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慶八年，東方世界出現了一場近五十年來罕見的“豐收的麻煩”。
明朝中期以後，一方麵由於人口急劇膨脹，一方麵由於天災頻繁，饑餓、貧寒等問題一直困擾著大明，直到開海以後，大量的剩餘人口湧向海外，舒緩了大陸本土的人口壓力，而且上百萬移民在雨水充足、土地肥沃的大員、呂宋、婆羅以及東南半島開墾出了上千萬畝良田，難以計數的多餘糧食順著洋流返賣到大陸，昔日諺語雲：“蘇湖熟，天下足”，如今已改成“南洋熟，天下足”。
徐階看到這種情況之後對恰好來北京探訪的兒子徐璠歎息道：“自今往後，李哲的地位便會更加堅牢不拔了。”
徐璠問：“為什麼這麼說？”
徐階沒有怪兒子目光短淺，因為能像他自己一般見微知著，一下子把問題看得這麼深入的人並不多：“如今南洋糧食湧至，雖然於大明有補，但久而久之，天下必會對之產生依賴，既生依賴，則必重視，既然重視，則必屯聚之以重兵，經略之以重臣，重兵重臣日往南洋，則假以年月，南洋必成第二個江東。”
徐璠雖不從政，但也是商界的精英，聽到這裏已經明白過來：“南洋乃是李哲根基所在，南洋日見重，則李哲根基便日見穩，所以父親大人便斷言他的地位將會堅牢不拔。”
徐階微微點頭，徐璠又問：“若是這樣，那麼我們又該如何應對接下來的局勢呢？”他已經動了心思，有意要進一步去討好李彥直了。
不料徐階卻道：“不著急。我和李哲的關係，隻要我不是鐵了心要置他於死地，他便會以師禮相敬。你和他又有兄弟之份，所以不必故意去親近他，相反，還是保持一點距離的好。”
徐璠一點就透，道：“孩兒省得了。”
從李彥直開發大員開始，大陸與海外之間的糧食貿易便已一日頻繁似一日，並從早期的走私發展為公開的、大規模的糧食海運。運河被廢以後，海運的發展速度更是一日千裏。
因應這種大規模的糧食海運，從十幾年前開始，大員和閩南粵東的船廠就已逐步在改善福船，並從中發展出一種專門針對運糧的“大糧船”來。大糧船的特點是用人少，容量大，平穩安全，而且船艙有種種防潮設置，但同時缺點也很明顯，就是轉向笨拙，而且航速也不夠快，完全無法用於戰鬥，是一種必須在安全航線中才能使用的船隻。
靠著數以千計的大糧船，南洋的大米順著季風，從呂宋直接運到泉州、上海、天津，再從這三個港口轉運各地，提供著足以供數百萬生活的糧食。
然而正德八年第一季占城稻熟了以後，糧商們卻煩惱了起來。以往南洋還被中國勢力、歐洲勢力、回回勢力、本土土著勢力切割得七零八落時，出於備戰等需要，糧食消耗甚大。如今泛南海地區基本統一，境內兵事消歇，農事大興，南洋地區的糧食產量達到了曆史頂點，光靠幾十座大大小小港口城市的日常消耗，根本不足以抵消這龐大的產能，所謂穀賤傷農，這次的豐收先傷到的卻是糧商。
他們紛紛驅舟北上，都把希望寄托在大明帝國大陸地區的內需上，偏偏這一年大明各地的收成又都不錯，因此糧食運來了，卻找不到大買家。
這個時候，張居正和陳羽霆一北一南同時建議啟用平準機製，以不甚低的價錢收購糧食，以避免大量糧商破產，累及民生。
朝中曾有大臣反對這樣做，認為那些糧商，破產就破產去，何必動用朝廷銀兩來救，但這言論卻被次輔高拱吹著胡子頂了回去：“真是鼠目寸光之輩！竟然說出這等話來！今年若是讓這些商家大虧，明年還有誰會從南洋運糧北上？這些商家不肯運糧來，那還讓我們派船隻去南洋諸島搬運不成？”
要知靠著商人貿易來達成物資流動，比起靠政府征斂的成本更低，效果更好，這樣的經濟原理，高拱張居正卻也深知。因為利用地方上的價格差，調動商人的積極性以節省官方費用，原是大明固有的手段，百餘年來西北諸邊的糧餉，靠的就是朱元璋利用商人運糧前往西北的舊製，
高拱把那個大臣罵得低頭無語，自此再無人敢說不救市。
這時夏稅已經收起來，太倉正有錢，但張居正為防一次性用錢太多，若把太倉掏空了，萬一再出什麼大事，緩急之際無以應變，便仿市舶司總署的“債押”，發行糧押，凡願意拿現銀者，將糧食賣給政府以後，隻得其值九成五，但若願意領“糧押”者，待秋稅過後再來兌現，可以多得半成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