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一場空前規模的經濟危機席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美國所遭受的衝擊尤為沉重。作為受歧視、被壓迫的黑人首當其衝經受了一次嚴重的考驗和鍛煉。臨危受命的富蘭克林·D.羅斯福上任伊始，便推行“新政”。“新政實際上改變了黑人問題的整個結構”。“在美國曆史上，美國差不多頭一次在不排除黑人的情況下，從社會角度做了些實事。”羅斯福在任期間為擺脫經濟危機而采取的一係列措施為黑人提供了一個較為寬鬆的環境和更多的機遇，對黑人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黑人的自我保護意識、組織紀律性和參與政治的熱情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明顯提高了。這是大規模民權運動興起的另一個主要條件。為了應對這場空前的經濟危機，黑人除了依靠聯邦政府的幫助和接濟外，還不得不自己想方設法渡過難關，這增強了黑人群眾應付困難的能力與勇氣，並通過有限地參與工會和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等組織的活動，使自己經受了最初的政治鍛煉，明確了政治參與的重要意義。他們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作出了選擇，逐漸脫離了不再支持黑人的共和黨陣營而轉向了多少為黑人作出了一些實事的民主黨。這些都為民權運動的興起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和領導基礎。
一、黑人轉向民主黨
1860年,共和黨人亞伯拉罕·林肯當選總統,長達四年之久的美國內戰由是爆發。共和黨人在內戰中的最終勝利使黑人從法律上獲得了人身自由，同時也換來了廣大黑人對以林肯為首的共和黨的長達70年之久的忠誠。但是，內戰並不是黑人覺醒的結果。內戰後相當長時期內黑人對兩黨政治一直抱消極態度，政治參與意識十分淡泊。1929-1933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激發了黑人的自我保護意識和政治參與意識。因為國家的政治走向已經成為黑人生死攸關的問題。他們不得不認真審視執政黨的所作所為對共和黨的忠誠發生了嚴重的動搖。到30年代中期，黑人終於倒向了民主黨，成了新政聯盟的重要組成部分。
實際上，早在1932年之前，黑人對共和黨便已感到不滿。20世紀的共和黨總統中沒有哪一位能象林肯那樣令黑人敬仰。首先，西奧多·羅斯福盡管曾給予黑人聯邦職位，倚重布克·華盛頓的建議，並強烈反對私刑；但他在第二任期時便疏遠了黑人。1912年，老羅斯福以進步派身份再次競選總統，使黑人更加不滿：以他為領袖的全國會議不僅拒絕給予來自南部的黑人代表以席位，還拒不考慮W.E.B.杜波依斯提出的給予黑人平等權利的基本要求。 威廉·H.塔夫脫熱衷於加強南部共和主義派的勢力，對南部白人的態度格外關注。尤其令黑人感到氣憤的是，他拒絕任命任何為南部人認為不適宜的黑人為聯邦官員。這種政策在實踐上意味著，在南部，黑人失去了對他們而言至為重要的在聯邦機構中任職的可能性。塔夫脫總統對種族隔離與種族歧視、黑人選舉權被剝奪及種族暴力等問題視若無睹，這同樣令黑人憤憤不平。
在1912年總統選舉中，民主黨候選人伍德羅·威爾遜所做的公正，平等地處理種族問題的承諾，使大批有影響的黑人轉而支持民主黨。但威爾遜政府的表現讓他們同樣感到失望：華盛頓聯邦機構中的種族隔離現象有增無減，受命於聯邦政府的黑人官員更形減少。結果，民主黨喪失了一次使黑人從對共和黨的曆史性忠誠中擺脫出來的大好機會。
20年代，共和黨在南部發展純白人的共和主義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而不注意加強共和黨與黑人的傳統聯係。哈定和柯立芝政府都隻在聯邦機構中吸納了很少的黑人，且沒有改變聯邦機構中的種族隔離政策，無論是總統還是共和黨控製的國會都沒有采取確保美國黑人選舉權的任何措施。盡管哈定和柯立芝總統都譴責私刑，但美國白宮並未給予NAACP領導的爭取聯邦政府製定反私刑立法的鬥爭以任何支持；哈定和柯立芝總統雖然都支持組建一個由黑人和白人共同參加的委員會，以調查黑人的社會和經濟狀況，但誰都沒有在遭到國會拒絕的情況下，通過發布行政命令建立這樣一個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