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世界格局，人們喜歡用“極”來表達。“極”實際上就是指在國際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的“強國”或“大國”。就20世紀的情況來看，冷戰期間是“兩極格局”；二戰前則是“多極格局”；一戰前也可以算作“兩極格局”，因為是兩大軍事集團對峙。冷戰結束後的格局，至今說法不一。有人認為“一超多強”隻是一個過渡形態。不過，“一超多強”已經存在了10幾年，而且在未來10-20內改變的可能性不大，其存在時間很可能接近或超過人們已經認可的“格局”，所以還是將之看成一個比較穩定的“格局”更為恰當。亨廷頓就認為目前的格局是“單極加多極”，即一個超級大國與多個主要力量並存。 這實際上就是“一超多強”另一種說法。未來的格局將是什麼樣子？在“單極”與“多極”較量中，誰會是最後的贏家？而“多強”中的哪些“強”會成為未來格局中的“極”？對此，戰略家們眾說紛紜，各持一端。
美國新保守派的“單極時代”就是一種說法，不過，並未得到普遍的認同。更多的人認為未來世界是非單極的世界。但是，至於是幾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預測。目前較有影響的有如下幾種說法：
“兩極”說。早在1999年，美國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所所長漢斯·賓尼恩迪克就提出了國際體係有回到兩極的可能性。賓氏首先通過考察國際體係演變的曆史，得出兩極是較為常見的一種國際體係的結論。世界曆史上曾經出現過五種國際體係，即1776-1815年的兩極體係、1815-1856年的多極體係、1856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兩極體係、一戰至二戰的多極體係和二戰至冷戰結束期間的兩極體係。賓氏認為，國際體係的發展有一定的規律性，它既是由大規模衝突催生的，也是由大規模衝突毀滅的；國際體係一般會持續20-30年，而且經曆一個生命周期；曆史上的國際體係起初都是多極，但一旦成型，就具有了兩極性，一戰和二戰前所形成的各種對立的同盟以及冷戰時的兩極結構都是突出的例證。賓氏接著分析了現存國際體係的演變方向。他認為，冷戰結束後形成的新的國際體係基本上重複了曆史上其他國際體係早期的狀況，主要行為體之間的關係變動較大，具有不穩定性。現存國際體係的發展變化主要取決於五類行為體之間關係的變化。這五類行為體是：市場民主國家，這是最主要的行為體，它們的意識形態已經成為全球的樣板；轉型國家，中國、俄羅斯和印度是其中最重要的國家，它們的最終走向將是決定未來國際體係結構狀況的最重要因素，不過它們有望轉向市場民主國家；無賴國家或排外國家，主要有伊拉克、伊朗、朝鮮、利比亞、蘇丹、阿富汗、古巴、塞爾維亞等；失敗國家，包括波斯尼亞、剛果民主共和國、柬埔寨、阿爾及利亞、索馬裏、塔吉克斯坦和海地等；非國家行為體，如跨國公司、恐怖主義組織、國際犯罪集團等。這五類行為體的關係如何演變取決於當今世界的四大趨勢：全球化、民主化、民族分裂主義和武器擴散。四大趨勢對不同的行為體會帶來極為不同的影響。全球化給大多數市場民主國家帶來了前所未有財富，也吸引了轉型國家，但卻有利於跨國犯罪及武器擴散。此外，由於無賴國家趨於拒絕全球化，失敗國家根本沒有獲得全球化的收益並進一步落在後麵，這兩類國家與市場民主國家之間的矛盾趨於尖銳。民主化所產生的效應與全球化相似。民族分裂在市場民主國家帶來普遍的積極效果，但卻在轉型國家導致了武裝衝突。分裂也是失敗國家走向“失敗”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分裂還為跨國犯罪組織及恐怖主義組織提供了新的機會。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使無賴國家以及某些非政府行為體有潛力威脅美國並破壞美國的政策。此外，武器擴散對轉型國家有雙重影響，它們可能會從武器擴散中得到好處，但也受到其威脅。賓氏最後得出結論：世界四大趨勢的作用和影響會使五類行為體進行重新組合，將一些行為體拉到一起，而把另一些行為體分開，最後促進國際政治的極化，導向一種兩極體係。這種兩極體係是由以美國為首的市場民主國家為一方，而以俄羅斯和中國為代表的其他各種行為體聯合成一方。