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從來都不是敵我雙方在打，而是牽涉到各方麵的利益，背後有一大群人的眼睛盯著看著。在這其中，敵方是率先確定的，但所謂的“友”方，即軍事上的同盟者，就是己方所要借力的集團或國家。
第一種情況，如果第三方與己方同一立場，能為我所用，這是最好的形勢。第二種情況，如果第三方與敵方同一立場，為敵所用，那己方就要想辦法拆散他們間的聯盟，否則己方就處於危險境地。第三種情況，如果第三方態度曖昧不清，尚持徘徊觀望態度，那己方就要盡量誘使這種力量，或主動或被動地去打擊己方的敵人。這就要用《周易·損卦》中的道理來推演。山澤為損，山在上、澤在下，山壓製澤，澤浸蝕山，比喻益中有損，損益在相互製衡。但如果在減損之時，能夠心存誠信，於是便轉為吉祥，倒也無咎無害。因為，減損下之陽剛與增益上之陰柔，本就是相輔相成的，隻要適時配合，都符合天地自然之道。
將損卦的道理用在軍事結盟中，就是化損為益，將第三方拉入己方懷中，成為己方的盟友，以增加己方的力量。然後，再促使第三方去攻打敵方，既保存了己方的實力，又能借機贏得戰略上的勝利。
抗日戰爭時，在統一戰線的思想下，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一切堅持抗日的，都是我們友軍”的口號，就是在有意識擴大己方的力量。而提出“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對於進步勢力、中間勢力等第三方的發展與爭取，實際上是增益了與抗戰一致的力量；而對於頑固勢力的孤立，削弱他們對於抗戰的幹擾，實際上是減損了阻礙抗日的力量。正是對第三方力量的辯證利用，使得全國凝聚起全民族力量對抗日本的侵略。
有時候，第三方力量隻要保持中立，對己方就是有利的。或者說，第三方隻要不被敵方所用，我們就能製約戰略的平衡。
以逸待勞
以逸待勞，主要指養精蓄銳，從容對付遠道來的、疲勞的敵人。尤其是在敵方勢力強於己方時，懂得避其鋒芒，審時度勢，先與之巧妙周旋，機會一到再轉守為攻，後發製人，一舉破之。
以逸待勞，深層邏輯在於“損剛益柔”。在戰術中，“剛”指的是占據進攻態勢；“柔”指的是處於防守態勢。在一定條件下，兩者可以相互轉化。剛柔相推，就像太極的雲手一樣，你推過來，我推過去，中間生出無窮的變數。
用在實戰中，即是當對手進攻的時候，我們要以積極防禦來消耗敵人的有生力量，使之由強變弱。經過這麼一個消耗的過程，己方由被動轉為了主動，即使沒有直接進攻，也已經占據了有利的態勢。
劉備為報關羽之仇，發誓要奪回荊州，不顧諸葛亮、趙雲的勸阻，親率大軍，傾全國之力去進攻吳國。當蜀軍已深入吳境，吳國大將陸遜卻非常沉得住氣，對蜀軍不理不睬，破壞了劉備欲以倚恃優勢兵力而速戰速決的戰略意圖。當時正值六月，江南炎熱酷暑，長時間的消耗，使蜀軍不勝其苦，軍士們的鬥誌逐漸渙散鬆懈，陷入了被動的境地。
陸遜看準蜀軍舍舟而駐紮到深山密林中，戰線越拉越長的時機，從中尋找到了破敵之法。他發現蜀軍紮營之地，周圍全是密林，極宜火攻。最終，陸遜靠一把火，就燒得蜀軍全線崩潰。“火燒連營”正是經典的以逸待勞、轉守為攻的戰例。
防守是最好的進攻，這正是以逸待勞的道理所在。己方對敵人力量、士氣的消磨，要遠勝於對敵方直接的拚殺。以不變應變，以小變應大變；以不動應動，以小動應大動，這是以逸待勞的精髓。因為時間在我，隻需能拖得住；空間在我，隻需能守得住，就可謂之勝利了。
八年抗日，就是一個憑借“拖”字訣而“積小勝為大勝”。最初，日本想模仿德國法西斯，使用閃電戰降服中國。中國人民經過艱苦防守，挫敗了日本企圖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圖謀，形成戰略相持後，又堅定了打“持久戰”的決心。隨著相持時間的延長，日本的戰線拉得越來越長，供給問題等薄弱的環節逐漸暴露出來。“先處戰地逸，後處戰地勞”，我軍在以逸待勞後，補上了不足之處，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逐漸顯現，開始轉入戰略反攻，進而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趁火打劫
趁火打劫，顧名思義，就是趁著別人家裏麵失火，大家都去救火的混亂中，去搶奪別人的財物。與“渾水摸魚”、“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等類似。
通俗點說，趁火打劫就是乘人之危、趁人之疏而撈上一把。用在軍事作戰上，就是要在敵方遇到麻煩或危難的時候，乘機出擊，亂而取之，製伏對手。其道理在於：
敵之害大，就勢取利，剛決柔也。
敵之“害”，指的是對方遇到的各個方麵的麻煩，己方若抓住敵方大難臨頭的危急之機進兵，肯定穩操勝券。其義理出自《周易·夬卦》：
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