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俞大猷才攻取新加坡的第二天，張璉和沈門在港口補足了糧食淨水，張璉便號稱要追擊逃走的葡軍，連同沈門出港——他們之所以找這個借口，怕的是若直接說要去攻打婆羅，會受到俞大猷唐舉等人的掣肘。
李彥直命俞大猷、張璉、沈門、唐舉分水陸兩路攻打新加坡，俞大猷雖有節製諸軍的權力，但張璉和沈門在這一帶海域都有獨當一麵的指揮權，在編製上他們並不是俞大猷的直係部屬，新加坡攻下以後，俞大猷對他們的指揮權便告結束。張璉和沈門一邊報訊，同時船隻已開，理由既足，俞大猷便隻好由得他們了。
盧複禮對主帥說：“這次我們驟然封港，番軍幾乎沒有一艘船隻逃出去，張璉他們追什麼追？就算要追，也不用兩部人馬全軍出動——我看他們分明是另有所圖！”
俞大猷卻道：“他們另有所圖，就讓他們圖去吧。這次都督讓我們來取新加坡，如今不已取得了？取得了我們便是立了大功。至於他們另外想圖謀什麼——隻要不是謀反，就由得他們吧。咱們這邊，還有許多善後的事情要做呢。”
當然，他還是給滿剌加方麵發去了加急文書，在書信中說明了張、沈二人的舉動以及他的推測。
張璉和沈門離開新加坡以後也派了小船去滿剌加，向李彥直報告說他們出港以後就發現了“緊急軍情”，目前已朝婆羅趕去了。至於這“緊急軍情”是什麼，文書中就含糊其辭了。這時李彥直人還在滿剌加，他接到兩方麵的戰報後心下了然。
將在外，其行從權，在南海這樣通訊難以保證及時、形勢又一日三變的大戰場上，各路兵馬都必須擁有一定的獨立行動權，若是一舉一動都先請示了最高長官之後才行動反而要誤事。張璉和沈門的行動雖有“先斬後奏”的嫌疑，但和李彥直的整體戰略倒是合拍的，所以非但沒有加一語之責，反而派遣軍隊增援，讓林道乾做他們二人的後勤總管，並追授了張、沈二人在前線的臨機處斷權力。
張璉、沈門肚子裏裝著為自己的心思，做這事都是為了自己，因此行動極其迅捷！
滿剌加和新加坡的易主幾乎發生在同一天，這兩座港城被攻擊前幾無征兆，而且仗一打響，港口便被封鎖，因此官方都來不及將消息傳遞出去，雖有一些“謠傳”隨著逃離的小商船播揚於各處，但張璉和沈門的船隊是在攻取了新加坡之後的第二天就離港，目標明確地直撲婆羅。
飛龍、新加坡與婆羅都是李氏集團故有的“南洋五港”，相互之間關係密切，以前李彥直不在時，張璉、沈門幾乎每半年都要輪流到各港口跑一次，洋流、風向、礁群都了如指掌，船行如風，船隊竟來的比消息還快。
這是一個混亂的大航海時代，在南洋，各派勢力的船式都很雜，商船可以改造為戰船，戰船也常常要負擔起一定的貿易功能，商船、戰船常常難以靠目測迅速區分。
船式的國家風格也很混亂，比如李彥直的艦隊中就有不少西式的海盜船，索薩麾下的葡萄牙海軍也摻有將近四成的福船——為何佛郎機人的船隊裏會有這麼高比例的中國式船隻？原來自李彥直主張開海以來，航海需求旺盛，湧入造船業的人力物力極其龐大，使得閩南、大員、粵東的造船業發展幾乎是三月一小變，一年一大變，發展到近兩年，粵東、閩南與大員這個閩海金三角造出來的福船已與十年前的傳統福船完全不同——這是一種綜合了西洋船式、阿拉伯船式和中國船式眾家之長的新型船式，不但適宜遠洋航運，而且規模化以後造價也變得便宜，因此閩海金三角所產船隻暢銷整個東方世界，便是來到東方的歐洲人也大量地買入。
張璉和沈門的前鋒到達婆羅時，港口方麵還有收到新加坡與滿剌加已被攻取的消息，因是從西麵開來，領航員望見，還以為是滿剌加或新加坡來的補給船隻，，先派人來檢查印信。
沈門見對方有這樣的舉動，便知新加坡方麵的消息未到，心中冷笑，他才從新加坡來，船隊中就有兩艘是在新加坡港內俘虜來的船隻，手頭當然也握有一些搜繳來的印信，這時就派手下拿這些印信去交涉，自稱是從新加坡運了糧食來準備趕往呂宋的。
那領航員見言語對路，就下令開閘放行。
這婆羅沈門不知來過多少回了，熟門熟路，閘門一開，三艘福船就開了進去，忽然瞭望台傳來警戒號令——因為望見了海平線上出現了十幾艘大海船。
領航員朝沈門的這三艘船高叫：“快進來快進來！出現不明船隻，要關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