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為赫恩登和斯科特茲波羅孩子的獲釋大聲疾呼，並參與了爭取反私刑法案和反人頭稅法案通過的鬥爭。而美國勞工聯合會內部的“旅館飯店雇員國際聯盟”(theHotelandRestaurantEmployees’InternationalAlliance)等工會組織也開始在勞聯內部譴責種族歧視與種族隔離政策。美國勞工聯合會1938、1939、1940和1941年的年會都通過了倫道夫提出的政策宣言，要求釋放黑人青年，反對白人初選製和人頭稅的規定，支持美國國會反私刑法案的通過，要求聯邦政府保證黑人在軍隊中和聯邦政府對教育的資助上享有平等權利。
同美國勞工聯合會的立場相比，產業聯合會的的作法和主張則更為激進和有意義。早在產聯成立以前，產業聯合會的主要創始工會之一的美國礦工聯合會在1933-1934年即開始爭取黑人工人的合作和支持。它選舉黑人領袖擔任工會的領導職務，不分種族地為白人和黑人工人爭取同工同酬，並雇傭黑人工人參與工會的組織活動。它的這些作法取得了巨大成功。後來，其他工會紛紛仿效之，稱之為“礦工聯合會規則”。同期，國際女裝工人聯合會(theInternationalLadiesGarmentWorkersUnion)在組織黑人工人時推行的種族平等政策也收到了很大成效。
1934年，在該組織的芝加哥大會中，當該組織的主席戴維·杜賓斯基得知黑人代表在大會召開的賓館受到歧視時，當即決定將會議轉移到另外的、沒有歧視的賓館召開。此舉受到黑人工人的熱烈歡迎。約翰·劉易斯在黑人領袖中間更是享有很高的聲譽。他堅持在平等的基礎上組織白人和黑人工人，讚同有關黑人民權問題的立法，並公開支持倫道夫及其臥車搬運工人兄弟會的活動和主張。黑人領袖們認為，在種族問題上，劉易斯是最進步的白人聯邦官員。在他於1935年11月23日辭去美國勞工聯合會副主席職務四天後，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總書記沃爾特·懷特對他所堅持的產業工會主義立場稱頌道，“在您的領導下，新運動將受到工聯合會所奉行的、取消種族歧視的同樣政策的指引，因此，黑人是充滿信心的。”
1935年後，成千上萬的年輕勞工領袖、美國共產黨人、社會主義者、理想主義者和社會福音運動的牧師湧入產業聯合會。這些人所宣揚和堅持的人文主義與激進主義主張使產業聯合會的政策更富有種族進步主義的色彩。其間，美國共產黨人的作用最為突出。約翰·桑托、朱利葉斯·埃姆斯帕克、拉爾夫·蕭等工會組織者，《產業聯合會新聞》雜誌的編輯等萊恩·德考克斯等都是種族平等觀念的積極宣傳者，並推動產聯大會在民權問題上製定進步主義的綱領和決議。在30年代，美國共產黨人還盡其所能使更多的黑人進入工會的領導階層。全國海運工會(theNationalMaritimeWorkersUnion)的費迪南德·史密斯、鋼鐵工人組織委員會(theSteelWorkersOrganizingCommittee)的傑西·裏斯和倉庫工人工會的亨利·約翰遜等黑人美國共產黨人想方設法使參加所有產業聯合會所屬工會中的黑人官員、會議代表和談判委員會代表的數量，並獲得了勝利。他們還成功地使產業聯合會中的白人捐資支持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南部黑人青年大會和南部人類福利大會的活動。
他們的這些活動使美國的勞工運動同黑人民權運動之間建立了一種非常重要的聯係。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產業聯合會的領導人之所以積極引導並歡迎黑人工人加入工會，並在黑人民權問題上有十分主動的表現，主要是因為貧苦的、半熟練和非熟練黑人工人主要集中在鋼鐵、汽車、橡膠和造船等實行大機器生產的基礎工業部門中。沒有他們的支持合作，產業聯合會在這些企業中的罷工鬥爭就不可能取得實質性勝利。美國勞工聯合會及其領導人在黑人民權問題上所作的積極姿態和反應，也是由於同樣的原因。反過來，由於有了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產業聯合會這樣的影響巨大的連貫組織的支持和協助，黑人民權運動在美國社會就擁有了更廣泛的社會支撐和更大的發言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