。
當然，這裏需要指出的是，依山就高也有不利的地方。比如，如果對方放火燒山，或者截斷水源，那麼采取在山上駐軍的舉措，無異於自掘墳墓。為將者一定要根據戰場上的實際情況，靈活機動地製定決策，不可死板教條，紙上談兵。
《衛公兵法輯本·將務兵謀》中就說：
凡戰之道，以地形為主，虛實為佐，變化為輔，不可專守險以求勝也。
打仗較量的是雙方的綜合力量，地形隻是作戰時的輔助手段，戰場形勢不斷變化，地形卻無法改變，這就要求為將者要靈活多變，萬不可拘泥條令，不知變通。馬謖就是剛愎自用地認為自己熟讀兵書，堅持高處紮寨，沒有聽從諸葛亮的臨行告誡和王平的勸阻，最終因魏軍放火燒山，“料敵”之痛失街亭，自己也被諸葛亮揮淚斬殺，毀壞了原本有利的北伐戰局。
三是要能“料力”，就是預料雙方的作戰力量，包括兵力、人力、物力、財力等。說到底，作戰雖有時機、雖有地利，但關鍵靠的是戰鬥力。
從戰略層麵來講，戰鬥力就是國力。《尉繚子·戰威》說國力就是威懾力，認為王道之國藏富於民，雄踞一方的伯霸之國藏富於士人階層，苟存於諸侯之間的國家藏富於卿大夫階層，走向頹敗滅亡的國家則藏富於府庫。一個國家，在上位的人財貨富足，在下位的人卻艱難窮困，戰時必然沒有人肯替國家賣命。
衛懿公嗜好養鶴，常常讓鶴站於車前，號稱“鶴將軍”，還給鶴賞賜俸祿：上等食大夫祿，較次者食士祿。他玩物喪誌，不理朝政；以鶴為將，國人寒心。懿公九年（前660年）冬，北方翟人攻打衛國。衛懿公要發兵抵抗，大臣說：“你愛好鶴，就命令鶴去攻打翟人吧。”他組織百姓抵禦，百姓也說：“鶴享受著高官厚祿，讓鶴去呀！”無奈，衛懿公隻好帶著幾個親信迎敵，兵敗被殺。
古代兵法也好，作戰決策也好，預測對方的戰鬥力，常常審查其是否能同仇敵愾。吳楚兩國交戰，楚國大夫們都很畏懼吳國。楚將子西說：“吳國人不團結，人心各異，我們不必擔憂。闔閭早年勵精圖治，飲食起居都非常的節儉，勤政愛民，與百姓同甘共苦。而如今的吳王夫差則不同，大興土木、修建台榭陂池來供自己享樂，並且沉迷女色，不理國政。將百姓看成草芥寇仇，不斷地壓榨奴役百姓。吳楚兩國還沒有交戰，吳國就已經敗給楚國了，這樣的國家，怎麼會打敗楚國呢？”這是從軍民團結的角度來審視的。
從戰術來看，隻要能準確分析對手的優劣，便很容易判斷作戰結果。建安年間，曹操率軍進攻馬超。剛開始的時候，馬超每每增兵前來，曹操非常高興。等到曹軍取得勝利之後，將領們都來詢問原因，曹操說：“我們離關中比較遙遠，如果馬超命手下各自依據險隘把守的話，我軍耗費一兩年的時間，也未必能夠取得勝利。而如今馬超率部而來，盡管軍隊人數很多，但各部人心各異，各懷鬼胎，敵軍中沒有可以統一各部的主帥，這樣他們的力量比較分散，我軍就有機會一舉殲滅他們，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犧牲，因此我很高興。”共敵不如分敵，馬超部屬陸續而出，正是曹操各個擊破的好時機。且馬超不懂主客之道，沒有堅壁清野，以防禦求持久，來耗退曹操，反而主動出擊，讓曹操充分發揮了大軍利於決戰的優勢，很快平定了西涼。
戰爭中主將對形勢的判斷，遠較對戰略的判斷為難。原因在於其所涉及的要素，會隨時變動，隨時調整。這就需要前線指導員能臨機處置，以多變的戰術行動完成相對固定的戰略決策。而最高決策層，必須賦予前線指揮員戰術專斷權，實現指揮權、決策權之間的合理分配，才能確保戰場上的形勢判斷與戰略決策間的協調有序，妙合無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