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彥直回到月港之後，便宣布要組織鄉勇，入海打擊倭寇，救回兄長。
嘉靖年間東海各方麵勢力的情況十分複雜，華人、倭人、回回、西番，諸族雜處，官兵、商人、海盜力量互為消長，又互相滲透。如果我們將這些族裔與職業互相搭配，就把此時活躍在福建沿海的各路人馬大致區分開來：官兵、華商、華人海盜、倭商、倭寇、回回商人、佛郎機商人、佛郎機海盜。這些人無論經商還是搶劫，活動的地域都主要集中在中國東南沿海——因為這一帶不但靠海，而且當時是全世界最大片的富裕區域。
對這一時期所發生的事情，很難用某種一刀切的標準來判定善惡——尤其是官兵與海盜之間衝突上，官兵未必是正義的，反之所謂的“寇”亦不見得全部都壞。一言以蔽之，這個時代在東海活動的人，都是為利而來，為利而往，大家都不是魔鬼，也都不是好人。
在李彥直十八歲這年，大致來說東海最活躍的力量乃是商人，如果要在這商人麵前加上一個限製性定語，可以說是華商！
這時的東海商貿圈基本是中國商人的天下，西來的葡萄牙人是在中國商人的幫助才得以前往日本，東海諸國裏，日本商人在東海商貿中的影響遠不及中國商人來得大，朝鮮商人的影響更可以忽略不計。中國商人的這些輝煌成就，完全是在沒有政府支持下取得的。
國民為了生存發展而要求與外國貿易，這是他們出於私欲的衝動，而其經商若控製得法，可以為國家增加稅賦滋養民生，所以重商政府通常會加以支持、保護、引導並從中征稅——嘉靖時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諸國基本都是這麼幹。
但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下，大明政府對民間的海外商貿不但沒有實質性的幫助與保護，反而設置了重重障礙，爭貢之役之後甚至全麵禁海！在失去了正常商業通道的情況下，中國海商隻好踏上走私這條既無奈又危險的道路。這時東海海麵上除了這群商寇合一的海商之外，還有一批完全以劫掠為生的海賊，海商們要想保住財產性命，便不得不將自己武裝起來：一邊對付本土海盜，一邊對付葡萄牙海盜，一邊對付日本沿海倭寇，同時還要麵臨朝廷的圍剿。
也正是這個原因讓這個時代的中國海商兼具三種身份：做生意時，他們就是商人；麵對官府圍剿時，他們就變成了賊寇；而遇到那群真正的海盜時，他們又變成了一支私人海軍。當然還有更嚴峻的情況：如果生路完全被截斷，這批人鋌而走險起來，那就什麼殘酷的事情都可能發生了，水滸人物敢幹什麼，他們也就敢幹什麼！
明朝中後期的中國海商就是這樣在國外、國內多重壓力下痛苦地成長著，可即使這樣他們仍然掌控了中國沿海商貿的主導權，並將勢力不斷向東洋和西洋推進。他們在為自己也為自己爭取財富的同時，也在為這個民族爭取被政府遺忘了的海權！但是，擁有如此貢獻的他們卻連商人這樣卑微的合法名分都被剝奪了，朝廷贈予他們的帽子是——賊寇！
朝廷既已禁海，凡私自下海者，即為賊寇！
又由於這些海商走倭島賺日本人錢的特別多，還常常會雇傭一些日本人做馬仔，所以他們的身份又常常和“倭”字扯在一起，以至於許多商團明明是華人為主，卻被叫做倭寇。
在嘉靖二十二年，海盜為禍未酷，而禁海已害人不淺，所以沿海的小民們寧可親寇，不願親官，李彥直的身份是舉人，才從省城來，打交道的不是林希元這樣的官僚鄉紳，就是田大可這樣的高級軍官，所以月港方麵下九流，便都把他當上流社會來看待，聽說他要打擊倭寇，都紛紛避著他，均想：“又來一個沒事惹事的！”
陳羽霆要買糧食船隻，處處碰壁，吳平要打探倭寇消息，人人戒口，整個月港從八十歲的老太婆到四五歲的小孩子，個個都可能是海商、海盜們的眼線。李彥直畢竟是個舉人，在沒欺到自己頭上之前，小民們還不敢動他，卻都盡自己所能，不給他提供糧食、船隻，不給他提供情報，甚至東偷一點東西，西挖一點牆角，搞些小破壞——雖然沒什麼大動作，可是小破壞積累得多了，卻也足以讓陳羽霆焦頭爛額！
李彥直很快就發現情況不對，一時之間卻不知如何解決，這日正與陳羽霆籌謀無計，吳平忽引了一個人來求見。
“是什麼人。”李彥直問。
“是一條有見識的好漢！”吳平說。
吳平的眼界，李彥直是很清楚的，所以聽吳平這麼形容，李彥直便忍不住眉毛揚了揚道：“能被你稱為好漢，那自然要見一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