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市場化變革的曆史性課題，從頭到尾，不過就是那4個字:“放權讓利”。但放權讓利一直在與“擴權爭利”較量，互有勝負，隻打成了平手。說兩者打成了平手，我是有根據的。根據就是改革吃了夾生飯，半途擱淺在半市場上了。什麼叫半市場?半市場就是腳踩兩條船，左手有權力，右手有資本，權力與資本雙管齊下。你常見“一個蘿卜兩頭切，兩頭都是它得”，就是權力資本成了唯一的贏家。一直以來，政府權力越俎代庖，替代市場配置資源，充當著經濟大合唱的總指揮。指揮棒難免出錯，大規模集權的資源也會被大規模錯配。改革的藍圖，原本是用市場配置資源取代政府配置資源。1993年提出建立市場經濟體製，2003年提出突破體製障礙，完善市場體製，都是要政府把看得見的指揮棒移交給那隻“看不見的手”。
改革要改什麼?要改的是“政府經濟特權”和“官商利益共同體的壟斷”(楊小凱語)。然而強化政府、強化國企，弱化市場，弱化民企的趨向，近年來有增無減。突破體製性障礙的改革流產了，體製性障礙成了一堵高大堅實的城牆，城牆內是經濟特權與官商壟斷。你常見進城的農民工下意識地穿一身仿軍警衣服，也常見小貨車風擋玻璃裏擱著一頂大蓋帽。你意識沒有?那就是常被交警罰款、常被城管收攤子的弱者無以自衛，也戴上特權的麵具替自己壯膽的。
總之，在強權麵前，公民維權的抗爭，脆弱得像是與高牆相撞的雞蛋，令人同情。你以為我僅是同情弱者?不是的。我發現在高牆與雞蛋之間，正義常常在弱者一邊。我早就寫過《別以為正義一定在民眾一邊》一文，說正義本應在政府一邊。納稅人養活政府，就是要它替老百姓來主持正義的。本應主持正義的政府，一旦偏袒了一方，跌落到了弱者要自己出來給自己一個說法的地步，這事兒是不是麻煩了?
又不是要保留文物古跡，幹嗎總要修補那一堵人見人厭的體製舊牆?還不如拆解它，打開通向市場的坦途。正如溫家寶所言，政治改革，是保障經濟改革結果不至於得而複失的唯一路徑。鏟除特權，打破壟斷，是走出半市場困境的突破口。諾斯著名的“政府悖論”指出:政府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政府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周其仁則說，“來自政府權力的過界侵犯，構成對中國社會與經濟的最大威脅。”想免於過界侵犯的恐懼，不是你我也學進城農民那樣，弄身製服穿穿，弄頂大蓋帽戴戴，意淫一下特權。也不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考進公務員隊伍，更不是寧當掏糞工也要擠進事業編製，去投靠財政供養。
出於個人趨利避害的本能，上述行為也無須承受苛責。但特權是一塊別人聞著臭、自己吃著香的臭豆腐，每個人趨之若鶩，它不就臭遍大街小巷了?圍剿特權，扭轉擴權爭利的倒退，把它撥正回放權讓利的改革正途上來，需要政治改革。隻有深化政改，用法治取代人治，才能讓政府去做一個守夜人，去做保安，也才能討回自己作為業主的終極主權來。但政治改革難以啟動，難在改革已錯過了最好時機。政府目前已進入曆史上財富最肥厚、利益負載最沉重、割肉補瘡最疼痛的狀態，改革成了自我手術，難不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